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經商才幹的文化人不妨去經營企業，在經濟發展上做出貢獻。大多數文化人還是要安於本務，致力於學術文化的提高。我希望經營企業卓有成就的人也能夠對於精神文明做出一定的貢獻。近年以來，許多華僑企業家對於祖國的教育事業捐資捐款，可以說確實表現了既富且仁，這是值得讚揚的。
疑古與信古
中國古代曾經有一個「信古」的傳統。孔子自稱「信而好古」。但是《論語》所載孔子的言論，對於古代只講堯舜禹，對於堯舜以前無所論述。孟子「言必稱堯舜」，也不講堯舜以前。《周易·系辭》講到庖犧、神農、黃帝。《大戴禮記》有《五帝德》篇，司馬遷因之作《五帝本紀》，「自黃帝始」。後來，唐司馬貞作《史記索隱》，撰寫了《補三皇本紀》。宋胡宏作《皇王大紀》、羅沁作《路史》，所述上古史都詳於《史記》。所以顧頡剛先生提出「古史是層累造成的」。這確是漢代以後的上古史籍的實際情況。層累造成的古史顯然是不可信的。
但疑古之風不始於顧頡剛。清代史學家崔述著《考信錄》，凡非儒家經典所載，一概不予置信，已開疑古之風。但崔氏仍信儒經。顧頡剛更進一步，對於儒家經典亦持懷疑態度，連堯舜禹的傳說都推翻了。至於伏羲、神農、黃帝，更不在話下了。幸而清末發現了殷墟甲骨，使商代史得以肯定下來。但夏代史似乎若存若亡了。於是中國上古史縮短了。近年一些神話學者對於古代神話很感興趣，寧信《山海經》，而不信《尚書》，認為堯舜都屬於神話而非歷史人物了。
但是，近年考古發掘，發現了前所未見的上古遺跡，證明中國上古時代確屬年代久遠。於是中國上古史又向前推移了。
我感到，疑古派對於堯舜禹的懷疑，也有可疑，這可謂對於疑之疑。今存先秦古籍中，不僅儒家講堯舜，墨家、道家以及法家，也都講堯舜。莊子譏議堯舜，但不否認堯舜的存在；韓非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韓非對於儒墨所講提出懷疑，但沒有懷疑堯舜的歷史存在。如果堯舜本無其人，何以諸子都信以為真呢？所以，我認為，至少堯舜禹的故事是春秋戰國時代學者共信的傳說，不是可以隨意推翻的。
清代以來，有學者因為《左傳》中沒有提到孫武，因而懷疑孫武其人，不承認《孫子兵法》是孫武所著。近年山東銀雀山發現了《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的竹簡，證明《孫子兵法》確在孫臏之前。近年湖北隨縣又發現曾侯墓編鐘，更證明《左傳》以及《國語》確實沒有記錄了春秋時代的全部歷史事實。我們不能因為《左傳》沒有孫武就否認孫武其人。
信古，應該有所根據。疑古，也應該有一定限度。
近幾年來，很多人講「炎黃文化」，在「周易熱」中，伏羲更受到尊崇。應如何看待關於伏羲、神農、黃帝的傳說呢？我認為，應該承認傳說與神話的差異。神話出於想像或原始迷信，而傳說是從遠古以來口耳相傳的「口述歷史」，雖不盡真，亦不盡偽。關於堯舜禹的傳說是先秦諸子所共信的，是不應隨意否定的。而伏羲、神農、黃帝已成上古時代文明創造者的象徵，雖然其詳細史跡無從考定，但必有這類文明創造者確是灼然無疑的。
我們不能回到層累造成的唐宋時代所講的古史中去，但也應該尊重古代傳說的歷史價值。
辨程門立雪
多年以來，流傳著「程門立雪」的故事，傳為美談。去年有一個刊物的封面上刊登了程門立雪的圖畫，畫中程伊川坐在室中，弟子楊時、游酢站在門外，楊、游二人身上都落上了雪花。近來又看到「中華文化集粹叢書」的《哲人篇》，其中程顥一節有一副「程門立雪」的插圖，畫著程子和兩個弟子都在室外，身上都落滿了雪花。這裡實際上存在著不符合事實的誤解。
按程門立雪的故事見於《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二，原文是：
「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二程集》第429頁）
記載明說「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顯然二子侍立是在室內，並非在門外。認為二子立於門外，實出誤會。伊川瞑目而坐，是在作氣功。
伊川教弟子，以嚴毅著稱。《程氏外書》又載：「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二程集》第442頁）又云：「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同上書第416頁）不但對弟子如此，對於皇帝亦如此。《外書》載：
「元佑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為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上畏之。」（同上書第423頁）
因此得罪於皇帝，不久即被免職了。程伊川對於自己也很嚴格，他平生不肯坐轎。《外書》載：「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同上書第106頁）伊川是嚴肅主義的實踐者。他一生不坐轎，這是難得的。
將程門立雪傳為美談，意在宣揚師道尊嚴，其實立雪三字並不恰當，好像是立在雪中，其實是立於下雪之時。讓游、楊二人久久侍立，以至門外雪深一尺，恐亦非程伊川的本意。看伊川說：「賢輩尚在此乎？」是他並不知二子尚未離開。但是，弟子來見，伊川卻靜坐不顧，實亦非宜。程明道大概不會讓弟子久立。《外書》云：「朱公掞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二程集》第129頁）侍坐而非侍立，這是正常的。
中國古來有尊師的傳統，二程之師周敦頤所著《通書》說：「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先覺覺後覺，暗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又說：「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尊敬師長是文化延續發展所必需的。
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師道掃地以盡，學生對於老師可以毆打，可以叱責，其實是對於文明的大破壞！黨中央撥亂反正之後，建立了正常的師生關係，文化教育才又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
