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真理是燦爛的，只要一個罅隙，就能照亮整個田野。
迷信權威
權威也不可能絕對正確，永遠正確。如果一切都以權威為是，而不再進行自己的分析，這就是「迷信」了。
有人群的地方總會有權威，權威是人類社會實際存在的現象。人們對權威普遍懷有尊崇之情，這本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種尊崇常常演變為神化和迷信。在分析領域，人們習慣於引證權威的觀點，不加分析地以權威的是非為是非，一旦發現與權威相違背的觀點或理論，便想當然地認為其必錯無疑，並且大張旗鼓地進行討伐，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迷信權威的情形。
那麼我們的權威定勢是怎樣形成的呢？
第一，它是教育的產物。
人是在教育中長大的。在由兒童走向成年的過程中，學校、社會向弱小的孩子灌輸著種種權威定勢。有時，由於孩童的任性，他們中的有些人可能會進行反抗，但相對這些強大的外部勢力而言，孩子的力量是極其弱小的，這種反抗往往以孩子們的失敗而告終，這從反面教育了兒童：對於權威，只能無條件遵從。
因此，面對強大的權威，弱小的孩童不論是服從，還是反抗，最終他們都會在實踐中發現，如果服從身邊的權威，就能從中得到好處，而抗拒這些權威則注定受到懲罰。
於是，隨著年齡的增長，經歷了從反抗到不敢反抗，再到不願反抗，再到最後的根本想不到反抗，權威定勢就這樣形成了。
第二，迷信專家的言論。
在現實生活中經常見到這樣的現象，當兩個人發生爭執的時候，如果有一方引證專家的話為自己辯護，那麼另一方就只有認輸的份了。再看看我們的理論文章，哪篇文章如果沒有大段引用權威言論，作者和編者就會感到心裡不踏實，感到沒有把握，只有拉出一個權威來幫腔，大家才能都鬆一口氣。
不論是來自教育還是來自專家，歸根到底，權威定勢根源於個人的有限性。個人知識上的有限，使我們崇奉博學者為權威；個人力量上的有限，使我們崇奉強力者為權威。我們試圖通過權威的力量，把自身的有限性上升為無限性。
英國著名醫學家、物理學家托馬斯曾說過：「儘管我仰慕牛頓的大名，但我並不因此非得認為他是百無一失的……」這才是科學的態度，迷信權威往往會使自己喪失獨立思考的勇氣。
懼怕權威是迷信權威的一種表現。迷信權威的心理，會干擾眾人對客觀事物作出獨立的思考、分析、判斷。心理學家穆爾曾做過這樣的一個實驗：
他提出了一些問題，請100名學生作書面回答。答卷收上來後，他向學生作了講評，中間談到了某專家對這些問題的見解。而後，他又將答卷髮還學生，要求學生進行修改。結果，學生們都不假思索地採取了那位專家的見解。
這一稱為「權威暗示」的實驗，證明了人們普遍存在的「相信權威勝於相信自己」的心理。這種心理不僅會使人們陷入是非不辨的泥沼，有時還會以謬誤為真理。歐洲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們曾經對權威的迷信達到了十分荒謬、驚人，乃至可笑的程度。意大利物理學家伽利略在關於區別托勒密和哥白尼的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中講過這樣一件事：
一個學生發現了太陽上有黑點，便去請教他的經院哲學家老師。這位老師翻遍了《聖經》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沒有發現與此相同的說法，於是他回答那個學生說：「《聖經》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從沒說過太陽上有黑點，所以就不可能有。」學生堅持說：「我確確實實看到了太陽上就是有黑點。」老師說：「如果你確實看見了有黑點，那黑點肯定沒在太陽上，而是在你的眼睛裡。」
迷信權威的心理阻礙著人們獨立地觀察和分析世界上的各種問題；阻礙著人們以科學的精神去探索事物的真相，因此必須加以消除。從這個意義上說，奧地利物理學家魏斯科普夫的話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們喜歡跟偉人唱反調。」因此，我們要學會擺脫權威的束縛。在此，介紹幾種方法供大家參考：
第一，多角度分析和定義。從盡可能多的角度對問題作出分析和定義，每一次分析和定義都可能指明尋找答案的途徑。如果遇到一個問題後，多提幾種解決的方案，找到答案後要找一找看是否還有其他更好的答案。有人對曲別針的功能就找了幾千種，一塊手帕也有上百種用途。平時的訓練很可能為你以後解決問題帶來方便。
第二，仔細推敲自己的假設。尋找答案的時候，這些假設本身是否就是一種障礙。
有這樣一道智力題：請你不打開瓶蓋也不打破瓶子而喝到瓶裡的汽水。你如果擺脫「瓶蓋是鐵製的」這一定式，想像一個軟木塞的瓶蓋並把它按進瓶裡就可喝到爽口的汽水了。
第三，善於奇思異想。也許正是最笨的設想和建議誘發出了奇妙的辦法。
