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戰亂
我出生在一個比較特別的家庭，我母親出身自書香門第，家境富裕。她認識我父親時，還是一位稚嫩的女學生，而我父親是一位性格熱烈、四處漂泊的軍人。我的外祖父不同意這樁婚事，於是，我的母親就與父親私奔異鄉。
這對小夫妻在異鄉結婚、生子，可是雙雙在一起踏實過日子的時間並不長。1937，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了，將這片土地與炮火、動盪、死亡聯繫在了一起。這場戰爭要到8年後才結束，但緊接著，已經滿目瘡痍的中國又開始了內戰。在十餘年中，戰爭是這個滄桑國度的關鍵詞。
我的母親與父親，注定了只是大時代中的小人物，只能跟隨時代命運漂泊。我的父親是空軍，跟隨空軍到了很多地方。
當戰爭進行到第三年的時候，我的母親在廣西桂林生下了她的第二個兒子，那個哇哇啼哭的嬰兒就是我。
從出生之日開始，我就在一個戰亂的環境中成長。我的家庭和當時其他中國家庭一樣，在戰爭中缺衣少食、顛沛流離。我出生在桂林的七星巖，又在貴州的獨山、成都和南京居住過，最後到了台灣定居。這些都在我童年時期發生，可以說，我是在一次次搬家和逃難中長大的。
我還記得，逃難時我們坐過火車、坐過船，也曾一家大小擠在小小的擺渡扁舟上。搬家如此頻繁，以至於我進入學齡後的兩年裡，光是小學大概就念了10個。正是因為如此，我很早就學會接受外界環境的變化及隨時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儘管當時年幼的我並不知曉，回頭來看，這些經歷對我未來漫長的生命已經埋下影響的種子。
但我的童年卻少有悲傷的記憶，可能是因為年幼的孩子記憶不深，而且我們的家庭相對穩定，父母都盡力保護我們。
1945年，我已經5歲時，抗戰勝利，生活好像安穩了一些。那時，我們全家住在貴州，家裡已有4個兄弟。父親在空軍基地當電台台長，我們的生活衣食不缺。好客的父母開始常常邀請親朋好友到家裡來一起打麻將、聊天、喝酒。父母對我們是完全放任。這樣一來，我從小就非常獨立。我家的孩子可以在外面很晚回來，調皮搗蛋或是騎腳踏車摔得頭破血流，父母都不會責備我們，他們從不限制我們的行為，也從沒要求我們做功課、複習。
一個人的天性在幼年時往往就會顯露出來。當年的貴州全是原始林區，放眼滿山遍野、罕有人煙，我童年最愛的是整天在田野、山坡、池塘奔跑，我常覺得自己好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當然，這種生活充滿風險。我在荒郊野外被一隻鵝咬過，將自己燒傷過，甚至遭遇過撞車，但每次都幸運脫險。成長過程中的這些奇妙際遇，讓我慢慢養成喜歡冒險、凡事大膽嘗試的個性。
到我現在已經70多歲再回頭看，我在漫長人生中顯露出的輕鬆、恣意、無拘無束的個性，就與這幾年的田野生活有關。我相信與大自然接觸對一個人一生有重大的影響。我常常覺得，自己很多的創意與辦法都是來自於那段與大自然親近的時光。我也相信，我成年後總是渴望並且不斷嘗試沖脫束縛，也未嘗不與我能從小就感受一種暢快奔跑的自由狀態有關。
在戰亂的年代，大時代的兒女所經歷的歷程，也許現在的人再也無法想像。我在南京念小學時，有一天，在文具行看到一盒水彩，售價是一塊金圓券。幾天後，等我拿著錢再回文具行看，這盒水彩已經變成3塊錢。我才6歲，就理解到了通貨膨脹的壓力與可怕。
到了我8歲時，我們全家有一段時間暫住在上海我的姨媽家。我的母親出生富貴，我的姨媽當然非常有錢。她們住在巨大的別墅裡，房間富麗堂皇，門前停著汽車，屋外是寬大的花園。但是，當我們從別墅出門去玩耍時，時常就會看見被遺棄在水溝邊的嬰兒，那是無力養活孩子的父母們所丟下的。我接觸到了生命的脆弱，也體會到了社會巨大的貧富差距。而這些經歷也讓我早熟、懂事很多。
接下來是再一次的搬家，搬到更遠，1949年，100多萬國民黨軍隊及家屬帶著不同的鄉音、記憶，以及難民的心態，渡海來到台灣，我的家庭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從上海出發，我們坐了三天三夜的船在台灣基隆港上岸。此後半個世紀，我們再也沒有回到大陸。
到了台灣，我的另一段生活開始了。
考試失敗
在台灣，我們住在政府為了安置軍隊而興建的眷村，由於它的房屋極其簡陋，是以茅草和竹子為主要材料，因此又被稱為「竹籬笆」。颱風、大雨能讓房子東倒西歪、四處漏水。冬天則是寒風呼呼，睡覺時，我們家幾兄弟擠在一起，互相取暖。
眷村裡面，沒什麼隱私，大人互相串門子，小孩則是一天到晚膩在一起玩耍。這些窮困、潦倒、顛沛流離但不乏歡樂的生活經歷，能夠幫助我們很快適應環境，並且甘之如飴。這樣的生活賦予了我們一種強大的生存能力，在我家幾兄弟未來幾十年的生活裡，不知道遇到多少挫折，但即便跌到谷底，最後我們也能自己站起來。
我的父親是位很嚴肅、很大男人主義的人，他從來不碰家務事，但他也非常正直、誠實。他喜歡打麻將，還教我們打，我們兄弟姐妹全都是他的牌搭子。
我母親是屬於那種很感性的女人，她經常鼓勵小孩，給小孩寫信。嚴厲的父親，感性的母親，給了我非常有趣也有點複雜的成長環境。
在這樣的環境裡，我漸漸成長，直到小學畢業時，我遇到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1952年，夏天，知了在樹枝上鳴叫，我一路走去參加小學升初中的考試。進入考場，我很快寫好答卷，第一個交卷。然後我又在知了聲中走路到植物園，買了一碗關東煮吃。過了中午我再回來繼續考下午的試題。我一點都不知道這次考試有多重要，父母也沒陪我去考場。
結果當然名落孫山。我遇上台灣實行第一屆初中聯考制度，而我在落榜後才明白，問題嚴重到這場考試居然是一考定終生的考試。如果落榜，我只能成為一個什麼學校都不要的「差孩子」。我這個12歲的小孩子那時候才感覺到害怕，於是便獨自一個人摸著找路，到當時仍然偏遠的台灣樹林、文山等允許獨立招生的學校去報考，希望有轉機。但結果還是沒有考取。
最後，我進了農校，一所沒有人想念的學校。忽然間，我變成一個沒有人要的小孩，在家裡抬不起頭來。親戚朋友問我念什麼學校，家人都不好意思講。而當時那個12歲的孩子所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好日子已經結束，接下來我的性格和自信將因此完全改變。
