雅典衛城山下，薩斯夫人經營一家快餐店已經超過3年，近年來小店生意異常冷清。
為此，薩斯夫人推出了新的菜單，並稱之為「危機菜單」，希望能吸引更多的顧客。
面臨這場危機的不僅是薩斯夫人和她的客人們，希臘政府也正在經歷一次大的財政危機。
希臘歐洲與外交政策基金會主席勞卡斯·鄒卡裡斯：
希臘政府的債務規模確實大到納稅人無法支撐的地步。因此，必須要削減，削減的過程是痛苦的，於是就出現了民眾的抗議和罷工。而這些都是一個民主國家需要面對的。
缺錢的政府讓整個國家步履維艱，幾度面臨破產。但希臘並不是唯一陷入窘境的國家。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在過去的200年裡，有大約90個國家和希臘一樣，面臨破產或者曾經破產，其中包括阿根廷、俄羅斯、冰島等國家。
那麼，國家的錢從何而來？為什麼會走到破產的境地？
國家如同一輛馬車，給馬車提供動力的三匹馬是稅收、國債和發行貨幣。
國家可以通過發行貨幣來控制經濟的節奏，或者依靠稅收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國家還能通過借債籌集資金。但是，這3種國家權力都有嚴格的控制範圍和不能跨越的紅線，一旦這3個權力被濫用，就會威脅到國民與政府的關係，這個國家的貨幣就會遭遇信用危機，國家就會面臨破產。
那麼，這三條紅線究竟在哪裡呢？
2011年夏末的一個星期天，意大利佩魯賈麵包店店主夏德娜夫人一家例行的家庭聚餐正在進行。在很多傳統的意大利家庭中，坐在餐桌正中間的母親是家庭的中心，掌管家裡的財政大權。夏德娜夫人說：「我們每月要支付的賬單包含保險費用、電費、燃氣費、電話費、各種水費、清潔道路廢水處理費等。所有費用都有最後的繳納期限，得特別注意這些，要有計劃的分配工資，否則就沒什麼餘錢可花了。」
夏德娜夫人的記賬方式在家庭裡普遍存在，它可以幫助人們更好的安排生活。國家和家庭一樣，也有需要支付的賬單，但是國家的情況更加複雜，稍有不慎就會像希臘一樣陷入混亂。
意大利勞動人民公會聯合會副主席莫裡吉奧·佩裡喬：
現在不僅在意大利，還有希臘、德國、法國等其他國家，危機如此嚴重以致造成混亂，政府推動了對權利的控制。
政府隨意印發紙鈔無異於偷盜行為
2011年8月1日，美國公共事務電視台轉播了一場美國國會眾議院的投票決議，內容是關於是否允許美國聯邦政府提高債務上限，換句話說就是商量是否同意美國政府借更多的錢。
此次投票舉行前的一個月，美國政府的賬面上只有737億美元，這些錢只夠支撐美國政府一個星期的運轉，因為美國政府每個小時的開銷就高達4.35億美元。
一旦缺錢，美國政府就只能關門，這將直接導致數以萬計的政府僱員被迫離職，其中就有來自美國國防部、國稅局等重要部門的僱員，進而影響到政府為人民提供的公共服務。但即使這樣，只要涉及政府花錢，美國政府就需要得到國會的許可。
吳敬璉：
在美國不管是貨幣的發行還是徵稅，或者借債，都要在議會規定的範圍內進行。
最終，這場關於允許美國聯邦政府提高債務上限的議案，以贊成票269張、反對票161張獲得通過。
美國政府終於躲過了這一次的破產危機。美國建國以來，從聯邦政府到州政府，已經發生過800多次破產的情況。
為什麼美國人寧可政府關門，也不願放大政府獲得錢的權力？
2011年8月10日，《貨幣》紀錄片攝制組來到了美國華盛頓的雕版和印刷管理局，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印鈔局，這是一個生產美元的地方。美國雕版和印刷管理局的管制嚴格，攝制組從申請到允許拍攝歷經了6個月的時間，而且還不准許拍攝印鈔局工作人員的面部和胸前的證件。
當前各國貨幣的發行量不再依照國家持有的黃金量來決定，如果此時政府出現缺錢的問題，比如債務危機、財政危機等，理論上所有國家都可以用發行貨幣的方法來解決。但在現代國家中，這樣極端的例子卻極為罕見。
朱寧：
對於全球貨幣體系中的各個國家來講，它們都在通過立法或以凌駕於行政機關之上的法律的手段，來限制各個貨幣主管部門濫發貨幣。
