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兄申府與熊、金、梁、馮諸先生都是摯友，深佩熊先生的文筆雄健，又佩服金先生文章分析精細。申府在一篇文章中說，金岳霖先生是中國哲學界的第一人，申府深喜羅素，又贊同辯證唯物論。在30年代，有人宣揚唯物辯證法，而反對形式邏輯；也有人依據形式邏輯來攻擊辯證法。當時申府既宣揚唯物辯證法，又重視形式邏輯，認為二者都是重要的，彼此並無矛盾。申府主張將唯物辯證法與羅素的邏輯分析法結合起來，並多次宜揚「列寧、羅素與孔子三流合一」，要將孔子的「仁」與列寧的唯物辯證法和羅素的分析方法三者結合起來。惜乎有志未就，沒有寫出系統的著作。
「辯證法」一詞是依據希臘文翻譯的，瞿秋白曾譯為互變法，後來辯證法一詞比較流行。30年代曾有人認為不太恰當，試圖改譯。張東蓀改譯為「對演法」，張申府曾改譯為「對勘法」，我也曾兼顧音義試譯為「對理法」。後來申府著文說，「辯證法」已經約定俗成，不必更改了。40年代，我總覺得，講自然界的辯證規律云云，似有「擬人」之嫌，自然界那有辯論證明之可言。又曾試改為「辨證法」，辨系分析之義，意較辯論之辯為寬泛。今述30年代以來中國哲學界的一些故事，辯證法一詞曾有人建議改譯，亦是一段軼聞，故並及之。
讀與思
知識的價值，現在似乎已無人懷疑了。英哲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名言，開闢了西方近代科學昌盛、技術繁興的局面（當然西方近代科學的發達還有其經濟方面的原因）。中國古代卻無「知識就是力量」之說，但是也有相彷彿的。《莊子》說：「知也者爭之器也」，於是認為知是「凶器」。然而，在競爭激烈的世界中，作為「爭之器」的知識還是必要的。從其可能殘民殺人來說，可謂凶器；從其可能造福於人類來說，也可以說知是吉祥之器，至少應肯定知是利器。
求知之道很多，其中最基本的是向有知之人學習。這就是所謂學。學就是接受前人的經驗。但是僅僅簡單的接受還不行。必須加以消化，消化之道在於思考，這就是所謂思。思就是在接受別人的經驗並取得自己的經驗的基礎上加以分析綜合。學與思都是重要的。孔子有兩句名言，即「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雖然是二千年前講的，在今日仍不失為一個基本原則。
學亦多術，其中一頂是讀書，書是前人經驗的總結、前人思想的結晶。接受前人累積的知識，必須讀書。但是，讀書只是學之一術，學不限於讀書。孔子弟子子路已經說過：「何必讀書，然後為學？」雖然如此，書還是要讀的。在思想史上，連提倡「六經注我」的陸象山也還說：「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作為學習的途徑之一，書是必須讀的。
關於學與思的二句，也適用於讀與思的關係。我們讀書，必須加以思考，即加以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迷信典籍，只能使思想陷於停滯，那是不足取的。
古往今來，書亦多矣，難以遍讀，清代修《四庫全書》，其數目之多，汗牛充棟。有誰能遍讀四庫呢？即令全讀了四庫，如無分析能力，也未必有益。
時至今日，只讀中國的四庫，卻又不夠了，還須兼通海外的著作。「言必稱希臘」，固然不足，對於西學無所瞭解，也難免固陋。尤其是研究哲學，更必須兼通古今中外。明末思想家方以智說：「坐集千古之智」，引為幸事。時至今日，不但要集中國的千古之智，更應集中外千古之智了。只講「坐集」，也還不夠，還須重視實踐，在實踐的基礎之上分析綜合，廣集中外的千古之智。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可以說是集中了西方的千古之智，這是我們必須認真學習的。
古今中外，可讀之書太多了，這就只能加以選擇，各從所好。研究學問，必須有謙虛的態度，應知自己在知識的海洋中只能涉足於一二小小的角落而已。因此，研究學問，一方面要能獨立思考，不受往古來今任何成說的束縛；一方面要有謙虛的態度，承認自己學識的寡淺。既要有創新的勇氣，又應自視歉然、深感自己的不足。惟其如此，才可能為人類的知識寶庫增添一二晶瑩的真理顆粒。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
——如何步入中國哲學的殿堂
恩洛斯說過：「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自然辯證法·反杜林論舊序》）又說：為了進行理論思維的鍛煉，「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手段」。（《同上書》）這明確地指出了學習哲學和哲學史的重要性。現在我們學習哲學，必須通曉古今中外的哲學史。多數西方人只學習西方哲學史，也有少數學者兼研學中國哲學史。作為一個中國人，如果只能「言必稱希臘」，那是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的。
學習中國哲學史，可先讀一些關於哲學史的著作。十幾年來，關於中國哲學史的專著和教材，已有十幾種之多，可選讀二三種。但是僅讀哲學史書還不能深窺古代哲學思想的堂奧，還必須直接閱讀古典名著。
