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寧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教授
尊重個人財富和平等的觀念促成了美國經濟的繁榮
在眾多國家中，之所以只有美國對資本或財富沒有過太多的爭執，主要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第一，文化傳承上的積澱不太多。美國作為一個新大陸、一個探險家的樂園，可能不受傳統的歐洲大陸的文化或者價值體系的影響，所以對於資本、財富的追求可能更強烈一些。第二，美國自創始之初，一直都充滿著強烈的個人主義精神。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每個人在財務上、經濟上獨立或自主。每一個個體對於財務和金融上的獨立性都有強烈的追求，有時甚至會超過傳統社會、倫理強加的價值觀。也正因為如此，美國的價值觀才更多地強調資本、個人、財富，和傳統的歐洲大陸不一樣。
美國人的這種觀念其實跟15世紀的歐洲社會改革也有一定的關係。無論從精神文化方面，還是從宗教層面，15世紀的歐洲居民開始越來越多地尊重財富，渴望財富。在這個大背景下，美國發生的價值變遷，也反映了歐洲傳統社會的變遷。在這個階段，重商主義開始逐漸發展，雖然可能還處於一個萌芽階段，但是經過一兩百年的不斷發展，出現一系列金融改革和規制，不斷推動遠洋貿易的融資。
美國從它創建之初，無論是與宗主國之間的戰爭，還是和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的關係，基礎都是經濟和貿易的往來。這其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場經濟以及市場規律。這一點和原來英國或者歐洲大陸以皇室為主的價值體系不同。在美國人生而平等，他們的歷史上沒有皇權，也沒有國王。在當時一個基礎設施還比較不發達的社會，人民都要通過自己的勞動和誠信，以及和別人的交往增長自己的財富和能力。
美國建國之初的財務體系以及軍隊和國家的關係反映了有產者如何平衡國家與國民的關係。美國的幸運之處在於擁有這樣一群瞭解市場的人，他們為今後國家的發展設定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框架。
貨幣化的背後必須有強大的法律體系作支撐
在過去二三十年有很多法律方面的研究，使各界對於法律、產權保護更加尊重。在執法力度較強的國家，無論是從經濟發展的速度，還是從整個資本市場或者金融體系發展的力度，和那些對於法律不夠尊重的國家相比，都有比較明顯的優勢。
而中國則對整個法律和金融體系提出了一個巨大的挑戰。中國在過去的30年，正好往另外一個方向發展，就是在一個相對疏鬆、寬泛的範圍體系，在相對比較弱的執法力度下，取得了經濟和資本市場的高速發展。
這一點有矛盾的方面，也有可以調和的方面。矛盾的地方在於，很多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是在產權相對比較明晰的環境下發展的。如果產權明晰而法律不明晰，就會導致很多交易難以完成，或者難以得到長久的執行。這會影響一個國家或者社會的經濟發展。
中國的情況很特殊，在經濟發展初期時，對產權的界定相對比較模糊。無論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還是從集體所有制向個人所有制的轉型，這裡面有很多財富其實都是通過產權的界定和劃分，逐漸地融入到市場經濟體系中。國內資本市場存在很多痼疾，很大程度上不是資本市場或者監管部門可以控制的，更多的是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和法律的基本構建問題。
中國這方面的局限性在於，法律和行政之間的界限非常不明確，有很多行政機關以法律的名義創設出很多規章制度，和整個法律體系並不一致。另外，行政體系的力量遠遠大於立法和司法體系的力量，所以，權力分配需要有所調整，失衡的狀況才能扭轉。
正因為有了市場經濟的理念，有了對貨幣和財富的追求，公眾對於信息披露、對於公平、公正、公開的嚮往也特別迫切。
在這種前提下，如果一個政府官員成為上市公司高管，就可能會導致他受到的約束和監督力度更大。從這個角度講，商品經濟和資本市場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對社會的法律、政治法律、民主機構有推動和促進作用。
財富追求與道德追求如何平衡？
貨幣經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性中基本的對於自我利益的保護，這同人們對某些方面的追求一樣，都是與生俱來的，所以要尊重它。
在貨幣經濟、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很多西方社會也意識到，必須要有更高層次、精神層面和倫理層面的價值觀，可以更好地維繫人與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社會與社會之間，更長期、穩定的關係。
除了對貨幣的追求以外，人還有一種很基本的社會性追求，他們希望有一個穩定、關愛、平等的社會，一旦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每一個人都會有基本的道德追求。只有在社會的倫理和道德方面有更高層次的追求和滿足，才能成為一個成熟的社會。
