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稱皇帝為陛下，稱皇子為殿下，稱大臣為閣下，平輩相稱為足下，意謂不敢直稱對方，取「由卑達尊」之意。這種稱呼，本來就不合理，是虛偽的謙恭。本來是對面談話，並非由在陛之下的人或在殿之下、或在閣之下的人傳達，何必稱什麼陛下或殿下、閣下呢？事實上，在清代，對皇帝都直稱皇上，久已不用陛下了。然而今日的外交禮節中，外國的國君來訪時，我們的翻譯仍稱之為陛下（報紙報道如此），將yourmajesty譯為「陛下」（字典上如此），這種譯法實在沒有道理。我認為yourmajesty可直譯為「鈞座」，或譯為「威座」，不應譯為陛下。對於外國元首，應實事求是。我們已廢除了君主制，當然不應干涉別國的內政，但何必對外國君主卑躬足恭呢？
此外，殿下、閣下、足下等等，也都應廢棄不用了。現在國人之間久已不用閣下、足下之類的稱呼了，何以對外國人反而用此類舊式的稱呼呢？
荀子說：「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有些舊名應該廢除了，有些舊名仍應保留。例如，「忠孝」是中國傳統道德的重要德目。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忠君」之義當然廢除了。但「忠於祖國」、「忠於民族」、「忠於人民」，還是十分必要的。「忠」仍然是一項重要德目，不過具有新的意義了。「君臣」一倫取消了，也永遠不能恢復了，但是「父子」一倫還仍存在。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天然的關係，是不可能否認的。「父慈子孝」，如加以新的解釋，還是必要的。當然，過去所謂「父為子綱」，要求子女對父母絕對服從，應該加以批判，加以糾正，但是子女仍應孝敬父母。其實，孝敬父母乃是起碼的道德，也是最易做到的道德。如果一個人不肯愛敬他的父母，他還能愛人民、愛祖國嗎？近年來，許多人諱言「孝」字，似乎認為講孝就是宣揚封建道德，其實在新社會中，「父子有親」，也還是必要的。近人多講「贍養父母」的義務，其實更重要的是對於父母的敬重。只養而不敬，也是不應該的。如果一個民族，子女長大之後都遺棄了父母，這個民族還能做到團結一致嗎？一個民族不能團結一致，還有希望嗎？應該承認，新意義的「忠孝」仍然是必要的道德準則。
近些年來，有的思想史著作中，稱讚所謂「叛逆精神」，把「叛逆」作為一個正面的稱謂而加以頌揚，這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恐怕並不適當。在人類社會中，雖然不同的階級各有其不同的道德標準，但總起來說，還是有真偽之分、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別。違反真理、背離正義的，謂之叛逆；叛國求榮、出賣民族利益的，謂之叛逆。而歷史上那些反對舊秩序、提倡新思想的人，可稱為具有批判精神或反抗精神，不能稱之為叛逆。不應把「叛逆」作為一個正面的價值取向而加以頌揚，在我們今天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更應如此，這是必須注意的。
「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名與言，言與行，有其必然的聯繫。名詞的不當，會給實踐帶來不良的影響。「正名」問題，雖然古已有之，由來已久，在今天仍有其重要意義。
哲苑絮語
自30年代以來，我有機會和著名學者哲學家熊十力先生、馮友蘭先生、金岳霖先生等交談，談話的內容大部分都已記不清了，但是有些片言隻語卻印象深刻，至今記憶猶新。這些簡單的語言含有深切的義蘊，反映了現代中國哲學界的一些實際情況。今就記憶所及，略加陳述，命之曰哲苑絮語。
1932年前後，我在《大公報》的《世界思潮》副刊上發表了一些文章，熊十力先生看到後對吾兄申府說：「我想和你弟弟談談。」於是我遵申府之囑到東城去訪問熊先生，向他請教一些關於理學和佛學的問題。晤談後，他還給我寫了一封信，《十力語要》卷一的《壬癸錄》的首篇《答張君》，就是給我的信。
又一次訪問熊先生，熊先生談自己治學的體會，對我說：「林宰平先生對我說，你老熊以師道自居。我有所得嘛，為什麼不居？」林宰平先生名志鈞，是熊先生的學友。熊先生好學深思，對於宇宙人生的真理確有自己的心得。
