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
貨幣到底給人類社會帶來了什麼變化？
貨幣是一個永久的話題。但是儘管如此，到今天特別是在中國，貨幣經常被誤解，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妖魔化。在我看來，貨幣就像任何東西一樣，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從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來看，如果沒有貨幣的出現，沒有近代世界貨幣化的發展—不只是西方國家，也包括中國—人們今天所能夠感受到的現代化，不管是現代生活方式還是個人自由空間，都是不可能發生的。所以簡單來講，我們每一個人每天都在跟貨幣打交道，貨幣對人類整個文明的發展，起到非常關鍵的基礎作用。
貨幣給了我們每個人更多的自由和選擇，而不是像原來傳統的中國社會或者傳統的非洲社會，選擇非常有限。在傳統社會，貨幣總量可能並不多。比如在美國，200年以前，即1800年前後，整個美國社會的美元供應量大概是280萬美元左右。而在今天，很多中國人的個人財富可能就有幾百萬美元，等於200多年以前美國全社會的貨幣流通總量。這怎麼可能？其實那個時候的美國社會，貨幣化程度很低，人們對貨幣的需求也非常小。其中非常關鍵的原因就是，那時候人們的生活自給自足的程度非常高。吃的是自己農場裡出產的糧食，住的是自己蓋的房子，出門騎馬就可以。而且當時美國的農村人口占美國總人口的95%，他們的吃住行幾乎都是自給自足的。
在風險保障方面，當時的美國社會在總體上是靠親情、友情的網絡，相互提供一些非貨幣化的利益，以及安身立命、生老病殘等方面的保障。結果就是，那個時候的貨幣化程度很低，甚至於沒有貨幣。在這樣的社會裡，人們的自由度非常低。因為一個人的人情財富、親情財富都跟親戚、朋友這些具體的人捆綁在一起，一旦離開這個家族，離開這個宗族，可能什麼財富都沒有了，這就從根本上限制了每一個人可以遠行出走、自由生活、自由謀生的空間，這是一個方面的原因。另外，基於親情、友情等血緣關係網絡的人情財富、親情財富並不是沒有條件的，也不是沒有代價的，條件和代價就是要遵守三綱五常。三綱五常將每一個人固化在一個具體的社會位置上，它必須靠抑制個人自由來實現。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今天全球貨幣化的程度越來越深化，從本質上來說給個人自由和選擇空間的不斷擴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經濟基礎。沒有這種經濟基礎，個人自由就不可能實現。
在當今的中國，人們對於人際關係和社會關係越來越貨幣化感覺很不舒服。每一個人都為了賺錢而去賺錢，為了有更多的貨幣財富，工作也很勤奮。但這只是一個表面現象，貨幣本身只是一個符號，一種記賬單位和財富的載體，它本身並不一定是我們所需要的。換句話說，與其去指責貨幣化，或者貨幣作為價值的計算單位、計算形式和計算載體，還不如說人在本性上就有控制欲和佔有慾，希望佔有盡可能多的物質生活用品和非生活用品，比如權力等。
貨幣化進程的路還很長
如果把貨幣的發展比作一個人，那麼他現在還處於青年階段，我們的生活中還有很多東西沒有被貨幣化。比如在中國，人們對於出差的時候是選擇住酒店還是住到朋友家這方面的意願發生了很大變化。30年以前可能大多數人一出差先要找到自己的朋友，住在朋友家，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可能更喜歡住酒店，但還是有相當比例的中國人更偏向住朋友家裡。這說明人與人之間，尤其是情感領域，還有很多東西到目前為止沒有被貨幣化，或者說可以被貨幣化，但是社會價值體系無法支持。現在有很多學者，尤其是人類學者在繼續研究，看看哪些東西到今天還無法貨幣化，研究到最後發現情感領域很難被完全貨幣化。一些人類學者和社會學家做過一些實驗，他們推出一種人情貨幣，然後讓不同的人通過提供幫助，在某一個記賬體繫上，掙得或支付貨幣。
即便如此，根據我們自己生活的感覺和經歷可以看出來，人們之間的互相幫助、互相交流要完全貨幣化，仍然任重道遠。
當然，按照今天人們的經歷和價值體系來看，我們可能會不希望把情感領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貨幣化。但是我們應帶有一種更開放的心態看待未來。變化是不斷在發生的，200年以前的人可能理解不了現代人的生活，同樣，200年以後的生活，我們今天可能也無法理解。
真正的民主法治政府必然是窮政府