日本的貨幣文化和法律體系走在整個亞洲之先
日本的崛起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它特定的民族性決定的。他們做事情很認真，對於既定目標的追求非常強烈。另一方面，日本具有非常強的學習能力。當時西方的船堅炮利打開了日本口岸，強迫日本人學習西方各種各樣的制度，在這方面它走在了其他亞洲國家的先列。
日本不但學習了民主憲政制度，也借鑒了西方的整個工業化體系。但在學習的同時，日本並沒有丟棄傳統的價值和文化，而是保留得比後來的中國還要完整。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在東京、在大阪這些通訊口岸，日本對於貿易和財富的追求，包括如何通過貿易金融達到財富的創造和轉移，走在了整個亞洲之先。
日本這個民族，和其他東方民族相比，有一個更開放的心態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島國環境的影響，它面對黃土文明和藍色海洋文明的衝突，使它更有機動性，可以接受國際市場上更先進的文明和社會體系，這也是它可以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在過去30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大家對於財富的觀念自然就會扭轉。雖然在歐洲還比較強調對原來的貴族體系或者社會層級體系的尊重，但在日本，尤其是城市地區，民眾對於個人靠自己的能力獲得財富，並獲得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則越來越尊重，這體現了經濟價值發展之後對人的尊重和人性的釋放。這點也推動了日本經濟的發展。
任何一個金融中心的成立和衰退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其自身的原因，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某個階段，對於金融自然就產生強烈的需求。另一個方面，日本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實施的法律體系和大陸法律體系接軌。同時，日本人重視和西方行為方式的對接。中國的香港、亞洲的新加坡之所以能在一個較小的經濟體基礎上，成立金融中心，跟法律體系的健全也有非常密切的聯繫。
最後，每個金融中心的成立，一定伴隨著來自不同領域企業的匯聚。所以一旦日本成為當時全亞洲經濟的領頭羊，形成在整個亞洲地區有影響力的中心，就會有資源向它的地方逐漸轉移。
在過去的兩三年裡，尤其在日本發生海嘯和核電事故以後，越來越多的國際企業，紛紛把他們在亞洲或者亞太地區的總部，從東京轉移到中國香港或者新加坡。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雖然中國是今後最有活力、最有潛力的經濟體之一，但是企業在考慮業務中心或者業務總部的具體地點時，還是不會優先選擇中國。企業可能會優先考慮那些無論是法律、文化，還是語言，都和曾經的本土國家更接近的國家或地區，比如與英美的法律體系更近的是中國香港和新加坡。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想要把任何城市打造成金融中心，就有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即如何在各自轄區之內創建一個海外投資者所認同的法律體系。因為只有創立一個普遍的法律體系，才能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金融中心。
歐洲債務危機的緣起與波及面
歐洲各國雖然遭受主權債務危機，但是各國國民生活還比較富足，很多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或者人均收入是中國的幾倍，甚至十幾倍。從這個角度進，歐洲雖然經歷了危機，但民生仍然相對比較富足、優越。
在西方比較發達的國家裡，國家的財富和人民的財富有一個比較清晰的劃分。中國是國富民窮，老百姓辛辛苦苦掙了一年錢，交稅都到了政府手裡；西方很多國家由於原來對於皇權和國家權力有限制，所以很多國家都出現民富而國窮的情況，老百姓豐衣足食，但是國家的財政狀況比較嚴峻。
歐洲所出現的主權債務危機，很大程度上和2007年、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有緊密的聯繫。歐洲各國當時為了救助本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受到很大衝擊的金融機構，就把很多金融機構國有化。於是就把本來民間機構所背負的債務，背負到了整個國家的身上。
一個金融機構可以通過交易和業務來獲得收入，它的收入也可能會隨著整個經濟的發展高速地上升。而一個主權國家，它主要的財政收入來自於稅收。歐洲的經濟，除了在過去十多年，隨著全球的房地產泡沫獲得一個比較大的增長之外，其本身的經濟增長力度相對比較疲軟。
這些主權國家在財政收入方面沒有很明顯的提升，才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本質原因。很多金融機構原來就有資不抵債的情況，由於歐洲主權國家承擔了它們的債務，所以這些國家也不得不面臨類似資不抵債或者現金流不足的情況。這也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一個最核心原因。很多國家沒有足夠的能力，尤其是經濟出現下滑之後，去承擔在金融危機時接手的債務。