美國的時報廣場位於紐約最繁華的曼哈頓區，遊客們能在時報廣場最直接地感受到美國的繁榮與活力。但就在不遠的一個街區，那裡的牆上安裝著一部巨大的計數器，上面顯示的數據很容易讓人們對美國的繁榮景象產生疑慮。這部計數器就是美國的國債鐘，實時更新著美國的公共債務總額和每個美國家庭所要負擔的債務份額。國債並不需要個人或家庭負責償還，所以普通民眾並不能直接感受到國債帶來的壓力。但如果美國通過發行紙幣來償還這些債務，那麼引發的後果會直接影響到每個人和每個家庭，由此引發的動盪就不是美國政府所能承受得了。
陳志武：
通過印鈔票來減少政府債務負擔的方式，可以很快地轉變成通貨膨脹的壓力，這往往會引發社會的動盪。
2011年8月31日，美國的實時國債總量達到14萬億美元。如果用面值為20美元的紙鈔堆疊，這14萬億美元的體積就相當於27座紐約帝國大廈。
2011年，美國國內流通中的美元紙鈔大約是兩萬億美元。如果通過增加貨幣發行來償還美國債務，美聯儲就要多發行14萬億美元，如果這些貨幣全部進入美國國內市場，那麼美國國內美元的總量就會增加7倍，由此產生的結果就是物價可能會上漲7倍。從漢堡、牛仔褲、手機這些普通日用品的價格到汽車、房屋等大宗商品的價格，還有美國的財政預算都會上漲7倍，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通貨膨脹，從普通民眾到國家政府都會遭受巨大的損失。
劃定貨幣發行的紅線，就是為了保持貨幣的穩定，限制物價上漲。但是，當在客觀現實中面對危機，各國政府都會不由自主地採用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也就是通過行使貨幣發行的權力，來應對國家缺錢的問題。2011年，美國增發貨幣9193億美元，日本增發貨幣31.9萬億日元，中國增發貨幣12.6萬億元人民幣。
馬基雅維利定義了國家的概念
20美元面值的美元紙幣背後的圖案是美國的總統府白宮，決定這張紙價值的是白宮，是總統，是國會，也是法院，所有這些力量都作用到這張貨幣上，貨幣也就成了一個國家信用的物證。
那麼，國家是什麼？國家的權力從何而來？這些權力如何劃定？我們需要到歷史的長河裡去尋找。
位於意大利托斯卡納區的一個村莊，距離托斯卡納區首府佛羅倫薩的路程不到4公里。意大利最負盛名的奇安提酒就出自這個地區。
村莊裡生產的葡萄酒，除了品質，更響亮的是它的名字。它的名字來自於一位500多年前誕生在這個村莊裡的名人，他是文藝復興的先驅，他最早對國家的概念進行了梳理，他就是尼克羅·馬基雅維利。
意大利歷史學家曼福迪·皮科洛米尼：
馬基雅維利是一位人文主義者。人文主義者指的不是今天英語裡的解釋，而是指一個熟知歷史和古典文學的偉大學究和學識淵博的人。馬基雅維利非常熱愛佛羅倫薩，所以將畢生都獻給了佛羅倫薩。
馬基雅維利生活在16世紀的意大利，當時國家沒有統一，佛羅倫薩、威尼斯等城邦林立，內戰不斷。馬基雅維利從29歲開始，在佛羅倫薩共和國當時最高的權力機構裡就職，負責外交和軍政事務。
曼福迪·皮科洛米尼：
法國、西班牙在意大利發動戰爭，由於意大利在政治上未統一，所以易被外國勢力侵入。
馬基雅維利在出使各國時，切身感受到弱國無外交的屈辱，這讓他迫切地嚮往一個統一強盛的國家。然而馬基雅維利還未來得及來實現自己的夢想，佛羅倫薩共和國就已經覆滅。新的統治者最終將馬基雅維利驅逐出了這個他深愛的城市。
馬基雅維利畢生都盼望能用自己的學識報效國家，但仕途坎坷，一直不得志。晚年馬基雅維利回到了他出生的村莊，過著清貧的生活，這時的他潛心撰寫《君主論》，探討國家制度和君主的關係。
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利闡述了這樣的觀點：「不能認識人民的統治者是暴君，將因暴政而亡；不能認識統治者的人民，將永遠是奴隸。」
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的開篇部分，使用了一個意大利語代表「國家」的概念，這也成為其他語言中「國家」這一單詞的雛形。
資中筠：
