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說：「士節不可不勵也。」所謂士節即是知識分子的節操。這是自古以來知識分子所共同重視的。這一觀念，來源很早。《周易·蠱卦》「上九，不事王侯，商尚其事」。這不事王侯的人表現了崇高的氣節。孔子弟子曾子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論語·泰伯》）臨大節而不可奪，即具有堅定的志節。孟子引述曾子的處世態度說：「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孫丑下》）這表現一個思想家以道義自持不屈服於權勢的態度。孟子論士人的節操說：「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同書《盡心上》）所謂「得己」，就是保持個人的主體性，不隨環境的改變而動搖。
《禮記·儒行篇》論士人的節操云：「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在這之後，可殺不可辱成為歷代知識分子所遵循的主要操守。在消極方面，可殺不可辱；在積極方面，便是「以天下為己任」。《世說新語·德行篇》：「陳仲舉（陳蕃）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李元禮（李膺）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態度影響深遠。范仲淹宣揚「先天下之憂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即自任以天下之重。這是具有高度社會責任心與歷史使命感的積極態度。
在今天看來，所謂士節即堅持自己的主體意識。主體意識包括人格獨立意識與社會責任心，乃是人格獨立意識與社會責任心的統一。一方面要堅持獨立人格，不隨風搖擺，不屈服於權勢；另一方面更有社會責任心，不忘記自己對於社會應盡的義務。社會責任心的最重要的內容即愛國意識。所謂氣節的最主要的內容即是民族氣節。民族獨立是個人的人格獨立的重要條件。亡國之民是不可能具有獨立人格的。中國自古以來，眾多的志士仁人為了保衛民族主權而從事艱苦卓絕的鬥爭，其崇高精神是值得讚揚的。
中國自秦漢至明清，歷代都實行專制制度。專制制度的特點就是奴役人民，「使人不成其為人」。但是廣大人民包括知識分子並不甘受奴役，經常從事各種方式的鬥爭。儒學雖然受到專制帝王的尊崇，但是儒學作為教育家的哲學卻是力求「使人成其為人」。歷代都有剛直不屈、正直不阿的人，不畏權勢，而敢於堅持一定的原則。這也是士節的高度發揚。
士節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提出的觀念，自然有其時代的局限性，但是在歷史上也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意義。
評「三不足」
北宋中期，王安石主持變法，當時有「三不足」之說，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事實上，這不是王安石所說的，而是當時的反對派對於王安石思想言論的概括。王安石變法，確實是很有膽量的，他當時力主革新，表現了無畏的精神。1975年左右，所謂「批儒評法」運動，宣揚儒法鬥爭，吹捧王安石是大法家，對於所謂「三不足也大加鼓吹。事實上，對於所謂「三不足」，還應加以比較具體的分析。
「天變不足畏」，表現了唯物主義的態度，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荀子《天論》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又說：「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這是典型的「天變不足畏」的論斷。漢代董仲舒宣揚「天人感應」，比荀子後退了。王充對於天人感應進行了有力的批駁。唐代柳宗元倡言「天人不相預」。王安石可能受到柳宗元的影響。
「祖宗不足法」，是明顯的法家觀點。商鞅曾說：「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法制應隨時改變，不宜守舊。這是正確的。孟子曾說：「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生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孟子·離婁上》）這表現了儒家的嚴重偏蔽。但是，對於所謂「舊章」，也應具體分析，既不能斷言「舊章」全不可改，也不能說「舊章」應全部否定。孔子提倡「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照他所說，三年之後還是可以改的。事實上，應改則必改，是不必等待三年之久的。
比較複雜的是如何看待「人言」的問題。荀子的《正名篇》說：「禮儀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這是引「逸詩」的文句，意謂自己既未違反禮義，就不必顧慮別人的閒話了。「禮義之不愆」是「何恤人之言」的必要條件。如果違反了禮義，還是應該顧恤人之言的。在一般情況下,雖然「禮義不愆」，仍應博采眾議。《荀予·堯問篇》中記載了周公的一段故事：「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博曰：……吾所抉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人之中。
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人人皆以我為越逾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這敘述了周公禮賢下士的謙虛態度，未必是周公的真實故事，但表現了儒家的思想觀點。最值得注意的是，周公所得的三士，不是在上層人士之中，而是在一般群眾之中，所以對於地位較低的士更應加以尊重。對於上士，可「薄為之貌」；對於下士，應則「厚為之貌」，必須接待多士，「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這都表示廣詢人言的必要。這具有非常深刻的含義。總而言之，對於人言，應加以分析。違反事實的虛妄之言，是可以不予顧恤的；對於反映事實的真誠之言，還應加以重視。
在中國歷史上，傾聽人言的政治家不乏其人。最著名的是春秋時鄭子產不毀鄉校的故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予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晉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可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產願聽人民對於執政的評論，以人民的議論為師，這可以說表現了一種民主作風。孔子因此稱讚子產為仁者，可見孔子也是重視人言的。後者諸葛亮提出「集眾思、廣忠益」的名言，都是重視人民言論的表現。這可謂中國古代的一項優良傳統。
漫談正名
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張，公孫龍的《名實篇》亦講正名。荀子著《正名篇》，詳論名實的問題。孔子所謂正名，後人有不同解釋。馬融釋為「正百事之名」，近人多解為正名分。我認為，正名分固然是孔子正名的要義，但孔子所謂正名亦不限於正名分，馬融之說仍有其一定的理由。荀子的《正名篇》對於「所為有名」、「所緣以同異」、「制名之樞要」，作了較詳的說明，提出了關於名實問題的詳細理論。正名的主要意思就是確定名實關係，使名符於實，名實相應。
事物是不斷變化的，「實」變了，「名」也應隨之而變。時移世易，古今異俗。有些古代流行的名詞在今日已不切實行了。所以，今日也還有正名的問題。
從父系社會開始以來，男尊女卑成為陳規。近代以來，男女平等之說興起，這是人類的新覺悟，是一項大進步。有些關於婚姻的名詞就有改革的必要了。男女結婚，古稱男婚女嫁。男子娶婦，女子嫁人，女子要到男家生活。這種習俗，在今日已經逐漸打破了，男子也可以到女家了。我認為，「嫁」字應當廢除了，無論女到男家或男到女家，俱無不可，只能稱之為結婚，不應稱之為嫁娶，要廢除娶女的說法。
古代男到女家，稱之為贅，號為贅婿。時至今日，贅字的這個用法更應停止了，不應該稱到女家結婚的男子為入贅了。
與此相關的有英雄一詞，英雄屬於男性。其實古來婦女也有傑出人物，過去有女英雄之稱，不免自相矛盾。我建議今後英雄應稱為英傑，不分男女，凡做出傑出成績的，都可稱為英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