進入初中後，有些老師的體罰、責罵傷到了我的自尊，所以我非常不喜歡讀書。
因為在很差的中學沒有升學壓力，我看很多小說，寫文章投稿，參加演講比賽，還天天打球。最重要的是，我還有很多時間到教堂去聽道理、看人家做彌撒，從而成為有宗教信仰的人。這些對我而言，都是很寶貴的經歷，這一點我到40歲以後看得更加清楚。但在當時，這些事情不能改變我在社會中的命運走向—或者說，它們在很久以後才能支撐起我的生活。
接著是更為糟糕的狀況，我初中畢業了，根本不可能考取高中，只好念農校高中。好不容易念完高一，我的數學掛科，然後留級。父親聽說這個消息後暴怒，覺得這是奇恥大辱。
在這種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我轉考軍校。當時的軍人社會地位很低，待遇也很差，好像看不到未來。
我後來看到研究眷村文化的文章說，眷村子弟在台灣以「外省人」的心態在那一片小天地封閉地生活著，到了20世紀70年代，他們開始出現分化：一部分人在父母望子成龍的教育下，考上了大學；一部分人成績不好，選擇了軍旅生涯；還有一部分人步入黑道。
而我的變化，事後看起來基本上沒有脫離這樣的軌跡。這也許就是所謂環境或命運的安排吧。而要到我長得更大一些，才有了可能掙脫命運的力量。
我17歲的那一年夏天，某一個清晨，天色一片漆黑，我和父親坐上三輪車，從眷村趕往火車站，準備坐第一班前往屏東的慢車，到屏東東港的空軍預備學校報到。
不到6點，火車站已擠滿了人，這時一下子進來了20多個人，全都是光頭，看起來有些兇惡，我問父親：「這些是什麼人？」父親回答：「他們是犯人。」我這才發現他們全都戴著手銬、腳鏈。父親繼續淡淡地說：「以後你還會看到很多這樣的人。」前方沒有鮮花與憧憬，這樣的畫面，交織著對未來的恐懼和離家的複雜情緒，成為17歲的我對於離家的印象。
進入軍校後，我又遇到了問題。我的成績很差，大概排在全班倒數10名之內，對數學、微積分、物理更是一竅不通，而這些卻是我學習的專業—電子方面的基礎科目。
勉強度日如年地混畢了業，1959年年底，19歲的我從空軍通訊電子學校畢業，被分派到桃園空軍基地雷達站，別的同齡人也許剛剛邁入大學的門檻，享受自己的花季，而我則要開始工作了。
報到那一天，寒風瑟瑟。空軍機場離海邊不遠，走進那黃沙滾滾的地方，我意識到自己必須長大了，從此要開始闖蕩人生，孤單又恐懼。
在軍隊中的頭5年，我一開始就是讓長官頭大的「天兵」，而且我對電子機械實在沒興趣。老兵教我，我學得慢又容易忘，搞得我緊張兮兮的，老兵也很無奈。我做著修雷達、修機器的工作，感覺好像是在熬日子。我好像一條沉船，待在泥沙淤積的河底，無法開口呼吸。我所有年輕的精力、希望都無處寄托。
「神父，我的發音對嗎？」在這樣的情況下，有空的時候，我就去教堂，向神父學習英語。學習語言這個愛好，讓我找到一點生活的樂趣。我向神父學，跟基地附近駐紮的美軍鍛煉口語。只要是花在學習語言上的時間，再多我也不覺得累。
有時候我在想，人的興趣真能救他脫離苦海。
我小學時，功課不好，但作文卻不錯，老師很喜歡我的作文，常在全班同學面前稱讚我。後來，雖然我考初中時考得亂七八糟，勉強念農校也念得很差，人生似乎一無是處，但唯一覺得自己還有那麼一點可取之處的，就是作文和演講。我每年都參加演講比賽，所有的冠軍都被我拿走了。
現在，這個安慰轉到了學習語言上。
我的兩個興趣，後來真的成為了支撐我人生的力量。
發生改變
1964年年初，我24歲，已經修了5年的雷達和機器。這一年，我參加了公費留學的考試，因為英文好，竟然考取了，可以以空軍中尉軍官身份到美國密西西比州空軍通信電子學校受訓。40多年前，能出國留學是光宗耀祖的大事。接下來我的人生將發生難以置信的變化。
幾十年後，我看見阿里巴巴的創始人兼總裁馬雲告訴大家，他從小功課很不好，數學只考1分，但是英語特別好；他在英語上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與時間，後來正是憑借英文的優勢做起了對外貿易，才取得了事業上的成功。
當然，我不是提倡大家都可以數學成績不好，而是想說，在很多成功的人身上，你都可以發現這樣一個寶貴的事實：興趣才是最重要的發展力量。
那一年，出國時，大家在台灣松山軍用機場為我送行，我穿著筆挺的空軍制服，父母、同事和親友十幾個人來送機。媽媽拉著我的手說：「我當初擔心你一輩子無所事事混日子。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我聽到這段話，眼眶都紅了。我登上了飛機，告別台灣和上一段人生。
在美國校園裡，受訓的同學是世界各國的科技軍官，我非常高興能與他們相處，但我仍然不喜歡電子通信。後來的情況說明，一個人會往哪個方向發展，真是擋也擋不住。
有一天，一起在美國受訓的台灣同事對我說：「我們一起去參加獅子會的活動吧，」他補充道，「有免費大餐哦。」為了這頓免費大餐，我欣然前往。誰知到了餐廳，才知道參與者必須上台講些話，全程用英文表達。
當時，我措手不及，硬著頭皮上台去，大膽發表了有生以來第一次英文演講。我從會議現場的萬國旗，講到台灣人的奮鬥……沒有想到，我說完時，大家回報我熱烈的掌聲。事後，邀請單位寫信到台灣，讚揚我表現優異，空軍總部把信交給台灣的一家報紙發表，那是我第一次被媒體報道，真是興奮得不得了。
不久，又有第二次機會，當地扶輪社邀請我去演講，介紹台灣和中華文化。那天，我穿著筆挺的軍服，作了充分的準備。他們顯然很喜歡我的表達，演講結束，來賓全體起立鼓掌，熱情的掌聲持續很久，我感覺好像一場夢，站在雲端般輕飄飄、樂陶陶。
這兩次演講成功，讓我增長了自信心。不過，除了我內心的喜悅，事情看似沒有明顯變化。在美國一年後，我回到台灣，被分配到屏東基地的電子廠工作，回到以前的生活環境，回到10多個人合住一大間的鐵皮屋，回到讓我完全沒有興趣的修理雷達的工作。
我的婚姻
回到台灣後，我的生活圈開闊了一些。1966年，我參加了一次在輔仁大學舉辦的大專同學夏令營活動。在這個夏令營上，我見到台灣大學藥學系大四的學生李百齡，一個美麗的女生。我看見這個女生後，就很想接近她、去瞭解她。
