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王巍
歐元的出現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歐元區各個國家由於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每個國家都希望自己可以主導本國經濟，甚至出現了歐元崩盤的可能性。看到歐元的今天就會想起2000年前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當時七八個國家使用不同的貨幣，在秦朝統一貨幣之前各國也曾嘗試共同融通匯兌，然而它們討論很久仍然徒勞無果。秦始皇當政第一件事就是廢除各地的貨幣，用強制手段來推行「秦五銖」，不久「秦五銖」也遭遇了崩盤，後來由漢朝形成更強大的貨幣，完成了貨幣的統一。
從這段歷史來看，今天的貨幣跟當年是一樣的，最終還是要靠政府的強制力來推行。政府更傾向於通過貨幣這種工具來控制整個經濟總量和它的流動性，即貨幣價值的問題。
今天，歐盟應允許新興國家的貨幣加入全球貨幣體系，打破目前的對標兩元結構，即美元和歐元的對標。這樣可以共同再造一個新的全球貨幣體系。
不可否認的是，由於歐元區國家對自己本國貨幣的放棄，使歐元得以出現，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10年前，美國經濟經過上一輪衰退之後出現了強勁增長，出現了大規模的全球併購風，幾乎都是美國公司主導，包括波音與麥道合併，奔馳與克萊斯勒合併等。這無疑增加了與歐洲競爭的砝碼。
而歐元的出現，則大大提升了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形成了能與美國抗衡的獨立的經濟板塊。同時，歐元也大大降低了歐元區各國交易成本，是一次歐洲大陸開放和改革的機會。因為歐元的產生，歐盟各國都要開放自己的貨幣市場，同時要改變國內的經濟制度和市場制度。所以歐元的出現也是歐洲大陸改革開放的機會。
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歐元都出現在歐洲，三者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歷史角度來看，應該說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使得歐洲迅速從農業經濟進入製造業經濟，形成一個獨立的空間。現在在出現服務產業之後，歐元的出現就可能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形成新的交易平台。
貨幣是我們的朋友，是經濟的潤滑劑
貨幣的三大基本職能—交易手段、保值形式、計價工具都是通過市場交易形成的，必須在市場交易中才能起到保值、計價、儲存的作用。在西方，由於始終沒有形成強大的政治權力，因此各個國家只能通過交易試圖進行統治，這樣他們就形成了貨幣崇拜，每種貨幣都要印上帝王頭像，帝王通過貨幣來推廣自己的形象。在中國恰恰相反，因為中國從一開始就是農經經濟，在這種經濟下，爭搶權力、集體耕作、組織能力永遠高於一切，所以中國的貨幣化程度從來就很低。
從古至今，貨幣在中國從來沒有獲得過精神上的認可，僅僅是作為一個工具，一個器用，從來沒有上升到制度層面上，也沒有意識到它是經濟發展中必要的潤滑劑。貨幣其實是一個社會經濟制度發展中必不可缺的工具，而且是市場經濟的靈魂，而我們始終沒有認清這一點。
馬克思主義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最迅速的時期形成的，馬克思看到了資本和貨幣的力量，看到它們如何打破了原來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的生活態度。但他知道核心是解決資本問題。所以我們要認識到，今天的社會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已經不可避免地被外化到貨幣上—用貨幣來衡量和解釋這個社會。
中國的很多企業家和市民不瞭解貨幣，由於無知，會敵視貨幣甚至製造陰謀論，這是與現代化觀念背道而馳的。貨幣是我們的朋友，而不是敵人。