1935年在一次談話中，熊先生對我說：「馮芝生說我的《新唯識論》無所謂，我的書怎麼是無所謂呢？」過了一段時間，我見到馮友蘭先生，我問馮先生，您為什麼說熊十力的《新唯識論》是無所謂呢？馮先生說：「假如《新唯識論》在辛亥革命前後發表，那真是一部了不得的著作，但是現在時代進步了，他還講那樣一套，就顯得陳舊了，所以我說它『無所謂』。」這是30年代的一段故事。後來到了50年代，我又和馮先生談到熊十力先生的著作，馮先生說：現在看來，熊十力確實了不得，他的思想確實深刻，而且邏輯性很強。馮先生重新肯定熊先生是一位有創造性的哲學家。
大約1955年，有一天我訪問熊十力先生，熊先生正在那裡歎氣，我感到很奇怪，就問：熊先生為什麼歎氣呀？他說：我擔心今後人們都不會思想了。當時我對他說：不至於如此。熊先生主張創造性的思維，他是擔心創造性的思維削弱了。
有一次我問熊先生：萬物一體很難體會，應如何理解？熊先生回答：萬物一體是一句老實話，如果達到那個境界，就自然懂得；如果沒有達到那個境界，說也說不明白。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要有那個境界才能理解。熊先生說「萬物一體是一句老實話」，給我的印象很深。
1932年，我由申府的介紹，訪問金岳霖先生，金先生對我說：你寫的《問題》一篇，我看過，寫得很好。我們走的是分析的路子，這是一條可行之路。
1936年，在清華大學哲學系每兩周開一次的討論會上，我談到哲學各派見解不同，有些哲學家專講語言分析，有些哲學家注重統一的世界觀，金先生接著說：「現在我就是要搞統一的世界觀。」我原先以為金先生專講分析，此時才知道金先生要建立一個本體論的體系。
1935年中國哲學會在北平召開一次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會議由湯用彤先生、馮友蘭先生、金岳霖先生等主持，參加的人很多，胡適、林志鈞、張申府、汪奠基、賀麟等都參加了。在一次討論中，某先生指著金先生說：像金岳霖先生，他不過是我的觀念（上文記不清了）。張申府插話說：金岳霖是物質實體，怎麼是你的觀念呢？賀麟接著插話說：金岳霖是一個人，怎麼是物質呢？後來金先生站起來說：聽了某先生的發言，我是某先生的觀念，感到自己好像不存在了；張申府先生說我是物質，又感到自己還是存在的；賀麟先生錦上添花，說我不僅是物質，而且是一個人，我很感謝！這個故事，表現了金岳霖先生的幽默態度。
1947年，有一天，我同金先生閒談，我問金先生，您的著作《知識論》已經寫成了？金先生說：「已經寫完了，這本書寫完，我可以死矣！」從這句話看來，《知識論》一書是金先生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也是1947年，有一天我和金先生同行，金先生忽然問我，你看熊十力的哲學怎樣？我說金先生覺得如何？金先生說：熊十力的哲學背後有他這個人，這一點我不如他。從這段問答看來，金先生對熊十力先生的哲學還是比較瞭解的。熊先生的哲學著作表現了他的人格。
解放前，熊十力先生離京南下，我陪同林宰平先生到車站送行。歸途中，林先生對我說：馮芝生還不算老，他的哲學卻已經定了，未免定得早了吧！我說：以後也可能有變化。林先生最謙虛謹慎，所以覺得馮先生定得早了。
50年代之初，馮友蘭先生對我說：中國近代的思想家，如康有為、嚴復、章太炎，早年很進步，晚年都倒退了！惟有孫中山和魯迅，是隨著時代前進的。我們也要隨著時代前進，永不後退。馮先生哲學，從主張「理在事先」到肯定「理在事中」，這正是隨著時代前進的表現。
80年代，有一天馮先生對我說：現在我贊同《莊子·逍遙游》所講的宋榮子的態度：「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沮。」這就是表示，既要隨時代前進，又不隨風向而轉移。這應是堅持真理的兩個方面。
解放前，我和梁漱溟先生沒有詳談過。1985年以後，中國文化書院成立，敦請梁先生任書院導師兼院務委員會主席，才有機會聽到梁先生的深切談話。在一次座談會上，梁先生談：儒學不是宗教。儒家一不談鬼神，二不談生死，所以不是宗教。這可謂至理名言。又一次座談會上，梁先生談中西文化的不同時說：西方文化可以用兩句話概括，就是個人本位、自我中心。中國則以人倫為重，人倫的兩方面都以對方為重，如父慈子孝，父對子要慈，子對父要孝。梁先生一生關心文化問題，老而彌篤，這是值得欽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