對於如何通過國債制約政府權力，發生在美國和一些歐盟國家的債務危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也是一個正在進行的故事。從這個故事裡我們看到，隨著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跟白宮達成協議—美國國債上限上調，以及之後一個星期內標準普爾把美國國債的信用等級下調了一級，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或更長時間內，美國股市和整個金融市場的波動將非常大。表面上很多投資者損失慘重，當然也有一些人從中獲利，但實際上更重要的是資本市場、金融市場的大幅振蕩，是一種給美國政府施加壓力的方式。金融市場、股票市場的下跌，會影響整個美國經濟，以及美國消費者對未來的信心，這樣就更有可能逼著美國的參眾兩院的民主黨、共和黨議員，督促政府作出一些犧牲，從而可能把美國的國債餘額和財政赤字降到一個更能夠長久持續的水平。
最經典的例子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該公司的工人在過去很多年對管理層的提議，即縮減公司工人的待遇和福利，一直不予通過，因為通用公司的工會實在特別強大。但在2008年年底至2009年年初的金融危機中，通用汽車公司不得不面對關門的前景。這時，通用的工人最終同意了福利方面的縮減，這使得公司最後能夠存活下來。今天回過頭看，美國政府就像通用公司一樣，如果不通過資本市場震盪的方式，來關閉美國政府的話，那麼美國財政赤字和國債餘額的問題永遠都無法解決。
《金融的邏輯》一書中談到了這樣的觀點：第一，真正的民主法治政府，必然是窮政府，經常會有財政赤字，所以會一直持有國債；第二，出現財政赤字的政府經常要發債融資，所以它們必然看重資本市場對政府公信度的評判。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本身非常富有，財政剩餘也很多，那麼這個政府怎麼可能在乎資本市場、金融市場對政府政策的評價？這就是為什麼越富有的政府、財政盈餘越多的政府，往往是權力不斷擴張的政府，而越窮的政府才會讓它的權力接受制約，尤其是接受資本市場、金融市場的制約。因此，窮政府加國債是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核心基礎。
能夠借到錢的政府信用都比較好
如果通過多印鈔票來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就等於把政府的財政負擔、債務負擔轉移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即不同的社會群體上；加稅也等同於在很短的時間內，用政府的財政赤字將不同的社會群體壓倒。這兩種方式都非常不可取，都會導致社會動亂、革命，甚至改朝換代。
負債的政府往往更具生命力，而不欠債的政府其發展卻受到限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能夠借到錢的政府往往信用比較好；第二，為了能夠借到錢而保持良好的信用度，政府在權力擴張方面必須有所收斂，必須不斷地去發展更好的規則、更好的制度；第三，西方國家在過去幾百年一直都在發行國債，這些國家在制度建設上、在資本市場的發展方面，遠遠比中國、印度、埃及、伊拉克等傳統的國家更發達。過去負債很多的那些國家反而成了今天的發達國家，而過去國庫充足的國家，今天卻是發展中國家。
英國在1688年光榮革命以後，於1694年成立了英格蘭銀行，現代意義上的第一家中央銀行。但是最初成立英格蘭銀行主要是為了支持英國政府發國債。
1688年光榮革命以後，英國王權受到了根本性的制約。英國的王室接受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條款，就是從那以後，如果要加稅，必須通過議會投票通過才可以。從此以後，資本市場對於英國政府的信用評價更高，所以讓英國能夠借到更多錢。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有多大影響？
如果把不同的貨幣當成不同的商品，那麼任意兩種貨幣之間的比值，就叫作匯率。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儘管對於匯率的命名、說法不一樣，但是它一直都存在。明朝採用銀本位貨幣制度時，由於各個地方銀錢成色很不一樣，所以那個時候錢莊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把不同地方的銀子、銀錢進行兌換，讓到南京來做生意的長沙商人，可以將從長沙帶過來的銀子、銀錢，換成南京當地的商人和老百姓接受的銀錢。所以，當時的錢莊起到一個將不同地區的銀子、銀錢進行兌換的作用。當時，兩個不同地區的銀錢、銀錢和銅錢、銅錢和鐵錢的比價每天都在變化，所以中國的匯率市場，至少有2000年的歷史。