Country，只是一個鄉土的概念，而不是政治上國家的概念；Nation，是從歐洲戰亂中打出的一個民族國家的概念，按民族劃分；State，是政治統治的概念，在某一個制度下有了一個政權來統治一個國家。
在英語中，有3個單詞可以代表國家的概念，分別是領土、民族和政府。在這3個單詞裡，State是政治意義上的國家，它代表政府，但是政府並不等於國家的全部。所以，現在人們通常說的國家破產，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政府破產。在現代國家中，政府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是人民。政府根據人民的意願制定法律，並且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行使權力，提供公共產品。
吳敬璉：
政府應該管的事情就是提供公共產品。公共產品包括法規、執法、宏觀經濟穩定、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等。
1513年，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完成；1609年，荷蘭獨立，建立了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也是第一個民主國家；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1911年，中國也以辛亥革命為起點，開啟了第一次對建立現代國家的探索。
馬基雅維利確定了國家這輛馬車上承載的主體是政府機構，而拉車的馬匹則是國家運行需要的動力，在當時國家的主要動力來源就是稅收，那麼稅收的紅線是如何被確定的？
沉重的稅賦引發了美國獨立戰爭
從17世紀初開始，歐洲大陸的人們陸續到北美大陸定居。隨之而來的還有歐洲列強，北美大陸成為他們的殖民地。
英國是其中最大的殖民者，他們要求殖民地的居民遵守英國法律，並向英國上繳稅收。
1760年，情況發生了改變。
這一年，英國在爭奪美洲殖民地長達7年的戰爭中獲勝，但是龐大的戰爭開銷，讓英國政府的財政壓力陡然增加。為了減輕英國國內的經濟負擔，英國政府開始大量增加對殖民地的稅收，這一舉措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強烈不滿，讓他們更為不滿的是，他們沒有說「不」的機會和權利。
陳志武：
美國之所以要從英國的殖民統治中獨立，就是因為他們反對英國國王只在當時北美的13個殖民地徵稅，但是這13個繳稅的殖民地在當時的英國議會裡卻沒有任何席位。
在美國，喜歡歷史的人們會組織在一起，再現以往戰爭的場景，借此體驗先輩們的熱血和激情。獨立戰爭是他們最熱衷的主題之一，因為這場戰爭的勝利，在締造了一個國家的同時，也締造了每個公民的權利。
1776年7月4日，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們簽署了《獨立宣言》，他們在《獨立宣言》中聲稱，英國「未經我們的同意便向我們強行徵稅」，人民有權利也有義務去推翻這樣的政府。如此斬釘截鐵的表達，是為了強調個人的權利和政府的關係。《獨立宣言》所代表的這種精神，來源於當時英國最偉大的哲學家約翰·洛克。
約翰·洛克開始起草《政府論》的那一年，距離英國第一部憲法性質的法律《自由大憲章》的誕生已過去400多年，《自由大憲章》確立了任何稅收都需要經過納稅者同意的原則。這部被稱為英國君主立憲制基石的文本，也是約翰·洛克現代政府理論的基礎。
萊昂內爾·巴貝爾：
早在13世紀的時候，英國國王的權力就開始削減，之後在17世紀的內戰中進一步降低。因此，約翰·洛克的成就是有一定基礎的。
荷蘭是約翰·洛克的流亡地，也是他撰寫《政府論》的地方。
