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以前，無論我的性文化課，還是新浪上的大學生性心理咨詢熱線上，以及我在一些大學進行的性文化報告中，同性戀問題還不是很明顯，但是，今年以來，這個問題非常突出。僅就電子郵箱來咨詢我如何治療的就有5位，而我對治療問題還沒有精力去關注，更沒有多少研究。在性心理咨詢熱線上，這個問題也明顯地多了起來。最讓我驚訝的是在我的課堂上，今年詢問這個問題的同學一下子多了起來。要知道往年很少有人談這個問題。
他們的問題是：如何解釋同性戀現象？為什麼患有同性戀的病人患艾滋病的幾率較高？同性戀是正常的合理存在？還是因心理上的不適出現病變的？為什麼男同性戀者多於女同性戀者？等等。
這一問題為何會在今年陡然間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呢？依我看，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學者和媒體的作用。在今年上半年人大會前後，有三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李銀河博士的同性戀結婚的法案、電影《斷背山》的上演和電影人程青松向媒體自暴是同性戀者，這三件事先後發生，使中國突然間將這一過去只有同性戀和學者們關注的問題一下子變成全社會關注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很多學者、藝術家也參與這場討論。如畫家陳丹青的言論也風行一時。
二、人們的思考逐漸理性起來。自80年代末開始，同性戀問題逐漸從地下開始暴露出來，到了90年代末期，這一問題已經成為學界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同時，同性戀現象開始得到法律界和社會的寬容。經過這麼長時間的討論，在今年這一問題進入真正的「學術」討論階段，也就是理性認識階段。
三、同性戀者的數目越來越大。這究竟是一種可喜的現象？還是一種可悲的結果？今天的中國人突然間困惑起來了。據去年《中國青年報》的一則報道，在記者調查的12個同學中，就有兩個是同性戀，也就是說，大學生中有六分之一的人是同性戀者。這個數據顯然是無限地誇大了，但是，它仍然說明，同性戀者的數目已經比過去我們所想像的要多。
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在中國，對於同性戀問題的關注幾乎是單方面的，即學者的同情甚至慫恿和媒體的誇大其辭，卻缺少真正的學術對話。原因也很簡單，中國文化在對待同性戀問題上一直缺乏必要的學術構建和倫理闡釋，但這一問題在西方基督教國家是不同的，由於基督教教義中有明確的道德戒律，甚至一些哲學界（如柏拉圖）都有哲學闡發，所以學術也一直建立在對這種戒律的深層研究中，使得這一研究逐漸深入。在西方，人們還從科學的生命界來研究同性戀問題的根源。事實上，中國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才剛剛開始，人們對同性戀問題產生的根源和後果、在倫理上的困惑都沒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對它還只是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