我也在李百齡心中留下了印象，在那次活動中，各組都要表演節目，很多年後李百齡回憶說：「黑幼龍當時是他們所在組的策劃和靈魂人物，他的表演有趣又精彩，那時候我就覺得：『哇！這個人怎麼那麼了不起，會做這麼多我不會做的事情。』」
後來，我們相愛了。
我那時候只是一個前途未卜的小中尉，一個月薪水只有300塊，而且只有軍校的學歷，無論積蓄、資產、社會地位都很寒酸。而李百齡卻是台灣最好大學的高才生，各方面都很優秀。所以，起初她父母不太贊成我們的交往。可是我始終抱著希望。半年後，李百齡成為了我的太太。在那個年代，這種門戶懸殊的婚姻能成功，是很不容易的。這是我人生的幸運。
新婚的日子很甜蜜。但這樣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太久，我們結婚第一年就生下第一個小孩，第二年有了第二個。此後，我們深深感到貧窮帶來的困頓。
孩子都是我和百齡一手帶大的。孩子們小的時候，我們每天一大早把小孩送到托兒所，然後去上班，百齡當時在衛生署工作。回來的路上我會帶些菜回家，到家後我們中的一個人做飯，另一個就開始洗尿布。晚上小孩都睡了，我們就開始晾尿布、疊尿布，遇到下雨天還要用電熱箱烤尿布，常常弄到深夜。
有一天，孩子們生病了，額頭滾燙，我和百齡趕緊抱上他們去診所看病。當時，天空下著小雨，我們一路走到診所，途經一個典當點，把我們的首飾戒指、金鎖片都賣了，才能準備好足夠的診費。
由於經濟狀況如此之差，以至於有一段時間，我們只能跟房東分租一個房間，4個人睡在一張大床上，角落擺一張書桌，我晚上便可以加班翻譯賺稿費。我們跟房東共享浴室，因為要洗太多尿布，房東常常抱怨，而我們則忍氣吞聲。
但即便是這樣困難的生活，我們也沒有感到過特別沮喪或者氣餒。記得那時候，深夜我們洗完尿布，那時孩子們都睡了，然後就是我倆促膝交談的時光。我們天南海北地聊天，真是苦中作樂。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能安之如飴地把日子過下去。
那時候，我哪裡知道，這樣的日子，其實就是我們對孩子們「慢養」故事的開始，在二三十年後，我們才知道命運為何如此安排。
除了工作與照顧家庭，我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翻譯英文書籍，艱苦而熱烈地投入其中。
在我結婚3年後，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那一年，我考取了軍中的聯絡官，負責口譯跟筆譯工作，我很幸運地被指定負責給外賓作簡報。過去的苦悶日子終於結束。
40年前，英文能力強還是很稀罕的事，尤其是在高級官員間即席翻譯，更是相當榮耀。因此，還不到30歲，我就升為少校，常常在重要會議中擔任翻譯工作，有時候，我的左手邊坐著台灣的「空軍總司令」，右手邊坐著美軍的四星上將。跟著高級長官出差，更是常有的事。我見過很多將軍，也曾在蔣中正先生主持的軍事會議中做過翻譯。
過去我常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好像是一個逃避者，而從那時候開始，我逐漸地覺得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這種感覺很好。
1972年，台灣正處於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型期，經濟快速增長，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裡，台灣會創造「台灣經濟奇跡」。我在軍中也感受到社會物質的增長，以及賺錢的壓力。這一年，我也處於變化的開始，我在這一年結束了長達13年的穩定生活，從軍中退伍。
那時我32歲，許多像我這樣從軍隊退伍的人，多半到電子公司工作。不過，我則有更多的選擇。由於在過去接觸過美國休斯飛機公司，並且一直通過書信保持聯絡，退伍後，休斯公司邀請我加盟。「如果加盟，我的月薪會是3萬元呢。」我告訴百齡她聽了也很高興，那時候，大學畢業生的月薪大約是兩三千元。
對於家庭經濟情況改善的渴望將擇業問題變得非常簡單：我立刻加入了這家待遇優厚的外商企業。我是當時少數只有軍校學歷，而能進入外商公司的人。再過了一年，我的第四個孩子出生了。
我們一家人辛苦了這麼多年，我總算有辦法讓生活條件改善了。工作第二年，我們甚至還有了當時台灣人少有的汽車。我在休斯飛機公司的台灣代理商那兒上班，一年後休斯公司成立台灣辦事處，我順理成章當上了第一任經理，每天踏地毯去設在大飯店裡的辦事處工作。
但是，這份工作並不能讓我快樂。進入這家企業有點像是走回頭路，回到我不感興趣的電子技術領域，又要做業務，在享受高待遇的同時，我心裡真像是被針刺一樣難過。
我並不是時時刻刻有機會把握理想，有時候會為了待遇向現實低頭。
那段工作期間，我也見識到外商公司的嚴苛與現實。為了搶業績、爭表現，部門間的競爭不擇手段，彼此惡鬥，人與人之間無法互相信任。
1976年，休斯公司提供出國工作的機會，讓我們全家人能到美國生活兩年。這是我第二次到美國生活一段時間，但這一次卻並不那麼稱心如意。當我到了美國總公司工作時，我發現在外商公司工作的台灣工程師技術優秀、工作認真，但幾乎在職業道路上都得不到提升，也沒有歸宿感。我失去了英文優勢，在公司裡顯得可有可無。
這份工作我做得很痛苦，以至於好幾次下定決心不幹。不過，我放不下高薪的誘惑與現在好不容易得來的穩定生活，就這樣掙扎了7年。
不知不覺，人到中年。
快樂的工作
1980年9月，天氣還余有夏季的溫暖，秋季的雨水已經開始在台灣島內駐留。在這個普通的夏末，我遇到了我的朋友，光啟社社長丁松筠神父。我與他曾經合譯過一本書，彼此非常投緣。
「能邀請你來光啟社擔任副社長嗎？」丁松筠神父問我。
「我想一想。」我們談了很多關於光啟社的工作情況之後，我這樣回答丁松筠神父。
對於傳播工作，我有很大的興趣，但也有巨大的疑慮。我對光啟社節目製作或業務招攬等作業都一無所知，這些新東西讓我感到陌生、害怕。光啟社的薪水不到我在外商公司的1/2。中年轉入陌生行業，這在當時的社會是有點不可思議的事情。