享受奔跑的荷蘭人，天生嚮往自由和冒險，這些都是成為優秀商人的要素。在17世紀的荷蘭，商業氛圍充足，人們更相信資本的力量，股份制和金融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因此，荷蘭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適合貨幣生長的土壤。
當時歐洲眾多追求自由的人都嚮往荷蘭，在這裡，約翰·洛克開始總結政治生涯中的體會，繼續完善現代政府理論。
在荷蘭，約翰·洛克依然擔心因為《政府論》而引來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他把書稿藏在親戚家裡，在書信中，他小心地用「梅毒」這種病毒的名字來稱呼自己的書稿。因為他認為當時英國的體制如同這種病毒一樣頑固，容易反覆。幾百年來，《自由大憲章》在英國被反覆顛覆的遭遇，證明《自由大憲章》的藥力尚不足以治癒它。
吳敬璉：
《自由大憲章》從1215年以後，不斷地被國王拋棄，經過鬥爭又重新建立，一直到1688年以後，才正式地把它變成了一個制度，即國王在憲法之下。
1688年12月，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推選了新的君主，確立了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在當時的世界上，國家的更迭主要依靠暴力流血來完成，「打江山，坐江山」是世界範圍內普遍認同的改朝換代的方式，而英國這次革命並沒有通過流血的方式來獲取成功，因此英國人自豪地稱之為「光榮革命」。
光榮革命後第二年，約翰·洛克回到英國，隨後出版了《政府論》，讓人們看清了現代國家的原理，他反覆強調人與政府的契約關係，強調了政府權力的來源，明確了政府權力的有限性。
吳敬璉：
政府作為一個組織社會的工具，必須把它的整個行為約束在一定的規則之下。
約翰·洛克的《政府論》指出，國家的稅收權力來源於人民，所以人民可以使用法律的韁繩，來約束稅收這匹馬的行進速度和方向。
美洲殖民地人民傳承了約翰·洛克的思想，他們開始驅逐英國政府，因為英國政府跨越了稅收權力的紅線，影響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
獨立戰爭十分艱苦，戰爭經費無從籌措。獨立戰爭的起因就是反對英國政府的稅收政策，這決定了從此以後政府的開支都不能靠大規模徵稅來彌補。事實上，從獨立戰爭開始，直到1789年《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生效前，大陸會議一直都沒有徵稅的權力。
不能徵稅就只能發行貨幣和募集債券。但是沒有穩定的稅收，人們不會相信一張紙，不管這張紙的面值是多少，人們也不會願意借錢給政府，因為看不到償還的保證。
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石弘光：
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都是這樣的，沒有稅收來源的國家，就會滅亡。稅收就是如此重要。
美國建國時的首都是費城。1787年，就在費城曾經的州議會大樓裡，各州代表舉行了制憲會議，並通過了《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在這版憲法中有5項條款是關於稅收事項的：「有關稅收的所有法案應在美國國會眾議院中提出，但參議院得以處理其他法案的方式，即以修正案提出建議或表示同意」。
在這個因為抗稅而建立的國家，徵稅的權力被認為是事關毀滅的權力，如果被濫用，失去的不僅是國家的信用和人民的福祉，更有可能導致政權的更迭。在世界其他國家追求現代化的道路上，各國都在憲法中明確了對國家稅收權力的約束。其中，日本戰後稅收民主化進程的加速就是由美國人主導的。
增稅在民主國家永遠是敏感話題
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大地震。經過3個多月的統計，日本政府公佈地震造成的損失高達1.36萬億人民幣。為了重建，日本政府希望能夠通過增稅來籌集資金。
