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一位叫「衛子」的博友給我留下如下博語：
「超女一樣的作家，走這條道路或許更為省心、省力，有好多粉絲來捧場，我是衛子，看了你的博客感覺有點悲哀，是大悲，為一個能寫出大海浪花的詩人走上靠性包裝滿足另一種需求，感到悲哀。」
不知道這是第多少個批評我的博友了。自從《非常日記》以來，許多人都批評過我，他們中絕大多數是從來沒看我的書就自以為是地批評的，到後來我在大學裡開設性文化課後，這種批評更為猛烈了，尤其是我身邊的文人墨客們，他們的批評可以說甚為辛辣、刻薄，都有點惡毒了。他們以為我在課堂上教學生性技巧呢。
很久，真的是有些久了，我都「無視」這些批評。「無視」是因為這些都是無知者的濫言，「無視」是因為我無從解釋，但批評者中我的很多朋友也參與時，這種憤懣便使我非常之不快了。感謝博客，有一個可以自我圓場的天地。
賈平凹在1992年前後出版的《廢都》，是中國文學界90年代的第一件大事。1994年，在我尚未看完這部長篇時，我就以粗劣的語言批評他作品中的性描寫，倒不是因為寫性，而是我認為他筆下的性沒有任何價值。性在賈氏那裡成了一種廣告，成為他摹仿《金瓶梅》、超越《紅樓夢》的一個借口。賈氏筆下的性缺乏基本的精神判斷，可以說是一種死亡之性。我們很難從那種性的描寫中看出人的道德衝突和精神傾向。作為一個一流的大作家，如此想當然地描寫性，在我看來，是一種失敗。事隔多年，在人們都想當然地批評我時，突然體會到賈平凹之不幸。
性是什麼？性在整個人類文化中屬於一種什麼樣的文化存在？性的真正身份我們又知道多少呢？現在我可以妄言，大概那時候中國的所有批評者跟我一樣，對性基本上一知半解，那麼，那時候的批評是什麼批評呢？誰來給賈平凹驗明正身，平反昭雪呢？時至今日，似乎也沒有。我能看到的僅僅是他自己寫的一些感性的語言，那些感性的文字看上去也那樣「無知」，讓人一看三歎。
實際上，從世界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性始終是文學所要表達的一種重要的主題。所謂愛情是文學永恆的主題，倒不如說性是文學永恆的主題。愛情是性文化中的一個主題。我們中國人把愛情與性往往分開來看。曾經在西北民大作報告，一個男大學生憤憤然地給我寫了張紙條：徐先生，你怎麼能把性與愛情混為一談呢？我當時愕然，轉而大笑。這並非什麼濫言。這種觀點也並非只來自於這個學生。在西方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在中國自然是儒家文化（獨尊儒術後的儒家）。中國人有這種觀念很久了，以至於我們的青春前期對性持一種對抗的狀態。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們不受中國傳統道德對我們的束縛，在青春期我們會有一種什麼樣的心理呢？在我第一次看完黃色錄像後的三個月之內，我一看見女人就感到噁心。一想到愛情有一天會被性糟蹋，我便痛心疾首，更不願意想起性了，但事實上，由於那時的年齡已經很大，是性在不斷地提示我們的時候。我在很長一段時期常常懷疑，我的性器官是否還能用。我相信那時候有很多人都持這種心理。張賢亮的《綠化樹》對我們的影響太大了。
後來，我相信，把性與愛分離，是傳統的中國人青春期必然要走過的道路，然後才走向性。但恰恰就是在這個時期，中國人對性就處於一種矛盾的心理了。一方面，想得到性，另一方面，拒絕性。它使我們的人格分裂，心理失衡。