當今的中國社會有太多的文化教化，所以我們習慣於製造高標準，不習慣於找底線，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現在不談貨幣是什麼，卻談權貴，要消除權貴主義。所有人對權貴都懷有強烈的憎恨與不滿情緒，但是到底什麼叫權貴？權貴本身是中性詞。如果瞭解金融知識，就會知道利用貨幣手段調動社會資源產生更大的效益，形成影響力，這也是一種權貴。把權貴這個詞道德化並泛泛批評是有失偏頗的。
中國金融制度的創新與商人文化的形成
在中國，士農工商中的商人總是排在最後，因為中國長期以來帝王的力量最大，在這種情況下，帝王自上而下分配利益。這不是一個交易的過程，沒有互相之間的討價還價。這種模式下，商人的能力非常有限，處在社會最底層。現如今，藉著中國大發展的契機，商人有了施展拳腳的機會。今天是有可能形成交易經濟的大發展時代。相應地，我們需要調整中國的商人文化，創新中國的金融制度。
一個制度的發展過程需要時間，需要包容，有些做法不應當在當下作太多嚴格的判斷。中國現在是一個崛起大國，受到全世界的關注，按溫家寶總理的話講是擔當的大國，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會引來世界的關注。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溫州民間金融就不斷受到打擊，但打了30年，從2億到8000億，規模反而越來越大。所以對溫州的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是把溫州作為典型，而且明確溫州的經驗可以全國推廣。
銀行商業化也是同樣的道理。100多年前的大清銀行就是由官方操辦，之前的錢莊和票號都是初級信貸銀行，本來是可以發展成現代銀行的，但是兩個原因導致它們沒有發展起來。一是官僚資本的壓迫，政府大規模地建立銀行，強制性把主要功能納入在裡面；另外一方面，外資銀行的進入受到中國政府的扶植，它們希望靠外資銀行來幫助籌集戰爭賠款。這兩方面的因素導致票號沒能繼續發展，不得不說是中國金融界的一大憾事。
通貨膨脹是政府對社會各階層財富的掠奪
在通貨膨脹這個詞中，嚴格來說膨脹是核心。貨幣作為交易手段，要和整個經濟規模相匹配，這是貨幣理論最核心的部分。如果貨幣發展過快，遠遠超出了正常所需，那就是通貨膨脹。如果政府有意給貨幣注水，那就是惡性通貨膨脹。貨幣在原始狀態下，即金屬貨幣狀態下，基本上不會發生通貨膨脹，因為如果是金屬，就隨時可以兌換。但若政府通過降低含金量製造劣幣，會增加通貨膨脹的風險，但程度有限，古羅馬的通貨膨脹就是含金量減少的劣幣造成的。因此，在金屬貨幣時代，通貨膨脹會有，但不會發展得特別惡性。惡性通貨膨脹是在紙幣出現後才發生的。如宋代發行的紙幣交子，由於大規模的印刷，使之遠遠超出需求量，於是貨幣被大規模注水，原來是4︰1，即4個貨物價值一個貨幣，最後倒過來成了1︰20，即一個貨物價值20個貨幣，最後南宋政權破產。元朝、金朝都發行交子，最後因通貨膨脹自毀江山。後來明朝吸收了這個教訓，徹底禁止發行紙幣，要求必須以白銀交易，從這個時候一直到清朝，中國沒有再出現過通貨膨脹。
現代歷史上出現過的惡性通貨膨脹，有三例比較有名。第一是德國「二戰」時期的通貨膨脹，第二是中國國民黨時期的通貨膨脹，第三是津巴布韋的通貨膨脹。這三次通貨膨脹都是政府在遇到危機的情況下，企圖通過大量發行紙幣來延緩自己的政權倒台造成的。當政府遇到財政危機時，印發紙幣的方法成本最低，見效最快，而且後果由別人承擔。德國惡性通貨膨脹之後，很難抓到罪魁禍首，因為政府領導人不斷更換，找不到元兇。
而通貨膨脹最大的問題，不僅是購買力下降，資源重新分配，更是政府對社會各個階層的一次全面掠奪。
遇到通貨膨脹問題，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能夠應對的方式非常有限，只能是尋找相對保值的資產，比如土地、房子、黃金、耐用產品，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對於有能力的企業家來說，就要對沖通貨膨脹風險，選擇相對受通貨膨脹剝奪程度比較低的產業進行轉移投資，可以投資礦產、石油、商品交易等。對於更有勢力的富豪來說，就可以採取國家對沖的方式，如果美國的通貨膨脹相對低就往美國轉，如果德國的低就往德國轉。通貨膨脹是一個慢性自殺的過程，對通貨膨脹的概念、現象進行學習是非常重要的。要不斷啟發自己的理財意識，不要只知道把錢存在銀行，適當進行保值投資也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其實，政府在利用通貨膨脹作為政治工具的時候，完全曲解了凱恩斯貨幣政策的本意。凱恩斯主義的重心是在政府操作過程中形成經濟利潤。凱恩斯意識到20世紀以後的社會，已經不是完全的市場力量的博弈，政府已經變成超出市場力量的權力。他是最早研究政府經濟職能的人，所以，他的理論強調政府可以創造需求。自凱恩斯以後，經濟學理論第一次在原來馬歇爾的市場理論上，增加了財政、貨幣兩大政策手段。凱恩斯在歷史上的貢獻很大，他承認了政府作為主體的作用。凱恩斯曾說過，如果從貨幣角度觀察歷史，整個歷史將全面改觀。尼爾·弗格森的很多研究實際上就是從這個角度看問題，用貨幣重新解釋歷史。