第四，暫時放棄疑難問題。如果我們把疑難問題暫時放在一邊，去想想別的問題，也許會觸類旁通，甚至可能完全忘了此事後，靈感會不期而至。
先入之見
先入之見也叫成見。成見是對人或事物所抱的一種固定不變的看法，它能夠影響和阻礙我們更加理智、冷靜地分析問題。佛爾特·裡普曼說：「成見是先入為主的觀點，包含著個人的偏愛，與擔心、慾望、強烈的願望、驕傲和希望緊密相關。除非我們拋棄成見，否則，我們就會不經研究就認為某人很壞，甚至還永遠認為這個人很壞。我們看到了虔誠而慈悲的教父、刻板的英國人、豪放不羈的波希米亞人、懶惰的印度人、狡猾的東方人、夢幻的斯拉夫人、激動的愛爾蘭人、貪婪的猶太人和100％的德國人……這些判斷中沒有絲毫的公正、仁慈和真實，因為這些結論都是未經分析論證得出的。」
最常見的成見是種族、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成見，如對黑人、原教旨主義教徒和意大利人的成見。除此之外，還有其他類型的成見，如對同性戀者、牧師、退學學生、男女平等主義者、大男子主義、紐約城、單身酒吧、母親甚至於上帝都有成見。
拿記者來說，如果他們在採訪之前就有了對某個問題的結論，於是帶著既有的觀念去尋找相應的新聞來證實自己的看法，這樣他就面臨掉進「先入之見」陷阱的危險。列寧曾經說過：「社會生活現象極端複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先入之見」陷阱的危險性正在於，它使記者的注意力僅僅集中在有利於自己的「先入之見」的相關事實上，忽略或輕視與這種既有觀念相矛盾的事實。假如一個記者事先便完全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或「上級指示」，相信大規模建設經濟開發區是發展本地經濟的最有效途徑。於是，他帶著求證這一觀點的目的去採訪，自然不難找到某某縣市或某某鄉鎮的成功經驗，如吸引了數以百萬計的外資，或創造了數以千萬計的產值或稅收，還有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城市圖片，等等。然而，這只是開發區建設的一個方面。同樣真實的另一面是，開發區侵吞了大片良田，許多所謂開發區實際上「開」而不「發」，圈占的土地棄置荒蕪，周圍的農民流離失所，當地環境還有可能因此大大惡化，等等。遣憾的是，這後一個方面完全被記者忽略了或者不願意正視，原因很簡單：記者的目光被他自己的「先入之見」完全遮蔽了。
因此，成見就像在人腦中建立了一個美妙整齊的思維倉庫，每類事情都有各自的空間，沒有分析、比較、選擇、斟酌、揀選，只是儲存。這樣每件事情都預先判定，妨礙了人們思維的能動活動，將生命的無窮變化程式化；將我們周圍無數的人和事都框進預先劃好的空間中。因此，我們要努力克服成見。
對事實的分析，就應以尊重事實本來面目為先決條件，結論應產生於思考過程的末尾，這是正常的合乎邏輯的思考程序。如果有先入為主的見解，而且以它為依據去分析事實，不顧事實本身怎樣，一味地使事實來適應這一先入之見，就要犯邏輯錯誤。
有個幽默小品是這樣的：
傑克從來沒坐過飛機。他第一次坐上飛機時，精神十分緊張。飛機發動了，別人告訴他，飛機馬上起飛。他閉上眼睛，極力控制著自己，以保持鎮靜。５分鐘後，他睜開了眼睛，大膽地向窗外望去，驚訝地喊著：「飛得真高啊，你們看，下面的人就像螞蟻一樣。」鄰座的人告訴他：「那些本來就是螞蟻，飛機還沒有起飛呢！」
飛機是否起飛應以事實為據，此人卻以「已經起飛」這一先入之見為依據，去分析解釋所見到的事實，實在可笑。
某些「人之常情」也可能成為先入之見，干擾人們的分析。
1540年，哥倫布率領的船隊在大西洋遇到了風暴的襲擊。倖存的幾條船漂到了牙買加島的一個偏僻的小港灣。他們向印第安土著人求救，由於土人曾受過西班牙軍士的洗劫，說什麼也不肯相助。晚上，哥倫布在讀一本天文歷書時，突然欣喜地跳了起來，他去向印第安人說：「你們再不幫助我們，我就奪走你們的月亮。」印第安人天天晚上都要在月光下跳舞，他們不相信哥倫布的話，仍舊不答應幫助。第二天晚上，當他們正在月下歡歌起舞時，月亮果然慢慢消失了。印第安人十分恐懼，首領便去向哥倫布哀求，答應供給糧食。過後，月亮被「還」了回來，哥倫佈滿載著糧食離開了港灣。
其實，哥倫布在天文歷書上得知將發生月食，設了這樣一計。印第安人缺乏月食的知識，便以「奪走月亮」這一先入之見去解釋月亮消逝這一現象，造成了失誤。
所以，要想對事實進行客觀的分析，就要拋棄先入之見，不要受其干擾，否則將會影響對整個事實的客觀判斷。
輕率概括
依據耳聞目睹的某些事實進行推論，以獲取較為普遍的認識，這是人們常用的分析方法。
事實上，要想獲得普遍性結論，得到一個分析的可靠結論，那麼推論所依據的事實不僅要真實，而且要盡可能選取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實作為依據。片面的、個別的、非典型的事實很難推出可信的、普遍性的結論。如果硬要去推，就會犯「輕率概括」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