「40歲了，家裡有4個孩子，我要不要轉行呢？」我對此非常猶豫。接著我問自己：「如果我入行，到底有沒有能力做好呢？」
對這兩個問題，我思考了三個月，還是沒有答案。
三個月後的一天傍晚，我們全家到公園散步，然後圍在噴水池旁坐下，時有晚風吹過。
我請全家人發言，談談他們對我去光啟社的想法。讀幼兒園大班的小兒子也要說話—多年後我問他是否還記得當年噴水池旁的家庭會議，他回答：「記憶深刻。」很奇怪，那次家庭會議的結果是，百齡與4個小孩全部贊成我加入光啟社。
於是，我下定決心，來到了光啟社，開始做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開始我從未經歷過的生活。
1981年秋季的某一天，我和丁神父到台灣電視台拜訪節目部經理李聖文先生。
偶然間，他提起曾經看過介紹武器科技的影片，覺得很好看。我在軍中待了很多年，又在休斯飛機公司工作過，武器是我很熟悉的題目，我饒有興致地和他聊起武器，並且告訴他：「我收藏了很多這方面的影片呢。」「如果影片資料夠豐富，不如圍繞武器介紹內容製作成節目？」李聖文先生提議說。
於是，我回到光啟社就開始著手規劃節目大綱、內容、主持人選，不久就推出了我們的節目《新武器大觀》，由我和沈春華一起搭檔主持。沈春華當時是輔仁大學四年級的學生，陪學姐來試鏡偶然入選，這是她主持的第一檔節目。後來，她留在電視行業，成為了台灣拿金鐘獎最多的節目主持人。
作為一個從小數學成績不好的孩子，我在節目中很少提及數字，不太談論飛彈長度多長、重量多重、射程多遠……而是更多提及人文的內涵。我也不會照本宣科念台詞，倒是常常引述歷史背景或對社會的影響，比如，戰爭對勝利者的懲罰比對戰敗者還要重，因為勝利者從此相信戰爭是解決之道，於是更加好武，帶給人民許多災難。
這個節目播出之後，非常受歡迎。台灣當時的電視節目大部分是連續劇與綜藝節目，《新武器大觀》這種類型的節目還是首創，很多知識分子都在收看。隨著節目一炮而紅，我也突然變成了大家都認識的公眾人物。連我遇到當時的「新聞局長」宋楚瑜時，他也告訴我，他的兒子是我的鐵桿觀眾。
節目持續做了兩年，不斷有人來請我演講，特別是大學。
我後來還創意出了幾個在全台灣反響非常好的節目。我有幸經歷了光啟社的全盛時期，光啟社成為了台灣少見的節目製作中心。林福地導演跟我們合作的《舊情綿綿》、《星星知我心》等戲劇節目，在當時很轟動，另外還有兒童節目《妙博士》等也很受歡迎。那時候，很多明星到光啟社的錄影棚來製作節目，像張小燕、恬妞等人，也常常到光啟社來做客。崔苔菁到光啟社來最喜歡到處叫「丁神父、丁神父」，院長神父聽到了直搖頭。
當然，我在光啟社也遇到過很多困難，諸如有過一段不被人接受的時期，也有過業務被人嘲笑的經歷，我們做《新武器大觀》收入也不高。但回憶起來，這是我人生當中一段美好的時光。我一路走來，經歷了人生這麼多的顛簸與曲折，直到此時，我才瞭解了「自我實現」的定義：一個人做的工作能夠發揮自己的興趣、專長與價值觀。
後來，光啟社換了一個社長，他的專業能力很強，但是管理模式採用中央集權，我這副社長幾乎沒事做。我不願意浪費人生、白拿薪水，於是就離開了。
再入學校
1982年，我43歲，離開了光啟社，暫時沒有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未來會從事何種職業。但是和以往任何一次面臨這種情況一樣—我的沮喪與失落，總會更快被某種興致勃勃的勁頭所代替。這種勁頭，來自於我的血液，來自於童年的田野，來自於青少年時的作文課本，來自於我的家庭，來自我心中。
43歲也許是一些人退休的年齡，我的勁頭卻從我的體內躥出來，躍躍欲試地給了我一個選擇：出國讀書。而我欣然接受。
我在40歲之後，開始能偶爾越過眼前的現實去看待自己的生命。我能感受到自己人生的輪廓，就像山巒一樣有起有伏。我開始看到過去那些坎坷而雜亂無章的軌跡，在遠觀時呈現出一種節律，這是人生的起伏變化。逐漸地，我心裡開始減少對生存的焦慮與緊迫感，轉而感受到一種歲月與心智所帶來的舒緩感受。
在這種舒緩中，我能看到當年那個在12歲暑假滑出人生正軌的小孩，他心中有一個遺憾—沒能有真正的校園生活。他一直有個夢想，希望再回到校園，徜徉於綠色草地間，和師長討論學問。
在經過了30年後的不惑之年裡，我決定讓那個小孩不再遺憾，我決定再一次回到課堂讀書。
在丁神父的推薦下，我進入美國羅耀拉大學攻讀傳播教育碩士，成了班級裡最老的學生，而且還帶著4個小孩。
進入學校後，在年輕的同學們中，我的壓力是明顯的。但是，很快，校園的樂趣減輕了這種壓力。
我貪婪地埋頭學習。我跟教授、同學討論各式各樣的問題，我更確定自己的水平不僅不比他們差，甚至有些地方更好。
「你的成績是多少？」一天，教育學考試結束後，我的美國同學問我。
「我是A，你呢？」我回答。
「我是B。」我的同學非常不好意思地說。
「這門考試全是論述題，要用英文寫出這麼多深刻的論點，你是外國人，卻考得比我們還要好。」我的同學輕聲地說。
我笑了笑。
我曾被「分數論」打敗，以為自己是個處處不如人的孩子，即便成年後工作上有所作為，心裡還是對學習成績有很大的遺憾。但從那一刻開始，分數對我再也不重要了。所有過去因為讀書不好而備受打擊的自信，在那時候完全恢復了。
9月的一天，一個晴朗的午後，我像許多美國學生一樣，悠閒地在草地上曬太陽、看書。遠方走過來一個穿著比基尼的年輕女學生，緊接著，我發現她的對面，一位罩著黑袍、全身裹得密不透風的修女正與她相望而行。當她們相遇時，她們停下來，互相擁抱、聊天，再繼續往各自的方向前進。
我深感驚訝：兩個那麼不同的人，能尊重對方的觀念、行為。修女既沒有認為這個學生太暴露、隨便，學生也不覺得修女太陳腐、守舊。
開闊視野、拋卻簡單的是非觀……這些都是我中年回到校園後超越成績以外的收穫。
1984年，我在美國念完傳播學的碩士，回到台灣。
此時，我還未能與合適我的工作相遇。在此之前，我要經歷兩份工作，第一份是擔任宏碁公司副總經理，負責拓展國際業務；第二份是競選台灣的「立法委員」，可惜落選。它們用去了我兩年的時間。
在我真正找到我希望從事的職業之前，一切都像是鋪墊，非常漫長，但我不得不同意那是恰到好處的鋪墊。
初識卡內基訓練
1985年，美國洛杉磯，寒冷的冬天過去了一半，而春日未至。時為下午，我與百齡待在室內，從窗戶外透進零星的陽光，百齡坐在沙發上閱讀報紙，我則在看書。