儘管一般來說，匯率有兩種，即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但其實各國央行都會對匯率有所干預，只是干預程度不同。即使是大家認為完全由自由市場的買賣兩方決定的匯率，比如日元兌美元、日元兌歐元的匯率，實際上也經常受到日本央行、歐洲央行還有美聯儲的干預。人民幣兌美元、人民幣兌歐元的匯率，表面上看來完全由中國央行控制，但實際情況也不完全是。現在每天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會有一定的波動區間，儘管在相當程度上還是由中國人民銀行來決定，但是多多少少也會考慮到當天的人民幣的供求關係，根據需求與供給的變化，決定當天的人民幣匯率。
在過去幾年，不管是媒體還是專家都喜歡用日本同美國簽署的《廣場協議》來作為理由，說明人民幣不能夠快速升值，或者人民幣匯率不能夠升值太多。如果升值太多的話，看看日本的前車之鑒—簽署《廣場協議》以後因為日元的快速升值，給日本經濟帶來嚴重衝擊。但是我們在理解《廣場協議》對日本的影響時，必須把20世紀80年代末到20世紀90年代以後快速崛起的中國製造業考慮在內，我們不能忽視中國製造業的快速崛起，給以工業、製造業為經濟核心產業的日本經濟帶來的挑戰與衝擊。可能中國製造業的崛起比日元的升值，對日本經濟造成的衝擊更大。
戰勝通貨膨脹的三種方法
對於一般老百姓來說，買實物資產是應對通脹的最好方式，因為通脹從根本原因來看是一個貨幣現象，如果沒有流動性過剩，只可能會出現局部的或單個商品價格的上漲，但不會出現通貨膨脹。
可能還有一個普遍觀念，認為一個國家在快速發展之後，通貨膨脹是必然發生的一個現象。真的是這樣嗎？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經濟經歷了快速發展以後，表面上都會普遍出現價格上漲、通貨膨脹這樣的結果，但事實上其背後的成因可能比較複雜。因為經濟快速增長以後，社會的財富可能普遍地增加，尤其是貨幣財富會普遍增加，由此會帶動流動性的增加。反之，當經濟不發達的時候，整個社會可能普遍地表現為缺乏金錢，也正因為如此，在經濟不太發達的社會中很多物質財富往往沒有被貨幣化。
那麼，在經濟快速發展了以後，整個社會原來沒有被貨幣化的很多實物財富現在被貨幣化了，整個社會的流動性也增加了很多。但是，當貨幣供應總量的增長程度比實際財富增長的程度高很多的時候，必然會導致物價普遍上漲，引發通貨膨脹。
為了避免經濟高速發展帶來通貨膨脹，首先就要減少流動性的增長，具體有以下幾種做法。第一，提高利率，若資金的成本增加，必然導致流動性的需求減少，相應地，流動性的供給也會減少。第二，上調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這是近年中國央行用得比較多的一個做法。儘管它的行政色彩很濃，帶來的經濟結構性扭曲會更大，但是也可以達到流動性減少、通貨膨脹壓力減小的效果。第三，央行發售更多的長期債券，然後以這種方式把在市場上流通的貨幣收回來。
歐盟不會瓦解，它需要更大的經濟權力
歐盟作為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瓦解的可能性不大。很多人擔憂歐元會崩盤，歐盟會瓦解，但其實出現這種結局的概率並不高。因為對於德國、法國以及其他主要的歐盟國家來說，有統一的歐元的好處遠遠比沒有統一貨幣的好處更多。而且現在的事實是，希臘政府、企業銀行發行的債券已經滲透到德國、法國、意大利，以及很多其他國家，所以這個時候想要讓任意一國，如希臘，退出來非常難。
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當一些國家要基於同一個貨幣成立經濟體的時候，如果與此同時對於各個國家的財政主權、經濟主權沒有太多約束的話，這兩者會帶來非常大的矛盾和衝突。比如，一個國家出現財政危機，如果這個財政危機足夠嚴重的話，就可以把整個歐盟的經濟和資本市場、金融市場，甚至全球的金融市場都拖下水。所以，在後果和主動權完全不匹配的前提下，我們才會看到如今的希臘債務危機，還有潛在的意大利國債危機。
接下來，歐盟應該努力讓各個國家在財政大權、經濟權方面作出更多的讓步，這樣可以讓歐盟整個經濟體有更大的權力去約束、干預其成員國的財政政策和經濟政策。
應該以貨幣化、市場化的方式來規範社會秩序
人類社會的資源配置既可以基於掠奪來實現，也可以通過貨幣交易來實現。之所以貨幣交易是更好、更可取的方式，是因為貨幣交易完全是基於雙方的自願選擇與權利平等，而不是基於一方的強勢。貨幣交易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和平。