今古賢二作為全日本教職員組合的書記長，強烈抗議日本政府為籌集災後重建資金而採取的增加稅收、削減教職員工工資的措施。今古賢二說：「日本政府的措施，我們是很反對的，現在也在進行進一步的努力。首先，這10年來教職工和公務員的生活水平已經在不斷下降，這一方案會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壓力。其次，政府出台這一方案並沒有充足的依據。」
增稅在民主國家永遠是敏感話題，即使增稅的目的顯得非常必要，也不能減少人民的牴觸情緒，畢竟稅收的錢來自人民的口袋。今古賢二說：「下調公務員工資的影響比較大，這不僅關乎我們的生活，而且涉及方方面面，因此遊行的人才這麼多。」
日本人對稅收的敏感性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產生的。那時，美國積極參與了日本的重建，為了徹底摒棄日本軍國主義滋生的土壤，美國人毫不客氣地否決了日本臨時政府用一年時間起草出來的憲法，強制推行美國的民主，其中的重點就是作為現代國家標誌的稅收民主化，即徵稅需要得到人民的同意。
石弘光：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了，那時日本的經濟一團糟，國家的情況很糟糕，稅制也很糟糕。美國的盟軍總部派出了訪問團，那是日本稅制改革的起點，是基於美國的民主。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輸了就是可恥的」，這是對武士道精神的簡單概括。當面對美國推行稅收民主化的強力舉措時，日本就像面對對決中比自己強大的對手，試圖以自己的方式抗爭，但最終日本還是以倔強的姿態屈服了。
根據日本戰後公佈的《日本國憲法》，稅收需要國會根據人民的意願來確定。所以，日本政府出於災後重建的需要提出增稅的要求，也被國民反覆討論。
石弘光：
關於增稅，日本國民會詢問，徵收的稅款怎麼使用？會不會被浪費了？是用來提高公務員的工資，還是用來擴建辦公機構？政治家們怎麼用這些稅收？大家關注的是這些方面。
稅收的適度與公平，以及稅款使用的透明與公正，是國家在行使稅收權力時不應跨越的紅線。
世界各國的稅收水平因為各國經濟狀況、使用目的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較大差別。按照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計算，北歐的挪威、瑞典等國家通常為40%以上，用以維持較高水平的社會福利體系；2011年，希臘為33.5%，美國為26.9%，日本為28.3%，中國為17%。
現代國家中，稅收是權力的成本。徵收多少稅，實際上反映的是如何處理國富和民富的關係，考驗的是政府的執政能力和國家的文明水平，決定了政府的質量和人民的福祉。隨著社會的發展，其中包括福利制度的發展，國家財政支出的壓力會越來越大，稅收「這匹馬」所承擔的壓力也將被越來越多地分散到國債「這匹馬」的身上。
窮政府，富政府
「香腸」是一條雅典的流浪犬，它曾經入選過《時代》週刊的年度評選，它入選的理由是它的愛好—遊行。因為這兩年遊行似乎變成了希臘人生活的一部分，僅在2010年，希臘就有將近800次的遊行。
一個昔日文明的發源地，一個旅遊業和航運業發達的國家，一個國人享受高福利的社會，一個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40多位的國家，如何陷入這般境地？
希臘財政部部長、雅典大學教授揚尼斯·斯托納拉斯：
希臘是無法發行貨幣的，政府的收入來自稅收。當政府的收入無法支撐巨額支出時，就出現了赤字，為了降低赤字，就需要借款。但在某個時刻，人們突然，發現希臘債務太多、債台高築，因此資金渠道中斷，希臘無法再借款，這就是2009年發生的情況。
無法繼續舉債借款，無法發行更多的貨幣，也無法增加稅收，三駕馬車同時停頓了下來，現在的希臘只有一條出路就是減少開支。但是減少開支的代價，讓很多希臘人尤其是政府僱員無法承擔。