突然，她對我喊起來：「你看，這是你一直想做的。」一邊說，她一邊抖動著手裡的報紙。
「是什麼？我看看。」我說著，接過報紙。在這份《世界日報》裡，有一篇文章敘述了底特律卡內基訓練推動的情況。它介紹說，當地的三大汽車公司都採用卡內基訓練作為訓練經理人才的課程，而且由於它的人性化而顯得非常有效。
看完後，我也覺得很激動，好像被魔棒敲到一樣，頓時冒出火花。
這種看到報道就對一種工作「一見鍾情」的情況，我猜測在別的家庭非常少見，但百齡卻「天真」地提了出來。她好像還蠻瞭解自己的老伴。而我也立刻接受了。
幾天後，我們已經從電話簿上找到洛杉磯卡內基訓練的聯繫方式，並通過那裡得到一位紐約總部叫做奧利弗·克羅姆（OliverCrom）的聯繫人的電話號碼。我打了過去。
「我是台灣來的，我們對你們的卡內基訓練感興趣，想把它引進到台灣。」電話接通以後，我對他說。
「這不行，我們不是加盟店，不賣執照。」他生硬地回答說。
「我可以做些什麼呢？」我問道。
「我們對台灣那邊好多做法都不認同。」他說道，口氣冷淡得我彷彿能看見電話那頭的他在搖頭。
「哪些事情？」我問。
「你們常常侵犯著作權，對版權、商標都不太尊重。」他回答，然後很快掛斷了電話。
這次對話讓我覺得有些失意和沮喪。不過這並不妨礙我幾天後第二次給他打電話，內容還是關於上次的問題。
電話那頭卻傳來一個親切的聲音，與上次的冷淡相比，這讓人驚訝。
我乘機問道：「我來拜會你好不好？」
「可以，歡迎你來，我們在紐約長島。」那個熱情的聲音回答。
掛了電話，我和百齡訂了最便宜的「紅眼」航班機票，幾天後，我們登上飛機，到達紐約長島。長島有很多海邊別墅以及長島葡萄酒，但我們不知道它是否能夠產出希望。
卡內基訓練機構總部並不起眼，它已經在此地至少矗立了50年，當年卡內基先生就在此講課。但我無意欣賞這些，而是很快來到了奧利弗·克羅姆的辦公室—直到此時，我才知道他就是卡內基訓練機構的總裁。
我們的會面大概20分鐘，在這場簡短的談話中，他告訴我，他們已經進行了背景調查，瞭解到台灣剛剛通過著作權法，所以，台灣設立加盟區變得可以被考慮—這正是他第二次在電話中對我熱情的原因。同時，他也告訴我，對於我的要求，他們需要更多的考慮。
當時，我坐在會議室裡，看著窗外紐約的天空飄著雪花，我想，我從那麼遠的地方，坐著紅眼航班飛到陌生的紐約，就為了追逐一個毫不清晰的目標。我不知道以後我會做什麼，前方的路就如同被雪覆蓋的長島街頭一樣白茫茫。此情此景，到現在我還記得。
冬季很快過去，第二個冬季也很快到來了。時間來到1987年年初，我當時在宏碁公司擔任副總經理。我繼續與美國卡內基訓練機構聯絡，但仍然沒有任何具體的答覆。記得當時我的挫折感相當明顯。
直到那一年，在一個普通的上午，我的電話響了。我接起電話，對方是卡內基訓練機構的工作人員，他在越洋電話的那頭對我說：「我們徵信工作完成了，你在台灣很有知名度，是一個備受尊敬的人。現在，請你和我們委託的律師聯絡，辦理卡內基訓練在台灣的商標申請、登記註冊。」
兩年多的攀爬突然之間有了效果。我目瞪口呆，幾乎忘記了欣喜。
再識卡內基訓練
接下來的事情並非那麼順利。相反，我陷入了新的天人交戰中。新的職業明顯是份冒險，首先，卡內基訓練剛剛公佈了新的規定，經營者必須投入全部時間，不能兼職；其次，卡內基訓練要求加盟者赴美受訓一年，所有費用自行承擔。
1986年，我46歲，是一家大企業的副總經理，這家企業前程無量；是一個有著4個孩子的家長，他們需要安穩的成長環境；是一個擁有穩定與美滿家庭生活的中年男人，而且我很享受這樣的家庭生活。事情非常明顯：這不是一般人創業的年齡，而是享受幾十年奮鬥果實的階段。
一邊是夢寐以求的機會，另一邊則是穩定無憂的生活，中間是我的無數設問：我真的要完全打亂這一切，帶著全家人一起冒險，從頭開始嗎？如果創業失敗，年近半百的人還能做什麼？
是的，社會有一種被稱為「主流」的看法，它告訴我們，要上好大學，要買房、結婚，獲得金錢、地位、成功……
我也曾經非常在意這些標準，但是，現在我已經47歲了，我至少可以放棄外部的標準進行判斷。我從一個被放棄、失去自尊的學生，到軍中過13年的苦日子，再到半途改行去光啟社奮鬥，每一個辛酸的腳步，不都是為了做自己所愛的事情嗎？
每次作重大決策的時候，奇怪的是，那個童年在貴州山區整天奔跑玩耍的小孩子就會出現在我身邊，他推動我去欣賞那些生命中值得欣賞的東西：奔跑、大自然或者心中的願望。最為重大的決策，往往並非憑借理性的判斷，而是依靠信念以及直覺，而這兩者恰恰都是我不缺乏的。最後，我決定辭職去做卡內基訓練，投身夢想之中。
事後來看，無論是兒時的寫作、在海外演講、於軍中當聯絡官，還是進入光啟社，每一次將自己放置於人文與創意交界的地方，我總是能讓生活發生驚人的改變。我認為我們不僅需要創意出各種切實有效的方法，而且還需要將其與人文的關懷結合在一起，從而產生一種友好「界面」，來幫助自己，也幫助他人。這些情況，當時的我並不知曉，但它再一次發生了。這是一次巨大的爆發，好似我過去生命中所有坎坷與快樂的匯總。
決定已下，我接下來面對兩個顯而易見的現實難題：第一，當時台灣的經濟環境相對封閉，實施外匯管制，如果未來的公司要將權利金匯到美國，除非得到台灣投資審議會批准，成為合法的技術合作案，否則無法進行，但是當局比較希望能引進高科技產業，教育訓練機構被核准無先例可循；第二，台灣人會花令他們感到驚訝的兩萬元高價來接受這種訓練嗎？
對於第一個，也是最難的問題，我找到了台灣投資審議會的名單，決定與每個人溝通。「經濟部次長」、「外匯局副局長」、「經建會副處長」……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立即認同，也有的反應冷淡。我抱著不管機會多渺茫，我能做的盡量去做的想法，勉力而行。
1987年4月，初春時，台北道路兩旁的泡桐樹開花了，紫色、白色，在路旁蔓延開。這個月的一天，我也拿到了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投審會核准了我們的要求。
1987年，在繁花盛開的春天，我辭去宏碁公司副總經理的職務，收拾行李，帶著全家遷往美國聖地亞哥，接受卡內基訓練一年的訓練。