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發生在90年代初。我的一位詩人朋友已經快30歲了，但他沒有談過女朋友，也沒有看過黃色錄像。他幾次想到學校附近的錄像廳去看通宵錄像，據說那裡12點以後會放一陣子黃色錄像，但他害怕被公安逮住，便深夜來找我。我當時住的地方可以放錄像，但那天晚上我恰恰不在。據說他瘋了一樣地把我找了整整一夜，在每一個我可能會去的地方大聲地喊我，直到很晚很晚才入睡。後來，這件事被傳為奇談，所有人都恥笑他。他瘋狂地找女朋友，在舞廳裡他一個接一個地請姑娘們跳舞，他從不氣餒，他在被自己看上的姑娘拒絕後只是皺一下眉頭，把心頭擰一下，便昂起首去請下一位。我們常常笑他。他甚至為了想認識一個女孩子，從公共汽車上下來問人家，你好，請問師大怎麼走。那個女孩子說，你不是給我們上過課的劉老師嗎？他不知道怎麼辦。這個笑話也成為他在蘭州的傳奇。再後來，他實在在蘭州找不到女朋友，便去了南方。很多年以後，我感到了心痛。我分明看到了性是如何捉弄一個詩人的，性在他的身體裡是如何遊走的。
另一個給我印象深刻的也是一位詩人的性經歷。他在夏天來到我的宿舍，總是要住整整一個暑假。我管吃管住，他說是要寫詩，但實際上後來我才知道，他被性控制了。他也快30了。他常常在夜裡光著身子踱度，把自己的那玩意兒舉得老高。他給我們吹他在18歲那年和一個女教師的一夜情，他形容性時用了很多象聲詞。他幾乎每晚都想去找某個女人，為的就是性。我們都覺得可怕，又都覺得好玩，同時也不可思議地被他蠱惑了。性在那幾個夏天像火一樣地燒著我們，很多異常行為今天難以理清。
而在我當教師的那幾年，不幸的是我身邊有好幾個研究心理學的研究生朋友。一到夜晚，我們都無事可做，他們便給我講他們正在研究的一系列性心理變態者的行為，使我大為驚訝。不過，那時候我們都把它們當成笑話。
市場經濟以後，街上到處都是洗頭房，不斷地聽說大學生出事的事情。結婚以後，再想想婚前長達十幾年的性恐怖，真是難以訴說。
人類對性的恐怖造成了人類的性變態，而這些性變態又造成了多少悲劇。想起《少年維特的煩惱》，還有《麥田里的守望者》，和正在流行的《挪威的森林》。
那時已是2001年底，我已有了一個女兒。也是我拒絕文學四年之後。那是春天，妻女都去了涼州，家裡就剩下我一個人。無事可做，突然想寫點什麼。在一種衝動中，便寫了《非常日記》，意在記錄我所經歷的那個青春的年代。
寫完後給一個學生看，誰知他們都認為好，說可以暢銷。那時候的我已對文學無所求，哪敢有其他的奢望。便又給其他學生看，希望他們給我提點意見。大概真的是寫了一些沒人敢寫的東西吧，很多學生都要看，便流傳開了。當然，實際上也沒有一些媒體所寫的那樣「瘋狂」。這時候就想，有一家出版社能夠給我出就行了。就給了敦煌文藝社。是劉鐵巍副總編。她認為可以出，我喜出望外，便簽了。
後來的情形便有些可疑了。那時還不懂炒作，都是新聞媒體來找我採訪，也不會找話題。後來粗粗地統計了一下，那年大概有200多家媒體（包括80家電視台和一些門戶網站以及一些流行雜誌）報道了此事。中國新聞社題為《性心理變態問題成為蘭州大學校園裡面的熱門話題》成了當時政府注意的焦點問題，蘭州大學也成為「被告」和「批評對像」，省上幾個領導對此事非常關注。批評和檢查開始了。這給我的單位西北師大帶來了麻煩。現在想起來，我要感謝西北師大當時在任的幾位領導，是他們對我的小說有一個理性的認識，認為這是藝術，就應該以藝術規律來處理。他們的意見使我脫離了逆境，小說也在修改之後得以出版。雖然當時有很多政府領導在四處批評我，被我牽扯進去的蘭大也對我「恨之入骨」，但只要能出版，我已心滿意足。現在回過頭來看，我還要感謝他們的宣傳。
一本書就這樣被一個新聞無意中炒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