世界貨幣與大國崛起
一國貨幣想成為世界貨幣要以國家經濟實力為基礎，具體來說，主要有三個指標：第一，這個國家在相當長時間內被資本商廣泛介入，資本市場能發出債券、資本票據；第二，在貿易結算上作為計價貨幣，並被廣泛接受；第三，作為貨幣為個人消費者廣泛接受。所以只有在資本運作、貿易、個人消費埋單方面都可以使用，才能成為國際貨幣，英鎊曾經是，美元也是。人民幣現在遠遠不是，在國際貿易中人民幣交易的比例很小，只有少數國家在對華貿易時使用。人民幣債券大多在亞洲發行。因此，人民幣想要成為國際貨幣，條件還很不成熟。
英鎊成為國際貨幣後，大英帝國控制了全球資源，控制了當時所有的主要交易，而且控制了相當程度的未來資源，美元也是這樣。一個大國不是孤立的，大國要有集群、有體系，不是單單一個國家。能不能形成集群效應很重要，中國在這方面還需要繼續努力。
民眾的權利要有底線，政府的權力要有邊界
美國作為一個建立在市場制度下的民主國家，有一個基本要求，即所有生活在美國社會中的公民都有一個權利的底線，而不是一個理想的上線。美國大革命的最大特點就是它是由底線構建出來的，它要求保護人們基本的生存權利、追求財富的權利、平等納稅的權利和言論自由，這是保證美國憲法的底線權利。這是一批律師、政客、犯罪者、逃犯、科學發明家、幻想家等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們幾個月彼此妥協的結果，這些底線形成了美國憲法。這麼多年來，改動並不多。
法國大革命是由一批藝術家、充滿理想的知識分子主導，他們心中的理想是偉大而充滿激情的目標—天賦人權。這種人權是為了大局不惜犧牲小利的權利，是崇高的理想和未來的目標。這就導致這個過程是血淋淋的，更激進的革命者殺掉了不激進的革命者，斷頭台上血流成河。然而這個人權宣言今天看上去仍然激動人心、充滿理想，結果法國到現在還在折騰。法國和美國兩個不同的體制說明社會有一個底線的權利是非常重要的。
無代表不納稅，實際上體現了一種最基本的人權，納稅是權利，也是義務。但是權利不能是單方面的、不能討價還價的、不可博弈的。這背後需要市場精神和契約精神做基礎。
市場精神是指無論什麼問題，無論雙方有多大差異，無論一方權勢多大，都可以平等地按照市場價格進行交易，而不是一方剝奪另一方，只因為另一方出身不好，或其他原因。契約精神是指，簽訂的契約要保證雙方的地位平等，可以討價還價。中國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從來沒有一個平等的市場交換關係，缺乏契約精神。有的都是單方面的保護，比如君王與臣民的關係就是命令和服從的關係。改革開放30年來，市場精神和契約精神瀰漫在社會各個階層。政府必須順應這種全球化和市場化潮流來調整自己的政策，稅收、管制、市場都應當採取一種與民眾討價還價、尊重契約的手段。
政府收稅天經地義，幾千年來都是這樣。但英國憲章革命、法國大革命以及美國獨立戰爭，使得全世界開始知道，政府的權力要有合理的邊界。第一，政府信息要透明；第二，公民可以平等地對話、溝通；第三，要有法律的約束。
人們投資黃金是基於一種信賴感
社會現在又掀起了儲備黃金和白銀的熱潮。從人類學或者人性的本質來講，這表現了大家對誠實貨幣的嚮往，最後導致了黃金、白銀價格居高不下。
人們對黃金的崇拜有一個歷史的慣性。黃金作為財富與貨幣的象徵，已經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而我們進入法幣時代，即紙幣時代，不過200年時間，所以人類大部分的財富符號、心理記憶、習慣還是在金銀貨幣上。
黃金是稀缺產品，製造成本很高，而且黃金開採是由各個國家監管的，發現了不能隨便開採，得經過國家的批准。所以由於這種人為監管的政策，進一步神化了這種財富符號，使黃金成為人們的一種精神依賴，大家都認可黃金的價值和安全性。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投資的就是一種信譽，而不是它的使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