最初我參加的訓練是卡內基基礎訓練課程，在課堂上，我和其他同學—他們普遍比我歲數小很多—一次次地用卡內基的方式練習一些簡單而有效的原則，比如「常常微笑」、「不要批評」，直到它們成為自己的習慣。
當基礎訓練快結束時，我接到通知到紐約總公司去見習。在這裡，等著我的有一個寫著我名字「JohnHei」的接機牌和機場外一輛加長型禮車，車裡面掛著像聖誕樹一樣一閃一閃的小燈，以及卡內基夫人為我們準備的晚宴。
接著，我開始擔任助教，直到獲得了卡內基訓練的講師資格。我慶幸我在近50歲還有足夠充沛的學習能力與精力，讓我有能力開始全新的事情。
1987年10月，我的訓練完成，取得了講師資格，通過長達一年的一步步的努力，我獲得了全部的創業資格。然後，我從美國啟程，飛回台灣。
我記得剛抵達台灣時，我並沒有創業的萬般興奮，反而有一種不知從何開始的感覺。這種感覺就好像一個人在巴士站下了車以後，車站的人都走光了，孤單單一個人在站牌下想著，到底該換哪一班車、要到哪裡去。
47歲創業
百齡先我一個月從美國回了台灣，她做了件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事情：租了辦公場地。我向自己的弟弟、妹妹借了300萬元用作創業資金。
於是，我的台灣創業之路從裝修開始。我們有一個月時間，睡在正在裝修的房間地板上。一個吹氣床墊、幾張最便宜的桌椅，就是我們全部傢俱，真是難以形容當時的窘境。
我和百齡討論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授課教材，用中文還是英文的？」百齡問我。
「我想過了，英文的，因為外商公司的預算比較多，有能力購買這個訓練課程，而且，訓練內容那麼多，翻譯成中文可是浩大的工程呢。」我回答。
「好的，既然如此，我們一次多訂購些教材，可以節省運費。」百齡建議。
於是，我們決定用英文教材，我一次向總部訂購了很多。
1987年10月下旬，我們的教材已經到達台灣海關，再過幾天報關手續結束，我們就可以拿到教材。這意味著我們可以開始開班授課，我們對此很期待。
那一年的10月令很多台灣人難忘，因為琳恩颱風來襲，伴隨著大雨，台北地區出現嚴重水患。我們很擔心教材的情況，這時候，報關行打來電話：「黑先生，對不起，松山被大水淹了，你們所有的教材，通通泡湯了。」
颱風毀壞了教材，這簡直是晴天霹靂。但是，我沒有時間去沮喪，就像是本能反應一樣，我馬上著手另起爐灶。
再訂購教材曠日費時，我開始把教材翻譯成中文。那段時間，我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做這件事情，如果有人前來拜訪，也許會看見我正像個瘋子一樣，一邊演練英文教學，將其中所涉及的動作和練習用中文讀出來，並且調整為台灣慣用的例子，一邊把教材修改為中文。我的大兒子也來幫我，有些教材內容是由我口述，他幫忙整理為中文的。
這套教材改好後，卡內基訓練開始上課。沒想到，中文授課讓卡內基訓練在台灣很快就被接受。這種訓練包含著情緒、感受、自信的互動，而母語總是比第二語言更能打入人的內心深處。
1987年的夏天，台灣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發生：當時的蔣經國「總統」發佈命令，宣告台灣解除國民黨赴台後實行了38年的戒嚴，開放組黨。這次解嚴前後最大的差別是民主產生，報禁、黨禁都被打開。
台灣在1982~1987年期間，經歷了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這期間，出口金額與出口增長率排「亞洲四小龍」之首，經濟增長率排第二。到了1987年，這種增長已趨頂峰但同時呈現頹勢，呈現了空前的「繁榮」。
總的來說，這時候的台灣，處於思想空前開放與一片經濟繁榮之中。舉目望去，到處是大興土木的工地、大量已經創造財富的中產階級、初試遊行結社的人群。這時候最容易孕育像「美國夢」一樣的「台灣夢」，以及渴求尋找自我、求得突破的人。
正因為如此，在台灣卡內基訓練的開幕酒會之後，一些媒體對卡內基訓練產生了興趣，全台灣對卡內基訓練展開了廣泛的報道，卡內基訓練立刻廣受注目，一夕之間家喻戶曉。
我在光啟社期間累積出來的知名度，絕對有正面的幫助。有了知名度，大眾比較能信服。其實台灣有很多類似的企管訓練，但是，社會大眾對卡內基訓練的印象不一樣，我想，我的知名度是很大的影響因素。
在開辦卡內基訓練之初，我們原本擔心報名費太貴，沒有人來上，可其實報名爆滿。
報名那一天，在卡內基訓練的教室外，我對面前黑壓壓的人群說：「各位，第一班已經額滿，還沒報名的必須上第二班。」話一說完，好幾個人趕快衝出去：「第二班有沒有我的名字？」叫喊聲此起彼落。有人要等上半年才可以報上名。
我記得初期的卡內基訓練學員裡有許多優秀人才，例如輔大生物系主任陳擎霞、輔大法學院院長戴台馨博士、台大電機系教授張凡人博士，還有寫了好幾本市場營銷廣告方面的專家陳偉航、廣告奇才葉兩傳……
節目主持人陳凱倫在他從低潮往上爬的階段參加了卡內基訓練。訓練之後，一次他在主持一個晚會節目時，歌手文章對他說：「陳凱倫，你好像變了，變得很有自信。」陳凱倫就當著大家的面說：「這是卡內基訓練帶來的改變。」
並非所有的學員都是為了獲得向上爬的力量才來卡內基訓練。營銷專家陳偉航在別人眼中已經是位成功人士，他和他的太太來參加了第二期的卡內基訓練班。當時我是老師，我還記得他的太太畢業發表感言時說了一句話：「如果我現在再結婚，我還是會選擇我現在的先生。」陳偉航坐在後面感動得掉淚，即刻上前熱情地擁抱太太。他後來也在自己的《是的，我要成功》這本書中提到卡內基訓練對他的影響。
這些反饋令我非常開心。開辦卡內基訓練後，我看到非常多熱情的、想從各個方面改變自己生活，讓自己更加成功，也更加幸福的學員。這本身對我就是一種鼓勵。
我突然想起我在一年前作決定的那段難熬的時期，我意識到，當我們用心靈決定自己的行為，美好的人和事物就會接連不斷地出現在自己身邊。幸虧我在47歲、多數人認為應該「世故」、「成熟」的年齡，聽從了我心靈的召喚，選擇了卡內基訓練。
站穩腳跟
1987年，《台灣時報》的一位記者打電話給我，要來採訪我，我同意了。於是，她專門從台南趕來對我進行了採訪。採訪結束後，她告訴我，自己因為聽過卡內基訓練推介會，對這個訓練所傳遞的思想非常認同，所以，她剛剛進入《台灣時報》，就向領導爭取了這次對我的採訪機會，作為自己記者生涯的第一篇報道。