隨著這些金融機構的業務拓展，整個金融網絡全球化、一體化已經變成是一個全球的現象，很多歐洲主權國家的債務，都已經被全球各個金融機構廣泛持有。
當初之所以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就是因為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將房地產債券變成金融證券化機構持有。現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變成一個全球化的現象，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
無論是在非洲的某個主權國家的中央銀行，或者在南美的某個大型資產負債機構，都可能持有希臘、意大利、葡萄牙所發行的各種不同信用評級的主權債務。一旦歐洲出現違約，或者歐洲的債務出現重組，抑或者歐元解體，那麼很多全球金融機構原認為在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上比較安全的資產，就會變得沒有任何價值，就會導致出現很大的危機。
金融機構一旦出現危機，會對他們所處的各個國家的經濟，或者地區經濟產生很負面的影響。所以，雖然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只在歐洲本土發生，但是它的影響範圍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已經瀰漫到了整個全球經濟的各個角落。
未來的貨幣格局可能是一體化的全球貨幣體系
貨幣的誕生是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然選擇。它反映了人們對於貨幣的基本需求。除了經濟層面的需求之外，人還有很多社會或價值層面的追求，以及對於自由和平穩的追求。
然而，沒有完全的平等，也沒有完全的自由。所有的自由和平等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或價值保證體系之上。自由必須有一個不可或缺的根基，即商品經濟，或者叫貨幣體系。從這個角度講，無論人們對於自由的追求達到哪一層面，都不可能擺脫對於經濟基礎的依存。
世界格局，尤其是世界貨幣體系格局，肯定會在今後一段時間發生改變。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就是，在19世紀末，美國經濟已經超過了英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美元才逐漸超越英鎊，成為全球的主導貨幣。
在今後一段時間，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經濟體系和金融一體化的不斷完善，人民幣肯定會在全球貨幣體系裡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民幣會取代美元、歐元、日元，成為一種最主要的貨幣。
所以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每一個貨幣體系的演變，都反映了當時經濟體系的發展，兩者是不可割裂的。瑞士雖然國家不大，但是其貨幣瑞士法郎也會成為一種很重要的儲備貨幣，反映了一個社會在某一個時期對於政治上的卓越性的追求。
無論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夠發展到何種程度，它的貨幣都能反映某一種不同的經濟發展趨勢，甚至是社會發展趨勢。美元就是經歷了半個世紀左右的發展得到全世界投資者的信任，成為一種主導貨幣的。
這是一個發展和變化的必然趨勢，而且這個趨勢肯定最後會走向一個全球一體化的貨幣體系的建立。雖然進程肯定非常漫長，中間會有各種各樣的波折，但是無論從交易的便利性來講，從整個貨幣的儲備公正性來講，還是從國際貨幣政治體系越來越向多元化、穩定化發展的角度來講，一體化的全球貨幣體系，包括最後建立一種超國別的一體化體系，可能是整個國際貨幣體系最終的發展方向。
經濟體系與貨幣體系密不可分
歐元在過去十幾年的發展，為整個貨幣體系，包括整個人類的經濟體系，在今後的長期發展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探索和借鑒過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獲得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機會，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歐盟的成立、歐洲經濟區的建立、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
這給亞洲地區帶來一個非常重要的提示，就是經濟體系和貨幣體系兩者是密不可分的，其中一個體系的發展會推動或者帶動另外一個體系的發展。歐元區的經驗值得其他國家來參考。