歷史是發展的，後代應勝過前代。孔子早就說過：「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荀子說：「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但是對於老師還是應該尊重的。荀子又說：「言而不稱師謂之畔（叛），教而不稱師謂之倍（背）。」（《荀子·大略》）不應因為「青於藍」而輕視藍。老師應鼓勵學生更前進，學生比老師前進了，有所發展，有所創新，但對於老師仍應敬重。這才是正確的師道。
論諸子的相反相成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活躍、學術繁榮的光輝時代。當時出現了諸子並起、百家爭鳴的盛況。「百家」一詞首見於《莊子·天下》。《天下》說：「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其數散於關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漢書·藝文志》的《諸子略·小說家》著錄「《百家》百三十九卷」。所謂「百家」，意在表示其多，其實當時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陰陽六家。漢初司馬談著《論六家要指》，確實是得其要領。百家之學的特點是，各自發揮創造性的思維，各自獨立闡揚其所見，共同構成群星燦爛、文化高度發展的局面。
如何看待百家爭鳴，確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漢書·藝文志》說：「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這即表示：秦始皇是否定百家爭鳴的，焚書坑儒，正是為了消滅百家爭鳴，其目的在於愚民。秦的統治為時不久，漢初崇尚黃老之學，到漢武帝之時，董仲舒建議獨尊儒術，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於是開始了經學時代，百家爭鳴的盛況不復存在了。
為了維護政治上的「一統」，確定一個主導思想是必要的。但是，對於百家之學「皆絕其道」，將導致創造性思維的枯萎。這裡似乎出現了「兩難」的情況。如果將一種學說「定於一尊」，勢必妨礙思想的活躍；如果容許百家，勢必損害政治上的一統。政治上大一統與學術上百家爭鳴是否勢不兩立呢？
我認為，政治上的大一統與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並非不相容的。如果處理得當，兩者可以相得益彰。百家之學，指意不同，固然相互矛盾，同時亦各有所見，正可以相互補充。《漢書·藝文志》論諸子云：「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這肯定諸子之學「相反而皆相成也」，這一觀點是深刻的，正確的。
戰國時代，許多思想家已認識到諸子各有所長。《莊子·天乍》說：「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百家雖然不能相通，卻亦各有所明。荀子著《非十二子》篇，對於十二子批評很嚴厲，但在所著《天論》中也承認諸家有其所見：「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屈，無見於伸；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在《解蔽》篇中又說：「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諸家之蔽正是蔽於其所長，有所見故有所蔽。
《呂氏春秋》強調政治思想的統一，其《不二》篇說：「聽群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心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眾也。」但在《用眾》篇中又主張兼取眾長：「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必須兼取眾家之長，然後才能達到思想的統一。
漢代初年，曾經有一段儒家與道家相互競勝的過程。淮南王劉安召集門客編撰《淮南子》，比較推崇道家，對於「百家之言」持肯定的態度。《淮南子》說：「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齊俗訓》）又說：「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泰族訓》）這強調了「多端」、「殊方」的必要。《淮南子》的這些觀點應該說是高明的，切當的。《淮南子》成書於漢武帝即位之前，先於董仲舒對策。在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之後，《淮南子》讚揚「百家之言」的聲音被壓下去了。
晚周諸子距離現在已經二千多年了。經過二千多年的歷史考驗，諸子之學的長短利弊，更比較彰明顯著了。試就儒、墨、道、名、法、陰陽六家的歷史作用略加評議。
自漢代至明清，儒學的得失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盛衰有密切的關係。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評論儒家的長短云：「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從現在的觀點看來，司馬談所讚許的儒學的長處，正包含著儒學的短處。儒家是維護等級制度的，強調「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因而為歷代專制帝王所利用。而專制制度的加強正是明清時代中國文化徘徊不進的主要原因。雖然儒家不贊同君主個人獨裁，我們不應將儒學與專制主義劃等號，但是儒家等級思想的消極影響是非常嚴重的。至於所謂「博而寡要」，應加以分析。「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儒家所宣揚的繁文褥禮是應該擯棄的，但儒家保存了古代文獻，強調歷史意識，還是起了積極作用。
在今天看來，儒家的真正優長在於宣揚人的道德自覺性，肯定人的主體精神。孟子以為人具有「惻隱之心」的道德本性，荀子認為道德起於社會生活長治久安的需要，都肯定道德實踐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迄於宋明理學，都強調人的道德自覺。這是儒學的主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