雖然在中國宋代交子的發行權集中在政府手裡，在四川和全國其他地方出現了一段時間的貨幣繁榮，也促進了當時的經濟發展，但由於當時皇權不受制約，在有財政需要的時候，皇權會通過濫發貨幣給自己的統治提供支持。直到現代民主法製出現了以後，貨幣發行權才集中受中央政府或聯邦政府控制。
中國社會對商人的抵制從根本上還是來自於儒家思想的支撐。春秋戰國時期，儒家主張以義來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規範社會結構，而不是以市場化、貨幣化的方式來規範人際關係、組建社會秩序。
市場化、貨幣化的要求是親兄弟明算賬，什麼東西都要先有一個價格，然後交易雙方都可以通過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來達到資源配置以及人與人之間互相幫助的目的。即使到今天，在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中，利還是被打壓，貨幣化也還是被排斥。
中國社會對商人的抵制還來源於利益之爭。即使到今天也很難說貨幣化在中國社會已經被廣泛地接受了，這就造成商人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仍舊低下，仍舊被排斥。
實際上西方也有長達2000多年的利益之爭。基督教對貨幣的鄙視跟儒家非常類似，基督教也主張以友情、親情來規範社會秩序，來組建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互助和互換。
然而，中西方社會的主要差別就在於，西方社會在文藝復興時期特別是16世紀的新教改革中，逐漸正面接受了貨幣化交易。但中國即使到今天仍沒有走出對義的迷信。
貨幣的本質是信用
貨幣的本質是信用，為什麼交子這種紙值很多錢，而其他的紙一文不值，根本差別就在於交子的背後有信用。如果沒有信用，貨幣濫發會導致所有紙幣變得一文不值。
貨幣化是指所有東西都可以用貨幣進行計價、定價、交易、結算。貨幣化的一個意義在於，它必然會使人類社會更加平等、更加自由。任何人拿到相同數目的錢，所擁有的購買力都是一樣的。
在計劃經濟時期，整個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貨幣化程度非常低，一個工程師拿100塊錢和一個農民拿100塊錢所能夠買到的東西是存在差別的。隨著中國經濟貨幣化程度的提高，不管你的身份是什麼，你是否有行政級別，最後享受的東西是一樣的，不依賴身份、出身、社會地位來決定錢的價值。
很多人不喜歡貨幣化，不喜歡什麼都用錢來衡量。但我們必須知道，若不以貨幣的方式衡量，就一定會代以其他方式，這樣的話，就不會出現不平等、不公平的現象。
不管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人類社會的貨幣化進程不會在今天、100年以後或者1000年以後終止。恰恰相反，人類社會的貨幣化程度只會越來越深化和廣化。
究其原因，這跟人對自由的本能追求是緊密相連的。如果人際關係、人與人之間的交易不能夠通過貨幣化來完成，那麼這對人的自由兌換空間的擴大必然會起到更多的抑製作用。正因為人天性嚮往自由、追求自由，所以貨幣化的深化和廣化發展，必然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
貨幣的本質是信用，而信用本身就是一種承諾，是一種價值的保證。信用到底有價值還是沒有價值，從根本上依賴一個國家或社會所處的法制環境，這就是為什麼沒有現代民主法制，就不太可能有貨幣化的長久信用。
貨幣化包括所有債券化、資本化金融產品的交易和運作。而金融工具是一種法律意義上的承諾和保障，這些承諾也可以一文不值，關鍵在於這些信用產品的背後是不是有可靠法律的支撐。所以獨立的司法、可靠的法制、現代民主和權利的制約，是現代金融市場、信用體系必備的基礎條件。
權利是否應該貨幣化？
權利的貨幣化不是貨幣化本身的問題，更多是由於權利不受制約甚至失控。我們指責權利貨幣化的時候必須知道，權利是不是能夠貨幣化，要不要限制其貨幣化，不是貨幣化本身的問題。我們應更多考慮通過民主法律的發展來規範權利、約束權力，而不是一味地指責貨幣化。
權利貨幣化本身不一定是個壞事，關鍵是權利進行了什麼樣的貨幣化。我們可以看到權利貨幣化有好壞之分。好的權利貨幣化指政府應用徵稅權為公共產品找到稅收的來源，給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等；而壞的權利貨幣化指的是公權私用，利用公權特別是不受制約的公權為執政者謀私利。
要在現代民主法制體系中找到解決的方案，這樣才可以正確引導權利的貨幣化，而不是在壞的貨幣化道路上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