伊萊斯·維雷塔科斯是希臘流行大軍中的一員。他作為希臘公務員工會的副主席，為反對政府裁減公務員而組織的遊行忙碌了很多天，所有的辛苦都是為了傳達一種聲音：「為了不被辭退而鬥爭！為了工作穩定而鬥爭！政府的舉措不是在拯救希臘，而是在針對工人階級！」
然而，遊行隊伍聲嘶力竭的吶喊，在龐大的希臘國債數量面前依然顯得單薄、無力。希臘經濟在歐元區經濟總量中所佔比重不足3%，根據債務總量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希臘債務總量在2001年加入歐元區後開始明顯增加。這一年也是希臘政府擴張的開始。
揚尼斯·斯托納拉斯：
（加入歐元區）主要的消極變化就是政府的擴張，即公務員數目以及公共領域職員數目的增長，其帶來的工資增長遠遠大於通脹率和公共領域生產力的增長。
除了龐大的政府，希臘福利體系多年的超負荷運作，也是希臘危機發展到現在的重要原因。
勞卡斯·鄒卡裡斯：
希臘的社會福利體系不僅「大方」，而且可以說是一種浪費。男性到52歲就可以退休了，女性到48歲就可以退休了。因此，這不是社會福利，這是一種浪費。
希臘福利系統的超負荷運作，很多時候是因為福利被政治家當成吸引選票的籌碼，而不是量力而為。
揚尼斯·斯托納拉斯：
在一個民主國家中，政治家是要為錯誤負責的，而那些選他們的人也是有責任的。因此，這是所有人的一種集體責任。
抗議遊行的人群並沒有影響小販們做生意的熱情，對小販們來說，賺錢要比抗議更可靠。類似希臘公務員工會遊行這樣一天兩次的遊行還會繼續，因為此時還沒有人能看清希臘的未來。
大多數國家為了應對開支，都要借債。2011年，希臘的國債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60%，但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相比較來看，並不是最高的，日本的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30%，同樣身陷危機的意大利的債務占120%，葡萄牙的債務占107%，而美國的債務也佔到了103%，德國的債務占92%，中國的債務占25%。
國債不同於稅收和貨幣發行，制約國債發行的紅線更不容易量化。當前，各國經濟狀況、法律體系和社會制度等因素的差異，決定了不同國家能夠承擔的國債總量的差異。國家在制定自己的國債發行政策時量體裁衣、量力而行，都可以幫助減少跨越紅線的可能性。發行國債是今天政府的作為，是用人民的福祉、國家的信用和未來作擔保的，也可以說是今天的人們在消費子孫的錢，所以必須慎之又慎。
1215年，英國的《自由大憲章》最早明確了稅收的紅線，增稅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1787年，《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一條第八節規定，聯邦財政部每次借債，都需要獲得國會的授權；1844年，《英格蘭銀行法》規定，銀行發行的貨幣必須以金庫中實際的金銀數量為保證。三條紅線從各自的起點出發，在貨幣的時空畫出自己的軌跡，持續地影響著國家的進程。
人類曾經使用含金量來衡量貨幣的質量。而今，衡量國家貨幣質量的因素更為多樣和複雜。其中，每一條權力的紅線是否被跨越，都會直接影響貨幣的質量，繼而影響到發行這種貨幣的國家的命運。
現代國家是為了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務而建立的，國家能獲得多少錢應該取決於公共服務的需要。過度稅收直接影響人們的生活水平，超量國債透支國家的未來，過量發行貨幣則將人們的財富兌水。而且，三種方式需要相互協調，任何一種方式的失衡，都會使另外兩種方式承擔巨大的壓力。這三條紅線如何不被跨越，一直是現代國家誕生以來的重大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