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談評論墨家云：「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墨家「以自苦為極」，確實難以遵行。所謂「強本」之「本」，主要指生產。墨家重視物質生產，因而重視生產技術的研究，於是對於自然科學作出了精湛的貢獻。墨子比較重視「談辯」，於是後期墨家對於名辯之學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墨經》上下篇，至今仍發放著燦爛的光輝。漢代墨學中絕，這是令人惋惜的。如果墨學能像道家那樣流傳不絕，中國文化必然呈現另一面貌。
司馬談是崇尚道家的，他所宣揚的道家學說主要是漢初的黃老之學，與老、莊之說有所不同。但魏晉以後流傳不絕的道家之學，主要是老、莊之說。在今天看來，老、莊道家的主要貢獻是具有批判意識與超脫精神。道家指出了儒家所謂「仁義」與墨家所謂「兼愛」的相對性，要求回復遠古時代的淳樸道德。事實上，遠古時代的淳樸道德一去不復返了。道家希圖擺脫對於窮達、毀譽的關注，而對於禍福、榮辱持超然的態度，使人在複雜多變的社會生活中保持一種恬靜的心境，這樣為不得志的人們提供了一副自我安慰之術，因而影響深遠。道家的主要缺欠是忽視社會責任心與歷史使命感，但是道家的批判意識卻是對治等級觀念的清醒劑。
司馬談評論名家說：「名家使人檢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名家對於名辯之學有一定貢獻。惠施「遍為萬物說」，提出了若干關於自然界的若干深湛觀點；公孫龍「離堅白」，重視對於概念的分析，但是他們往往陷於詭辯，是其所短。
司馬談評論法家說：「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君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在今天看來，司馬談認為法家之短的正是法家之長；他認為法家之長者正是法家之短。法家鼓吹君主專制，「尊君卑臣」，輕視人民，這是法家的嚴重罪過，但法家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卻是光輝的法治思想，遠遠勝過「親親尊尊」的傳統作風。法家的「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在實際政治中難以貫徹推行，至今仍是一個困擾中國人民的重大問題。
戰國時期陰陽家的著作今無一存，司馬談對於陰陽家的論述亦簡而未明，今日難以評騭其得失了。
如上所述，儒、墨、道、名、法諸家各有所長。儒家的貢獻是倡導道德的自覺性，啟發了人們的道德覺悟；道家的貢獻是高揚批判意識；墨家的優點是重視生產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名家對於名辯之學（邏輯學）有一定成就；法家所宣揚的「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法治精神適合於社會發展的需要。這些不同的思想觀點，在理論上是不相矛盾的。但是，不同的思想家，各有其不同的生活經歷，各有其不同的階級立場，不同的興趣偏好，正如《莊子·天下》所說，「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就不可能兼綜不同方面的真理了。
漢代獨尊儒術，而道家之學仍在流傳；佛教輸入之後，到隋唐時代，形成三教並尊的局面。我常常設想，如果不是三教並尊，而是儒、道、墨三學並存，那中國文化的面貌就會完全改觀了。如果墨學並未完全中絕，墨家重視生產與自然科學的學風並未衰絕，那麼中國的自然科學會有更大的發展。
歷史上不同學派經常相互攻擊、相互排斥。事突上。不同學派各有所見，各有所蔽。綜合不同學派之所見，才能接近較全面的真理。
二千年來的中國學術史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每一時代應確立一個主導思想，而同時應容許不同學派的存在。必須確定一個主導思想，藉以保征政治上的統一、社會的安定；同時允許不同學派的存在，藉得保持思想的活躍、學術的繁榮。百家爭嗚，並不反討有一家作為主導；有一家主導思想，亦不妨礙百家的爭嗚。一而且多，多而有一，一多相容，這是學術思想正常發展的客現規律。
莊惠濠梁之辯
《莊子·秋水》篇記載莊周和惠施的一次辯論，內容是關於「魚之樂」的問題。《秋水》云：「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矣，子之不知魚之樂同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雲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這是一個有名的故事。北京的北海公園還有一處「濠濮間」，立有清乾隆帝弘歷的詩碑，詩碑上還提到莊惠的爭辯。我在30年代常到該處遊玩。近二十多年未到北海遊逛了。想濠濮間的詩碑還存在。
我二三十歲時讀《莊子》這一段，認為惠子「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很有道理的，而莊子所謂「是魚之樂也」不過是主觀的臆斷。近年以來，我參照中國思想史上的情況，我的觀點改變了。我認為莊子肯定「魚之樂」是正確的，乃是一個比較深刻的觀念。
東晉大詩人陶淵明的《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云：「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這是羨慕飛鳥游魚的自由遨翔，當然是肯定游魚是快樂的。如果不承認游魚之樂，詩人何以自愧呢？
宋代理學家程明道《秋日偶成》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這是認為萬物都有「自得」之趣，不僅承認「魚之樂」了。
可見，在中國思想史上，肯定「魚之樂」，不止莊子一人。陶淵明的名句「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顯示了渴望自由的胸懷，曾引起幾代人的共鳴。
莊子肯定「魚之樂」，可以說是以類比為根據的直覺。人「出遊從容」，有一種樂趣；所以，「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如果魚落入網中，或被鉤上，掙扎蹦跳，那就是苦，而不是樂了。