我們越聊越投機，最後我問眼前這位24歲的女記者道：「你願意到卡內基訓練機構工作嗎？」
「我很願意。」這位叫黃德芳的女孩子回答。她的眼神中閃出年輕人的認真與機靈。
於是，我們機構又多了一名員工，她是我們的第5位員工。
在創業的前幾年，我們的員工基本都是像黃德芳這樣，出於對卡內基訓練的認可而加入團隊的，這種建立在共同價值觀上的默契，無形中極大地增加了我們團隊的戰鬥力。
「我要開始訓練卡內基講師，你可要準備學習了。」一天下課後，我回到辦公室對黃德芳說。「是嗎？」她顯得很驚訝。
「我知道創始人卡內基先生一直是自己授課，堅持了25年，這以後才開始訓練講師。」她解釋說。
黃德芳的疑惑只是我遇到的一種情況。當我給朋友和學生表達了要訓練講師的想法後，短短幾天裡，很多人勸過我：「現在的學生都是慕你的名而來，你不教可能會流失很多學生。」也有人說，講師的要求太高，可能一時難以訓練出來。但是，我仍然認為，我們是一個學習與分享的組織，我也信任年輕人們的學習能力。
站在辦公室裡，我簡單地回答黃德芳：「是的，但我相信你們能成為好的講師。」黃德芳那天異常高興。
黃德芳大概在學習了一年後，正式成為了卡內基訓練講師。她甚至在一年半以後，就給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鋼）的高層主管講課了，這些主管對她的授課內容都很滿意。
之後的一兩年裡，卡內基訓練在台灣的發展之快出乎我的想像，而正是因為我訓練了講師，才能跟上這樣的發展。
當時，我們的學生越來越多，除了外商公司、個人，逐漸還有很多台灣機構成為我們的客戶。台灣自從有了「國家品質獎」以後，每個獲贈「國家品質獎」的企業公司，都曾支持很多人來接受卡內基訓練。比如得州儀器公司、中鋼、摩托羅拉，他們的主管都成為卡內基訓練的學員。從這樣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當時的台灣經濟發展是多麼蓬勃。
我當時不停地上課，每個星期至少有三四個晚上在授課。我不停地訓練講師，也不停地對外宣傳卡內基訓練。《中國時報》還找我寫「人際溝通」的專欄。卡內基訓練在台灣頓時變得很熱門，甚至有學員遠從高雄、花蓮來上課。
「我們要不要擴展到台北之外辦班呢？」1988年夏天，百齡、幾位同事以及我一起商量。
「現在光是台北的課就多得教不完。」有同事說。
「是這樣不錯，可是，還有更多人的家庭生活、工作發展需要卡內基訓練幫忙。」我沉吟道。最後我們一致認為，我們有責任到其他地區開班。
接下來，我開始在台中等地開辦卡內基訓練班。很多時候，我教完台中或新竹的課，開車回到家已經半夜2點了，但是我一點兒都不覺得累。在無形的社會責任感驅使下，我們幾乎在全台灣各個角落都開過課。在全盛時期，從大都會的台北、桃園、中壢、新竹、高雄、台中，到純樸的苗栗、彰化、雲林、台南、善化，還有世外桃源的屏東、台東、花蓮，卡內基訓練幾乎在全台灣都開過班。
3年以後，1991年，這是台灣卡內基訓練揚眉吐氣的一年。從那年開始，我們贏得了全球150個加盟區的第一名。到現在，這個榮譽還是屬於我們的。無論是卡內基訓練總部、各國朋友，還是我們自己，都對這個成績非常驚喜：誰也沒想到，台灣這麼小的地方，會拿下世界第一。
課程創新
1990年的夏天，我沿著台北的街頭走向辦公室，一路上的樹枝繁葉茂，透出勃勃生機。進入辦公室後，我看見走廊上一位太太在看佈告欄，我走上前去：「你對這個訓練感興趣嗎？」
「是的。」這位太太回答，她接著說，「不過，我們都已經定型了，為什麼你不幫小孩訓練？」
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一直在想這件事，她說的可能有一些道理。
1988年，我到菲律賓參加卡內基訓練亞太大會，印度尼西亞地區的負責人告訴我，他們用卡內基訓練的方法帶領青少年活動，反應很好。
我覺得，卡內基訓練是我可以貢獻社會的方法，青少年可塑性高，在他們成長的階段就培養出溝通能力，擁有自信、抗壓能力和熱忱，為自己建立人生目標，這對他們以後的發展會有相當大的幫助。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為社會培養更多棟樑。
到了秋天的時候，這件事便不止於理想了，我已經思考了方方面面，包括講師如何調撥、課程如何設置等現實問題，然後就下了決心，試試開辦青少年教育。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美國總部時，他們只是冷淡地回答我：「你可以試辦一兩次看看。」他們對這類課程沒有信心也是可以理解的，當時我們沒有專門針對青少年的教材以及授課內容，也不知道青少年是否會來參加這樣的訓練。
我們第一期青少年訓練班的學員，大多數是參加過卡內基訓練成人班的學員的孩子。中國人的父母跟別的國家的父母不一樣，他們願意為小孩做任何好的事，能付出多少就付出多少；如果是在美國，青少年班很難辦得起來，因為美國人認為孩子上了中學就應該打工，自己存學費上大學。
這個決定使得我們在台灣的發展，有了一個新的方向。每年暑假，我們在全台灣各地開辦青少年和大專班。現在，大概一年有一兩千名中學生、大學生來上課。這些人佔了整個卡內基訓練人數的1/4。
美國的卡內基訓練95%都是企業派訓或企業內訓。但是在台灣，我們招收不到這麼多的企業級學員。我們有60%的學員是自費，40%的學員是公司付費上課。這自費的60%裡，就有很大一部分是青少年班的學員。
1998年某月，卡內基訓練辦公室裡，我請了幾位學員來「演戲」：他們兩兩一對開始出演犯錯的員工和他的主管之間的事。
一位學員手裡拿著一頁白紙，上面寫著一個叫「林先生」的人會遇到的事情：你是員工林先生，你遲到了，因為你送生病的女兒到醫院。你已經連續三年沒有加薪了，而且常常加班……
他對面，一位學員也拿到了「邵老闆」的劇本，情況恰恰相反：你面對一位員工林先生，他總是遲到，總是抱怨沒有加薪，很影響團隊氛圍……
接下來，「林先生」與「邵老闆」開始對話。毫無意外的是，兩者間的對話充滿了火藥氣味，他們大部分互相指責，但其中有一對學員中的「邵老闆」選擇了傾聽「林先生」說明情況。
