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放棄在香港的學業，來到杭州讀書。我大學的四年光陰，是目睹內地社會巨變的光陰。初來杭州時，我真是愛極了這裡，立志要在這裡定居。可是，當我畢業時，杭州的房價已經漲到幾乎可以和香港比肩的程度；而在杭州工作的收入，卻遠遠低於香港。加之對內地的升學、就業、文化、輿論、人際關係等方面的考慮和擔憂，令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要不要留在內地這個問題。
不僅是我有這樣的困擾，我的同學、朋友同樣如此：忍受蝸居、蟻族、考研等種種的壓力，抗爭、忍受，生活、奮鬥。我的一個同學，在畢業後不到一年時間就意外身亡了——他是蟻族，住在農民房裡，因劣質的電熱水器漏電觸電身亡。一想到身邊不知道還有多少和我一樣的同胞，如此華麗的年齡，如此弱小的肩膀，卻要扛起如此沉重的擔子，我真是欲哭無淚，覺得一定要做點什麼。
2009年末的一天，我和周為筠兄閒聊時，不知怎麼說起這樣一句話：「我們現在所經歷的，香港早已經歷過。」由此，我便產生了一個想法，寫一本讓香港人作為「過來人」，給大陸同胞提供一些經驗的書。
香港在文化上的地位，實在太為人所忽略了。談起文化，人們往往只知有大陸和台灣，香港則是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十分尷尬。但實際上，絕對不能輕視香港。王德威、陳平原、許子東三位教授合編的文學論文集《一九四九以後》中說：1949年以後的中國文學三江分流，大陸一支、台灣一支，其中的交匯點，就是香港。文學上如此，文化上更是如此。香港以其包容、開放的精神，成為必不可少的「文化要塞」。在諸多描寫香港的文字中，龍應台教授的視角頗為獨特。她讚美香港人面對所有事物，從來不會一擁而上：
香港卻一直是一個分眾社會，由無數個小圈圈組成，圈圈之間相當疏離。以英語思考的精英和大陸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之間，有兩套截然不同的話語。知識精英和街市裡買菜賣菜的灣仔小市民之間，好像互不相干。灣仔的小市民和深水埠的大陸新移民之間，儼然又是兩個世界。商人主宰著社會政策，卻又和所謂社會有深深的鴻溝。水靜，才能流深，香港卻一直處在浮動的歷史中。中國一有戰亂，人就湧進來；戰亂一過，人就流回去，或者，稍做不得已的停留，然後奔往更嚮往的西方。太多人將這裡當做跳板或客棧，無數的移民流出去，又有無數的難民流進來；移動中的「分眾」一直沒有足夠長久的歷史時間沉澱，「練習」互動，從而變成有共識的「大眾」，有默契的集體。殖民者為了統治的便利，更不會樂意去培養一個有共識、有默契的民間社會。
在龍教授的筆下，香港的價值躍然紙上，她說香港人「冷」。我理解的「冷」，不是「冷漠」而是「冷靜」，客觀而公正，見過大世面：做過「亡國奴」，唱過「獅子山」，當過暴發戶，不再有賣弄的「雅興」。有了這樣的瞭解，就更堅定了我創作的信念。
當然，這一想法實行起來並不像想像的那樣簡單，後來又經過了多次修正。譬如，我曾想過自己去翻閱大量關於香港社會發展的材料，寫一本歷史隨筆；也想過，由我來主編，擬出題目，請香港的年輕朋友來寫。但是，這些想法都因為一些現實的原因而一一被自己否定了，最終選擇了一種最直接的方式——訪談。
訪談對象的選擇標準有三點：第一，名人，因為名人大多見多識廣；第二，要對內地和港澳台地區情況都十分熟悉；第三，不必僅限於年輕人，如培根所言，年少者多激情，年長者多經驗，「激情」和「經驗」都是我們所需要的。
繼而，我羅列了幾十個題目，幾乎涵蓋了我所能想到的當下年輕人關心的所有社會熱點問題，再經過層層篩選，最終確定了十個主題，有關於生活的、就業的、升學的、情感的、住房的，甚至還有關於媒體的。十個主題在手，我便像拿著十位姑娘的照片，做起「紅娘」，開始物色她們的「如意郎君」：
歐陽應霽——這個以讓家居更美好為志業的大設計師——談「蝸居」；
馬家輝——這個威斯康星大學的社會學博士——談「蟻族」；
鄧小樺——這個以保衛天星碼頭出名的新銳作家——談「拆遷」；
林奕華——這個長久以來關注都市男女情感問題的大導演——談「剩男剩女」；
鄧小宇——這個從小就是童星的大作家——談「富二代」；
湯禎兆——這個曾經十分成功經營電影周邊產品商店的日本通——談「創業」；
許子東——這個嶺南大學的大教授——談「考研」；
李照興——這個往來於兩岸三地的媒體人——談「微博」；
廖偉棠——這個關心人類比關心自己更多的大詩人——談「信仰」；
梁文道——這個擁有千萬粉絲的佛教徒——談「粉絲」。
這十個人，不敢說他們與這十個問題是「天生一對」，但也是「地造一雙」。在為時近半年、頻繁穿梭於各地的採訪過程中，我最大的快樂，莫過於總是能夠從他們的口中聽到真知灼見。他們的視角，透露出洗盡鉛華之後的淡定自如，有批判而沒有焦慮，有憤慨而沒有暴躁，有自信而沒有自滿。比如，馬家輝在談「蟻族」時說：「蟻族根本不是問題。」歐陽應霽在談「蝸居」時說：「蝸居是一種很好的訓練。」這些話，不是身在煉丹爐裡能說出來的，必定是出了煉丹爐之後，才能輕鬆地說一句：「哈哈，在煉丹爐裡有什麼不好？它能給你一雙火眼金睛！」
當然，香港也不儘是好的。香港作為一個擁有七百萬人口的城市，有許多社會問題。我又想起說龍應台教授說過的一段話：
香港現代化的進程中，要拆掉那麼多的老街，換成商場、酒店和大廈，其實是對文化和歷史的破壞，我還記得十多年前去歐洲，第一次被一個老牧人和他的五百多隻羊堵住了路口，那時候我就在想，原來這就是歐洲。其實高科技和現代化並不是指要用高科技將我們的一切歷史和古老都替換掉，而是用高科技，將我們的歷史保存得更好。現在香港據說每年都吸引一千萬內地遊客到香港來，如果香港全部變成了「又一城」，我相信，這個吸引力是會消失的。
這就是香港的問題之一。我們看了這樣的教訓，會想重蹈覆轍嗎？很遺憾，我們今天在內地看到的情況，正是不少城市在走香港的老路，無數古跡被拆掉建成商場，走到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感覺似曾相識。內地的經濟學家喜歡講「後發優勢」，後發的優勢何在？就在於能從像香港這樣的「已發展社會」（developedsociety）中吸取經驗和教訓。香港做得好的，我們借鑒；做得不好的，我們迴避，學會淡定、冷靜、理性地看問題。這就是我的一點小心願，也希望這本書能給各位讀者帶來一些思考。
是為序。
2011年2月13日
寫於古處州浙江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