隨著歐元的推出，整個歐洲資本市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長足發展。原來只在歐洲被認同的金融機構逐漸為國際投資者所喜聞樂見、津津樂道。隨著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可以看到各個國家本身的金融市場都發揮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歐洲現在有兩大交易所，一個從事證券、股票的交易，一個從事大宗生產交易。
從各個國家擁有一個交易所，變成整個歐洲大陸擁有一個或者兩個交易所，無論是從交易所的效率，以及和其他國家、體系之間的不同競爭態勢，還是對於本地經濟的整體推動，都給亞洲各個經濟體，包括美洲的部分經濟體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鑒作用。一旦能夠很大程度地釋放金融或者貨幣，就能夠對經濟產生推動作用，也因此會獲得一個長足的發展，這對全球體系的進一步發展和演進提供了正面的經驗和很好的具體操控方式。
這次的教訓是，歐元危機，包括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反映了任何一種貨幣，或者貨幣體系的發展，都必須在每一個地區內處理好三個層面的矛盾。第一，核心國家和非核心國家的矛盾。比如德國和法國，與其他經濟欠發達國家的矛盾。第二，核心國家之間的矛盾。比如法國和德國之間的矛盾。第三，在國家內部，政府和選民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大眾的政治和少數的經營政治之間的矛盾。歐元區是一個探索，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很多層面上政治領袖或者精神領袖在理念上可能已經走在了社會發展的前沿，但是他們沒有能夠很好地協調自己的政黨和選民之間的關係，以及和其他國家的關係。
希臘債務危機對歐元與歐元區的影響
希臘的主權債務危機之所以能夠發展到今天，爆發成為一個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不是金融體系出了問題，而是國家的政治體系存在問題。
為什麼希臘能夠擁有一個龐大的公務員體系，給公務員，甚至其他的社會公眾，提供這樣一個具有吸引力的退休社會福利保險體系？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希臘的政治家或者政治首領們，在爭取政治上的勝利的同時，沒有考慮到財政在中長期的可持續性。
他們開了很多空頭支票，最後發現自己國家的財政不能夠支持這種狀況。所以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面，希臘的危機，包括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可能在中長期都很難有一個非常好的解決方式。要想解決債務危機，很大程度上就必須要削減債務。而一旦削減債務，就會影響到本國國民的生活水平，或者是影響到本國一段時間的經濟發展速度。
所以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希臘的狀況最嚴重，其焦點無外乎就是削減債務和刺激經濟之間的平衡。由於債務已經非常高了，還債的成本無論是利息還是本金都非常高，所以沒有給各國政府留下太多的可操作空間。整個歐洲和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它們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相對有些脫節。
為什麼希臘留在歐元區會對歐元有很大的影響？大家提出了很多對於歐元作為一個統一貨幣體系，是不是可以繼續存在下去的猜測。可能有這樣兩種情況。第一，希臘狀況不斷惡化，可能第一個退出歐元區，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歐元區有提振和穩定的作用。但是，在希臘提出之後，下一個國家可能就輪到西班牙。西班牙國家的收益率大幅度上揚，很多國際投資者都開始懷疑，一旦希臘退出歐元區，西班牙是不是還能東山再起。如果希臘不能在歐元區之內，下一個很可能是葡萄牙或者意大利退出。一旦這幾個國家退出，歐元就可能不成其為歐元了，這是一種情景。
還有一種可能性比較小，但是有可能衝擊性更大，就是德國不願意再留在歐元區裡。在短期內，德國保留在歐元區之內，對於德國本國經濟來講，帶來的更多是責任和投入，而不是收益。一旦德國決定退出歐元區，那麼歐元區將會受到沉重的衝擊，因為現在歐元區都是由德國一個國家的財政來支撐。
這兩種情況，無論哪一種出現，都會對歐元作為一種統一的一體化歐洲貨幣，帶來非常嚴重的影響。
一國貨幣的投資價值取決於該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水平
任何一種貨幣在全球貨幣體系裡，都會有它吸引投資者的地方，也有不吸引投資者的地方。對於很多主要的貨幣而言，很多投資者主要看重貨幣的三個方面。
第一，貨幣所在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發展前景。一個國家主要的財政收入取決於國家或者地區經濟發展的水平，越發達的經濟，可能財政收入就越穩定，越有保證。所以很多投資者在考慮一種貨幣是否具有投資價值的時候，首先會考慮這個國家的經濟是不是有前景。
