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洗腳，廣播喇叭裡正放著吹熄燈號前的音樂，忽然從廣播裡傳出一個男人的聲音：
「你舒服嗎？」
「舒服，舒服，舒服死了，喔，喔！」
聽者瞠目，不知這是怎麼回事。後來才知道，女廣播員正和放映隊長在廣播室關起門來做愛，忘記把喇叭關上了。
……
這是性學家劉達臨在《我的性學之路》中記述的一則故事，發生於1958年。那時他還在部隊上服役，部隊對兩性問題的處理非常嚴格，由於女廣播員和放映隊長都是未婚，不屬於通姦，所以處理的結果是女廣播員回了地方，放映隊長復員了。
第二年，這裡的廣播員換了個新的，小楊，是個姑娘。結果被有婦之夫宣傳科姜科長勾搭上了，發生了兩性關係，而且小楊也懷了孕。這是個嚴重問題。調查的焦科長也是個多情種子，在代表黨委進行調查時，小楊哭哭啼啼，使他動了感情，不僅摸出手帕替她擦眼淚，還把黨委對這件事要一查到底、嚴厲懲辦的決心和部署告訴了小楊。這樣就促使姜科長和小楊一起外逃。在路上，姜科長對小楊說：「看來我們已無路可走了，生不能做夫妻，死後做夫妻吧，我們一塊死吧！」小楊聽了他的話，服毒死了，他卻不服毒了，被抓了回來。
這件事上了軍事法庭，開了公審大會，曾經被認為是很能幹、很有發展前途的姜科長和焦科長成了首犯。姜科長被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判刑15年；焦科長由於洩露黨委機密，造成嚴重後果，被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判刑5年。
我問劉教授：部隊裡這樣做是不是太過分了？
劉教授說，這個60年代初發生的令人震驚的案件觸動了我的思想，為什麼在具有優良傳統和嚴格紀律的部隊裡會發生這種事？這樣處理對嗎？這也許是我後來走上研究性學道路的一個原因。當年，那位前來坐鎮的空軍政治部副主任在大會上批評我們部隊政治思想薄弱，生活條件太好了，就發生這種腐化現象了，這種分析也許有一定的道理。後來我在研究性學以後，認識到部隊由於國防建設的需要，對性這一容易引起社會動盪與紛爭的事情不能不嚴加控制，正如費孝通在《生育制度》一書中所說的：「性可以破壞社會身份，擾亂社會秩序，瓦解社會團體。」可是，性又是一切人的一種本能需求，又不能過分壓制。西方有位哲人說過：「對於絕對自然的事情的壓制，其結果往往是加強，甚至是病態的加強。」這也許是我們部隊過去出那樣的事件的原因之一。從世界範圍來看，軍人的性問題一直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如何解決卻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它不是新問題，是一個一直存在的問題。
我進一步問他，1969年9月，也就是在您整整20年軍齡的時候，復員回家了。復員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劉教授說，當時我所在的那個部隊奉命撤銷了，當時有三條路擺在我們面前：一是調到其他部隊去，二是去「支左」，三是復員回鄉。一般來說，軍隊幹部回地方都是轉業，用在軍隊的級別套地方級別，有時還會加一級，而復員則什麼級別都沒有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復員是很吃虧的，當時沒有轉業。領導徵求我的意見時我說：「我和愛人已經分居10年了，現在讓我回家吧！」當時領導覺得我這樣做太可惜了。
不知怎麼地，我追根問底甚至有些刻毒地說，您這麼堅決地回家，實際上也有性的原因。我想，這一點不用問都能猜出來。人之常情嘛！應該說這是一種比較人性的選擇。您是性學專家，有人這樣問過您嗎？
劉教授尷尬地說，沒有。你是第一個。當時我的心裡很亂，而且在那個年代，性是很次要的。當時的部隊裡也很複雜，我也不想再在部隊呆下去了。
就這樣，劉達臨先生回到了上海，不久，他就踏上了研究性學的道路。起初，沒有多少人理解他，家裡人也不支持他，然而他還是堅決地走下去，終於成為一代性學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