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國靈*
年輕作者許驥出新書，邀我寫序，還提議了一個題目給我：「怎樣做個城市人？」；我沒多想便答允了。沒多想是指題目，以為胸有成竹，怎說都是徹徹底底的城市人，可一旦開筆，卻發覺茫無頭緒。茫無頭緒是因為，儘管我每天在城市呼吸，卻鮮有把「怎樣做個城市人」當作一個問題來思考的。或許，已經置身其中，就不會再想「怎樣成為」。你已經被「拋擲」進了城市，從開眼之日，城市就是你的搖籃，你的底色，你的背景音樂，你的日常生活世界。如水之於魚，魚還會「想」它應該怎樣游泳嗎？
但想想又不盡然。不單是說許多人仍生活於農村，或經歷著從農村向城市轉型的過程（這不是我所熟悉的），而是，即便是一些已然生活於城市環境中的人，也未必就具備所謂城市人的精神特質。沒錯，環境影響心性，但兩者常常是脫軌的，尤其於中國內地，硬件建設大躍進往往不成問題，城市的「基建」全有了，但所謂「城市人的特質」，常常好像還不搭配。由是觀之，「怎樣做個城市人」這一問題，就不僅只對於「介乎」、準備跨越門檻的人有意義；對於已然生活於城市的人，也許亦是值得思考的。何況城市恆常於變化之中。
「怎樣做個城市人」至此稍稍轉向，成了「什麼是城市人特質」這問題。但進一步詮釋前，我感到還有必要多加一個說明。當我們說類似「怎樣做個讀書人」時，我們說的大概是「讀書人」或閱讀的美好特質，但「城市人的特質」不然，有些當可看作「正面」（如文明人的素質、現代化的便捷等），其中也包括一些你不可簡單定奪為好壞，超出好壞，或好壞並存，只能當作內涵氣質來描述的東西。換言之，這不是，或起碼不全然是一個「提升」、「變好」（或反之的「墮落」、「變差」）的問題。如果真有所謂由「非城市人」變成「城市人」這回事〔如佐拉1883年的AuBonheurdesDames（中譯《婦女樂園》），寫一個從鄉間來到巴黎、年方二十的女子，經歷現代百貨公司洗禮而成為「城市人」〕，與其說是「進步」，不如說是「轉化」。城市人是一種現代變種。
如是者我進入城市人特質的思考。都說我們總是以差異來定義事物，那城市之於農村、鄉鎮，又有什麼最基本的分別？社會學家朱克英（SharonZukin）對城市有一個頗一語中的定義：「城市就是一個陌生人（stranger）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如果農村、鄉鎮的人際關係是建基於宗親、鄰里、互相認識緊密相連的網絡（如今在一些歐洲小鎮電影中仍可看到的），城市生活中占主導地位的，卻是「陌生人」。於大城市生活，陌生人的角色甚至比親朋戚友重要。但如果純粹互為陌生，關係並不微妙，耐人尋味的是，我們也把陌生人拉進自己想像的帷幕，同時又成為別人生活舞台的匿名演員，在地鐵中，在街道上，在旅館裡，於虛擬的書面和微博；所有的戲碼都是臨時戲碼，所有陌生人的相遇都是一次「錯遇」，沒有過去沒有將來，場景置換，戲台隨即瓦解。甚至我們曾經以為比較「恆久」的友儕、情侶關係裡，也標示了晚期資本主義浪漫詩人波德萊爾的「現代性」警語：transitory（過渡的），fugitive（逃逸的），contingent（偶然的）。城市人的「匿名性」造成現代人的疏離感，但弔詭的是，我們又同時受其蔭庇；我們渴求表演，同時極愛隱匿。「沒有紐帶的人」（ManWithoutBonds），當代傑出的哲學家鮑曼（ZygmuntBauman）如是說，這是一種難得的輕省，同時又給予現代人無比的悵惘。城市人如果有一個」套餐」，其中的特質是「悖論」式的——你不能只愛親密不要疏離（或反之），只要安定不要流動（或反之），只要陌生不要交往（或反之）。不，不可以，你要照單全收。從今天起，面對現實，拋開上幾代人教你的「安身立命」、「腳踏實地」、「民族扎根」之類（你可能老早已不相信），改以矛盾綜合語（oxymoron）來感思生活，如「皈依是在路上」、「流動的居所」、「親密的距離」、「陌生人的劇場」等，弔詭更接收現代城市的生存情狀。如果不因此落入遲疑不定，或者偶爾可於持續的擺盪中提取生之力量。
由是我們又可回頭說說城市的「物質性」。城市作為城市，當然有一些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諸如鵝卵石、街燈、噴泉（今時今日當是音樂噴泉了）、廣場（今時今日當是「時代廣場」了）、步行街、摩天大樓、LED燈、鋼鐵、玻璃櫥窗、地鐵、高鐵、國際機場（有些幾個城市共享一個）；古城有城門，教堂城（cathedralcity）有教堂，大學城有大學，等等。中國內地一、二線城市，這方面真是幾年一個大躍進。但城市發展到今天，我們又知道，所謂「物質」又是非常「符號性」的。後現代城市，最大的物質生產就是「符號」本身——諸如無數的品牌（brand）、形象（image）、品味（taste）、生活格調（lifestyle）、城市名目等，以此來維繫著一個景觀化、節慶化的消費主義社會。城市人於此真的成為「最高檔」的變種生物——因為最高檔的「物質」就是符號本身；只有人類，才可將符號把玩得如此天衣無縫，以此來推動城市人那缺乏（lack）與慾望（desire）互相依存、亢奮與疲憊共生如老鼠滑輪般的循環機制。