《莊子》書中曾多次論述動物的心理。《人間世》假托蘧伯玉之言曰：「汝不知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善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又《德充符》假托孔子之言云：「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耳，不得類焉耳。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這裡包含著許多非常細緻的觀察。養虎者必知虎之喜怒，養馬者必知馬之喜怒。動物與人異類，然而動物的情感與人是相通的。莊子與勞動人民接觸較多，可能與養虎者、養馬者有交往，所以能以養虎養馬為喻。
人與其他生物共處於一個世界中，保護生物的生態環境，也就是保護人類的生態環境。惠施「歷物之意」的結語說：「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也還是承認人與其他生物之間可以有愛之情感的。
說覺悟
在中國哲學史上，首先提出「覺」的觀念的，是孟子。孟子述伊尹之言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孟子·萬章上》）趙岐註：「覺，悟也。」許慎《說文》：「覺，寤也。」寤即從睡夢中醒來之意。所謂「以斯道覺斯民」的「斯道」，照孟子所說，就是「堯舜之道」。所謂「先覺覺後覺」，就是使人民都有關於堯舜之道的覺悟，即都有對於堯舜之道的認識。
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所謂覺，所謂悟，即對於「道」有比較明確的認識。儒家、道家都講「聞道」，覺悟即「聞道」，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達到對於真理的認識。
但是，對於所謂覺悟，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各有不同的理解。從哲學史來看，唯心主義哲學家所謂覺悟，常常是，探索一個理論上的難題，久久不得其解，一天忽然得到一個結論，就自以為大徹大悟，而不間這個結論是否符合客觀實際。佛教慣於講「悟」，尤其是中國化的佛教禪宗，提倡所謂「頓悟」，那是關於宗教信仰的問題，這裡不必多講。這裡試舉宋明理學中陸王學派的幾個例子，加以考察。
《陸九淵集》附錄《年譜》云：「先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食。……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這是說，陸氏由「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而悟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字宙。」試問，由「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如何能推論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呢？其間實無邏輯聯繫，不過是陸氏由彼忽然想到此，不過是一種心理的聯繫而已。
楊簡《象山先生行狀》云：「偶一夕，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曰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關於此事，《象山年譜》記載：四明楊敬仲「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覺」。試問：由「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如何能推論出「此心之無始末，此心之無所不通」呢？楊簡自以為由陸象山的啟發而大徹大悟，事實上是由於偶然事件的觸發而得到一個主觀臆斷的虛妄結論。
王陽明的「龍場悟道」，亦有類似的情況。王陽明的《年譜》（《王文成公集要》本）云：「龍場在貴州西北方山叢棘中，……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於是得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的結論。其實，處在困難的環境中，動心忍性，不屈不撓，從而提高個人的精神境界，並不能由此推論出「理在心中」。王陽明反對教條主義，提倡獨立思考，這是正確的，但獨立思考並不排斥「求理於事物」。
以上主要是說明，唯心主義哲學家所謂覺悟，他們所誇耀的「大悟」，往往只是主觀的偏見。
在唯物主義看來，覺悟應是對於客觀真理的正確認識。克服了主觀的臆斷、發現了前所未知的客觀真理，即對於客觀事物的客觀規律有更深刻的認識，才是真正的覺悟。
人們都在生活，應有對於人生的真實覺悟。
提高關於人生的覺悟，首先要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個人與民族的關係。
在等級制的社會中，有上下貴賤之分。儒家即認為上下貴賤的區分是合理的，提倡「貴賤有別」、「君臣之義」。道家曾提出對於等級貴賤的批判。時至近代，平等思想興起，人們提高了覺悟，否定了等級差別。在中國，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這是一大進步。但是徹底消除等級思想還有待於努力。
對於個人與社會、個人與民族國家的關係，更應有正確的理解。前幾年間，現代西方的「個人本位」、「自我中心」的思想傳入中國，個人主義思想流行一時，甚至有人認為「為民族」、「為人民」都是「抽像的價值觀」，意謂唯有個人是真實的。這些人自以為覺悟了，其實是錯誤的。事實上，個人只能生存於社會之中。「自我中心」是不可能成立的。在今日的世界，民族林立，仍然存在著民族不平等的事實。如果一個民族喪失了獨立，那個民族中的個人是不可能具有獨立人格的。因此，保衛民族的獨立主權，是任何公民應盡的義務。做一個人，首先要有愛國主義的覺悟。
我們中華民族現已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廢除人對於人的剝削。這是人類幾千年來的崇高理想。社會主義是革命先烈經過流血犧牲奮鬥得來的，實在來之不易。建設社會主義是一項創造性的歷史任務，難免要走曲折的道路。在革命建設的過程中，會出現種種問題，但是其中差誤都是由於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原則，而不能歸咎於社會主義的原則。至於「以權謀私」、「違法亂紀」等現象，更是對於社會主義原則的背離。我們要提高社會主義的覺悟，這才是當務之急。
唯物主義者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唯物主義者並不否定主體性，而是正確理解主體性與客觀世界的關係。唯有正確理解了主體與客觀世界的關係，亦即正確理解了心與物的關係，才能真正提高覺悟。
談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