第二，投資者往往會考慮所投資或者持有的貨幣，是不是能起到保值、增值的作用。這一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通貨膨脹水平。所以，各個國家的央行，包括歐洲中央銀行，都會把控制通貨膨脹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部分。
第三，投資者關注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整個財務健康水平。雖然一個國家有能力把很多財富從民間收集到國家，但投資者除了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通貨膨脹水平之外，還會關注這個國家和地區的財政健康狀況。也就是在財政獲得了之後，這個國家是不是能夠明智、正確地運用這些財政收入，把它們用在那些更可以支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方向上。正是出於這一點的考慮，現在很多國際投資者對於歐元區或者希臘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認為雖然這些國家有經濟增長的能力，但是他們並沒有把財政收入用到一個可以讓投資者信服或者放心的方向上。這一點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文化和社會價值的問題。
建立控制貨幣和通貨膨脹的有效機制
在全球貨幣體系中，各個國家的貨幣發行量一直是一個重要而敏感的話題。有兩個方面的約束。一方面是比較隱性的約束，即一個國家在濫發貨幣之後，自然會引發國內的惡性通貨膨脹，導致自己本國貨幣對外幣的貶值，給對外貿帶來負面的影響，所以這是從自然經濟規律來講的隱性的約束條件。另一方面，各個國家往往認識到除了這種隱性的長期約束機制之外，可能這些約束機制不足以防止或者阻止國家集體、中央銀行強烈的印發貨幣化解自己的債務負擔或者解決自己社會問題的動機。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各個國家都要通過立法的形式，限制各個貨幣主管當局亂髮貨幣。美國在這方面分成兩個比較重要的機構，一個是美國聯邦儲局，即美國的中央銀行，一個是美國財政部。兩者在貨幣政策制定和實行方面，都必須嚴格地向國會匯報，而不是政府。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連續性和超政治性，也保證了貨幣的發行或者財政的增加，都必須得到由國會所代表的全體國民意志的認同。
2011年就曾經出現過必須要大規模上調預算的最高上線的情況，否則美國政府就不能正常運行。這一點很好地反映了，在關係到整個美國政府是否能夠繼續運行這麼重要的問題上，美國國會雖然有它的政治考慮，但是仍然是對於整個貨幣發行和財政健康，具有最終話語權的立法單位。所以它反映了美國財政政策的超政治性和超政黨性。
貨幣之所以能夠被各種文化、不同種族的人所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帶給了人類一個非常需要的元素—信任。我們為什麼到了別的國家不能接受他們的紙幣，而從海外來的朋友們，也不能接受國內的人民幣，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各種不同的貨幣，帶給人類不同程度的信任。
貨幣與銀行的信用要靠法律體系來維護
貨幣化首先要具有獨特性。無論是原來的貝殼，還是鑽石，都是相對比較稀缺的，而且大家又比較喜歡持有。
其次，貨幣帶有非常強的社會性。貨幣可以帶給人安全的感覺，這種安全的感覺是同貨幣背後的財富及其所能支配的資源、完成的任務聯繫在一起的。
貨幣給了每一個持有人，一種對於社會和其他人相互之間接觸的能力或者能量。這種能力或能量導致各個國家、社會、種族都會不約而同地對貨幣產生很強烈的需求和追求。
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銀行最大的作用，就在於把信用體繫帶到了人類社會。原來無論是存款、借款，還是對一個公司的瞭解，每一個個體都很難非常盡職地把這個工作做好。銀行正是充當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中介，不但幫助方方面面的人作了必要的調查，也作了時間上和地域上的區分。這些不確定性和缺乏信任的問題，都通過銀行得到一個很好的解決。
一旦跟銀行打交道，那麼對於銀行把錢放貸給誰，是可以信任的。這種信任的增長和信任體制的推出，是銀行對於整個人類經濟體系的發展作出的一個巨大的貢獻。
銀行體系很大程度上就是信用體系，講到信用就必須講到法律。中國在明清時期都出現了比較基礎的金融機構，之所以他們沒有發展成大規模的、成熟的銀行體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制於司法體系的落後和缺乏行政體系的支持。所以如果要更好地發展銀行體系，必須要保證法律體系能夠正常地運行。
不論在哪個朝代，一個銀行體系要想真正發揮作用，必須保持獨立性，要獨立於社會的權力機關。只有依賴於一個獨立的法律體系才有可能保障自己的價值和貢獻，並反映到自己的業務之中。
銀行體系要想非常有效地發揮作用，就必須處理好它和權力之間的關係。只有一個不屈從於權力的銀行體系，才有可能把自己真正要反映的信用體系、價值和功用，更好地反饋到社會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