等一陣喧鬧過後，我請他們停下，互相交換故事腳本看看，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啊，原來誤會就是這樣子造成的。他們才知道，原來自己只是瞭解事實的一部分。
這個演練是在為我將要推出新的領導課程作準備。
卡內基訓練認為，任何訓練要想真正改變人的行為，一定要採用「隔周訓練」的方式，而且需要相當長的受訓時間。如果課程太密集、時間太短，根本沒有時間和機會多多練習，也就無法產生新的行為，更無法養成習慣。
但是，在台灣，一些正在台灣市場全力打拼的企業主管們，常常要面對很多突發的出差、會議，以至於為期三個月的定期課程讓他們望而卻步。還有一些，上了幾課後也不得不半途而廢。
於是，我便想到設計為期兩天的密集課程。為了保證效果，我在現場安排了許多現場參與和角色演練，來達到加深印象的效果。
於是，一套只有兩天的密集訓練教材就被我設計出來了。這套課程時間短，再忙的人也抽得出時間來上課，而且，由於採用了角色演練的方法，同學們加深了卡內基訓練內容的印象，彌補了時間的不足。
當時美國總公司沒有這樣的訓練方式，也還沒有授權允許各加盟區修改課程內容。不過，當我把修訂的教材課程翻譯成英文，送到美國審查，還是得到了批准。
此後，台灣卡內基訓練推出了兩天密集課程，這成為打開卡內基訓練和公司主管們互相接觸的大門。無數的「林先生」和「邵老闆」都覺得效果不錯。
充滿感恩
1996年，時間很快就來到我加盟卡內基訓練的第10個年頭，這一年，我57歲。我帶著台灣卡內基訓練的全部同事去美國參加全球卡內基訓練一年一度的年會。這一次的年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圖森市（Tucson）召開。作為第一名，我應邀在會上發表英文演講。我還記得，當年我的演講內容是這樣的：
「卡內基訓練在台灣發展的時間剛滿10年，這個10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10年。」這的確是事實，有幾個原因：第一，這是我做得最好的一個工作，我們不是拿到世界各加盟區的第一名嗎？第二，這是我做得最不累的一個工作，因為無論是授課、企劃還是演講，每一件事我都很感興趣。第三，這是我做過的最有價值的工作，通過這份工作，我可以幫助這麼多人和公司不斷成長。
「我不知道將來還有多少個10年，不過我一定會帶著很大的期望過下半輩子。」
說到這裡，我哽咽了。許多人來跟我擁抱，也有人以為我得了癌症，在演講中感慨生命苦短。其實，如果他們瞭解我這一生闖過多少關卡、付出多少代價，才有現在這成果，那他們就一定能體會到我內心的激動了。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了，台灣經濟受到的影響在「亞洲四小龍」中是最小的，但也難以避免地出現了經濟滑坡，一些企業陷入低谷。不過，這時候我們的卡內基訓練課程的銷量並沒有大幅滑坡。
我從小喜歡寫作。在開辦卡內基訓練後，這個愛好與我的工作得以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1998年，我寫的個人傳記《破局而出》出版了。在其中，我回憶了自己是如何從一位自卑的青年，經歷了坎坷與努力，找到了自信，成為了台灣卡內基訓練的推廣者的過程。
這本書剛出版不久，有一次在一位「立法委員」的競選講台上，我遇到當時的台北市市長馬英九。他輕聲地跟我說，他最近在看我的這本書。當時我的感覺是，連馬英九也愛看能幫助我們從低潮、挫折中站起來的書。還有一次在機場遇到一位先生。他告訴我說，他在飛機上一口氣把我寫的這本書看完了，而且還要買100本送給朋友和同事。
在台灣，我們和學員一起度過亞洲金融危機；接著就是「9·11」恐怖襲擊事件、伊拉克戰爭，兩岸關係停滯不前，醜聞、貪污層出不窮，但我們都沒有放棄對未來的期望。我還會和他們一起經歷更多。
2000年的一天，我和我們的一位企業客戶聊天，他問我：「你們能去大陸開辦訓練課程嗎？我們在那裡的業務團隊越來越大，希望接受你們的訓練。」
這個建議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見，TCL、飛利浦、康柏（2001年被惠普公司收購）等企業早就要求我們去大陸開辦訓練課程。
於是，2001年，我在上海開始了在大陸的第一次卡內基訓練。這時候，我的大兒子黑立言已經加入到台灣卡內基訓練的事業中來，後來有部分大陸卡內基訓練的開拓工作，就是他在進行。他做得不錯。今天，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的公司都可以請我們去提升它們的生產力。
特別是，大陸獨生子女一代的青少年，也可以在卡內基訓練中學習溝通及人際關係了。
現今，山東、江蘇、浙江與上海地區都由我負責。他們稱呼我為「中文卡內基訓練之父」，其實，這真的是很多人努力的結果。
2006年，《天下雜誌》的《影響200》特刊報道了200位在過去400年中，對台灣最有貢獻的人，其中大概只有一半的人還活著，而且只有20多人出身企業界。我有幸成為其中的一人，主要是卡內基訓練之故。
2012年2月，上海，我在這裡舉行為期兩天的卡內基經理人訓練課。課程一結束，我就直接從上海卡內基訓練辦公室趕赴機場，返回台灣。隨行的一位記者朋友問我：「黑老師，你看起來好有活力，你站了兩天，也不停地說了兩天，可還是興致勃勃，一點都不像70歲的人。」
聽到別人這麼說，我有點沾沾自喜。不過，這應該歸功於我對生命有極大的熱忱，相信自己可以帶給週遭的人更多正面的影響。所以，不管是全台灣巡迴訓練許多企業的中高級主管，還是去各地演講、參加會議，我的心裡總有把永遠不熄的火，就算因為舟車勞頓覺得疲倦，只要一輪到我上台講話，我總是神采奕奕，好像吃了大力丸。
我已經到了退休年齡，事業也有交棒的人選，卻仍不在意旅途辛苦，到處帶訓練和演講，物質的所得已經是次要的考慮了，最主要的是我有強烈的熱忱，想帶給別人正面的溝通力與領導力。
現在，我73歲，儘管我還四處講課，但台灣卡內基訓練的工作，已經由我的兒子黑立言來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