我個人學習哲學，可以說是從研讀《老子》、《莊子》開始。我在青年時期，對於《論語》、《孟子》雖然是童而習之，但並不理解其中的哲學義蘊。通過對《老子》、《莊子》的研讀，才引起對於宇宙人生根本問題的思考，才漸入哲學的殿堂。然後又閱讀了若干西方哲學的名著，才逐漸學會進行哲學思考。
我初讀《老子》，感到莫名其妙，莫測高深。參閱了多種註解，加以反覆思考，才對於《老子》的精義奧旨有所瞭解。讀了《老子》、《莊子》，再來讀《論語》、《孟子》，才能窺見孔孟學說中亦含有甚深義蘊，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確實具有精湛的哲學涵義。
正如古希臘哲學是西方哲學的源泉一樣，中國先秦諸子是中國二千年來思想的源泉。先秦諸子，《論語》、《孟子》、《老子》、《莊子》以及《易傳》、《墨子》、《管子》、《荀子》、《韓非子》，都是氣象恢宏開闊，發揮了創造性的思維。漢唐學者及宋明理學家的著作，有較先秦諸子更加詳密之處，但受經學時代學風的拘牽，不免拖泥帶水，不如先秦諸子的深湛暢達。但也應擇要選讀其中的有代表性的著作，特如明清之際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的遺著，應該虛心鑽研。
研習哲學和哲學史，首先要對於宇宙的奧秘、人生的真諦感到興趣，然後才能致力於哲學思考。古典哲學著作都表現了哲學家努力探索真理的苦心深慮。首先要虛心加以體會，然後才能理解其學說中的奧蘊。司馬遷說：「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這應該是哲學史家的座右銘。
飲食之道
——關於「美食」、「疏食」的感想
中國古來重視民食，《尚書·舉范》講「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居八政之首。《論語·堯曰》述先王之政，亦曰「所重民、食、喪、祭」。孔子答子貢問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將「足食」列為第一。《老子》五千言有「貴食母」之說（二十章），王弼註：「食母，生之本也」。食母即食物之母。《老子》又說：「聖人為腹不為目」（十二章），肯定了飲食的重要。孟子以「黎民不饑不寒」為王道之始。這都是重食的表現。
然而孔子又有「食無求飽」之訓，他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論語·學而》）「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同書《裡仁》）他自述胸懷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同書《述而》）他讚歎他的弟子顏回的品德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孔子一方面以「足食」為首要的政務，一方面又宣揚「食無求飽」，以「飯疏食」為樂，這應如何解釋呢？應該承認，這兩個方面分別屬於不同的層次。以食列為第一，這是從社會生活、國家需要來講的，研求國計民生的問題，食確屬最為重要。「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這是從個人修養來講的。個人修養應以提高精神境界為第一義，如果只知追求物質享受，那就難以養成高尚品德了。
孟子論飲食與精神作用的關係說：「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趙註：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朱註：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告子上》）飲食是生活所必需，人的精神活動亦有待於飲食的營養。但是，如果一個人只知飲食，惟求飲食的享受，所謂「飲食之人」，就毫無價值了。孟子「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可以說為後人敲響了警鐘！後來王充講得更明顯，他說：「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為飯坑，腸為酒囊，是則物也，……與三百裸蟲何以異？」（《侖衡·別通》）如果只知飽食快飲，那就失掉人之所以為人了。
近幾年來「美食」的口號甚囂塵上，有人開設「美食城」，有人舉辦「美食節」、「美食月」等等，還有所謂「美食家」。我們中國善長烹調，馳譽海外，提高烹調藝術、無可厚非。但是，不知國內能享受美食者究竟有多少人？那些美食究竟供誰享用呢？所謂美食家，是何含義？是指善於製作美食的人，還是指善於品嚐美食的人？製作美食是一種藝術，不妨精益求精。然而，如果－個人只是善於品嚐美食，這於國於民究有何益？
近年有人宣揚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好像孔子也追求美食，其實這裡存在著嚴重的誤解。所謂食不厭精，食指糧食，精是精細之義，意謂米要舂得細些。膾不厭細，是說魚肉要切得細些。這些是老年人飲食的需要，並非追求美味。
如果提倡美食，那就要重視一個原則，即「與百姓同之」。如果能做到人人都享用美食，那當然是美妙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