於此，情況也變得混雜、曖昧、弔詭起來。我們不能返回、再認同簡單把城市看作毒瘤的「反城市主義」（anti-urbanism），以至法蘭克福學派把商品看作「虛假需要」（falseneed）的判詞；但你要我無限擁抱「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種盲樂觀口號又是沒有可能的（唯有把它置換為」讓城市生活更美好」方可接受——僅當作一種期許。城市人本性跟週遭物事保持距離，包括一句簡單的官方語）。情況錯綜複雜多了，因為我們有距離地批判的消費主義、符號經濟，同時也是替城市人生產源源不絕的愉悅、快感、意義之場域。對此我們並非全然無知，儘管未必可說出所以然來。問題是我們已走入了一個「No-Exit」的世界——你即使盡量過「簡僕」生活，也不可能脫離消費社會的城市「母體」（matrix）——因為所有的城市互動、自我表現以至身份認同，都不可能拐過符號之網而另起灶爐。身在城市，沒有場外，所有批判都成了同謀式批判（complicitouscritique）。我並沒說因此盡皆虛無。剛剛罵了連鎖店一通，經過星巴克時又買了一杯拿鐵，我分裂但我不虛偽，你不能怪我。
如是者說著說著也可串上許驥這書的核心。許驥這書之特別，是不止訪問了十位香港文化人，還替他們各自配對了一個議題，計有「蟻族」、「粉絲」、「蝸居」、「考研」、「富二代」、「剩男剩女」、「拆遷」、「創業」、「微博」等。年輕的許驥熱血方剛，他關心社會問題，企圖以香港的城市化經驗，向香港有識之士取經，來給內地城市正在發生的奇難雜症把脈斷症，這份期許與心意，從《同胞，請淡定》這書名可以得知。他當然也明白即便是香港曾經歷過的問題，時空不同，歷史軌跡有別，問題也就完全不同了。一如理想主義的失落，香港興許也沒啥理想，但跟內地的變化又自不同。又如「反城市心態」，香港早年亦曾出現，但跟內地幾十年間由大規模「反城市」，一下子變成全面擁抱城市的一百八十度轉向，不可同日而語。也有人說中國短短幾十年經歷了外國的幾百年，沒完全現代化便徑直走入後現代了。如此看來，經驗的借鑒不僅是前行後發的次第問題，還是時空壓縮、轉換而生出無限扭曲變形之事。中國城市是世界突異的變種，想來置身其中的城市人也無可倖免。而且，單看以上議題名字，一如在香港大行其道的「80後」，不少都是肇出內地，自北而來的。說以香港經驗來讓內地同胞少安毋躁，其實這書所言，也值得香港人「淡定」一番。
觀照城市的眼光有很多，許驥顯然是帶著強烈問題意識來關切內地城市發展的。有趣在訪談之中，被訪者不時會把先設的「社會問題」（socialproblem）轉化、有距離地審視，譬如「蟻族」不是問題而可能是一種現象，「富二代」不是問題而可能是一種標籤，粉絲本質其實是媒體操弄問題，等等。如是者，在容許不同觀點交鋒、轉換或回返話題、邊說邊探討，提出觀點但不一定作結論的開放對話中，我們看到議題的多面性或多層次。同一個被熱話的議題，可能是社會問題，可能是新現象，可能是偽概念，可能是固有事物的新命名，可能是媒體生產的消費符號。我不是說所有東西混同為一而再無社會問題需要正視，而是，情況往往比想像中更糾纏不清，即便是一些明顯的社會問題，知識分子認為理應解決，落入市場機制卻可能是不可多得的「資本」。究其實，我們的城市，根本就是需要以壓力、焦慮、問題來運作的，越是「城市」越精於此道。去到一個極端，甚至可以說，問題是有待製造多於有待解決的。城市表面常常擺出化解問題之姿，但與此同時催生了各種城市需要（諸多心靈治療師、lifecoach、社會專家等）。另方面，一個被熱議的題目是不是問題，往往也去到沒有」本然」可溯的地步：第二輪的媒體再現僭越界線成為真實本身——如布什亞說到的先有藥才有病（現代精神科藥物不少如此）；同理，如果媒體說「剩男剩女」有病，在大眾接收中捲起這病感風暴效應，那它就是病了。不同市場力量自會參與其中，一邊提出解決之道一邊延續生病的週期，直至它降溫而由其他狀若現象／問題／標籤的東西取代。生生不息，連病痛也是生機，這也是城市人的精神特質之一。
是為序。祝許驥此書成功。
2011年8月8日於清水灣
*潘國靈，香港小說作家、文化評論人，為多份刊物撰寫專欄，並為香港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兼任本科及碩士課程講師。著有小說集《親密距離》、《失落園》、《病忘書》、《傷城記》，城市論集《第三個紐約》、《城市學2》、《城市學》，文集《愛琉璃》、《你看我看你》，及主編《銀河映像，難以想像》、《王家衛的映畫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