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國學
國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簡稱。所謂國是本國之意。外國人研究中國學術，就不能說是研究國學了，應說研究漢學或中國學。國學的名稱是民國初年興起的，當時具有振興中國文化的含義。新中國成立以來，很少人談論國學了，現在又有很多學者提倡國學研究，這與領導同志主張弘揚中國文化優秀傳統是密切相關的。
中國傳統學術中，有優秀的精華，也有陳腐的糟粕。20年代新文化運動注重批判傳統，意在除舊開新，是有重要意義的。50年代也強調對於傳統的批判。但未全盤否定傳統。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不分青紅皂白，全面否定了傳統，民族文化遭到一次大災難。70年代末撥亂反正，走上了正常發展的軌道。但是在西方的一些所謂新潮流的衝擊之下，民族虛無主義的「反傳統」思想忽然高漲起來，把祖國文化看作一團漆黑。中國古代哲學本來重視人、重視人的價值，卻有人認為中國幾千年來根本沒有產生人的觀念。約在1988年前後，反傳統的浪潮風起雲湧，黃河長城都成為詛咒的對象，不少人喪失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甚至有人願當外國殖民地的順民。有些講哲學的專門從希臘講起，根本不提中國的哲學，好像中國幾千年來是一片荒漠。在這種情況之下，提出弘揚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於是國學又引起人們的注意。
研究國學，並非發思古之幽情，更非排斥來自西方的新思想。古今中外的學術都應該研究。作為一個中國人，對於本國的文化傳統應該有所瞭解。既須瞭解傳統中的精粹思想，也應該瞭解傳統中的陳腐觀念。我們研究國學，要運用分析的方法，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同時也要有虛心的態度，因為古代哲人的深湛智慧也不是容易理解的。
傳統學術範圍很廣，哲學、文學、史學是最重要的，自然科學、政治經濟思想、軍事學、各種藝術，都值得研究。自然科學包括醫學、農學、天文算學；藝術包括音樂、建築、繪畫、書法，都有其獨到的特點。民族自大狂是應該反對的，同時民族自卑心也是應該努力克服的。
一個民族應該具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這樣的民族才有希望。如何才能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呢？那就必須對於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有所認識。研究國學，意在增強民族的自我認識。既須認識傳統之所長，也要認識傳統之所缺。要理解傳統，更要超越傳統。
如何研究國學
近幾年來，人們對於國學的興趣勃然興起了。遼寧教育出版社編印「國學叢書」，江西百花出版社編印「國學大師叢書」，北京大學設立了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印「國學研究」專刊，《人民日報》還曾專版登載關於國學研究的消息。這些情況，表明在領導方面號召弘揚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的影響之下，人們對於傳統文化的認識逐漸加深了，80年代末期盲目反傳統的逆流逐漸得到糾正了。
研究國學，並不意謂著復古，復古是沒有出路的。改革開放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一個民族要想自立於世界，必須具有正確的自我認識。人貴有自知之明。民族也應有自知之明，要明確認識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的長短得失。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東方，而且成為東亞文化圈的中心，必有其足以自立的思想基礎，這是必須肯定的。近代以來，在世界文明的竟爭場上，中國落後了，必有其所以落後的原因，在世界文明的競爭場上要急起直追，一方面要克服自己的短處，向先進者學習；一方面也要發揚自己的長處，增強民族的自信力與自尊心。喪失了自信力與自尊心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研究本民族的傳統學術，是達到民族的自我認識的必要途徑。
研究國學，並不反對研究西學。貫通中西，不拘一隅，是十分必要的。
國學範圍很廣。往日的目錄學將古籍分為四大類：經、史、子、集。這樣的分類法到了今天已經過時了。明清時代有些學者將學術分為三類，即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辭章之學。有的學者又加上一類，即經世之學。從其內容性質來看，義理之學即是哲學，考據之學即是史學，辭章之學即是文學，經世之學即是政治經濟學。今日看來，應更加上一類，即科學技術，可簡稱科技之學。與哲學相互聯繫的是宗教（佛教、道教等）；與文學相互聯繫的是藝術（書法、繪畫、雕刻等）；與政治相互聯繫的是兵法（軍事學）；科學技術更包括天文算學、地理、醫學、農學、工等。這些都是國學的內容。
研究國學，首先應打好堅實的基礎，做好基本功。不同的學科，各有不同的基本訓練。如研究哲學史，必須具有考據之學的訓練，又有義理之學的修養。在清代，有所謂漢學與宋學之爭。宋學專講身心修養，對於義理有所瞭解，但考據往往陷於穿鑿附會。漢學長於考據，而對於義理的瞭解較淺，對於晚周哲人的微言大義缺乏深沉的體會。漢學家譏宋學為空疏，宋學家譏漢學為淺薄。兼備考據與義理之長，確實不容易，然而這是學有所得的基本條件。研究中國哲學史，一方面要學會清代乾嘉學派的考據方法，另一方面要體會宋代理學的義理精蘊，同時還要在唯物史觀的指異之下，對於思想學說與社會生活的聯繫進行深入的考察。研究任何學問，必須付出艱苦的努力，捷徑是不存在的。
研究國學，最重要的是對於傳統學術思想採取分析的態度。古代思想，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之下提出的，不可避免地具一有定的時代局限性。但是，古代思想家也確實提出了一些深沉的智慧，即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客觀實際的相對真理。二三千年的時間並不久遠，古代哲人所講的一些名言，到現代仍未失去其重要意義。例如孔子所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孟子所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等。盲目地尊古是不對的，盲目地反占一也是不足取的。古代哲人的深沉智慧，直到今天仍是值得涵泳的。我們對於西方古代哲學也應研究，對於中國古代學術就更不可忽視了。
從「孟」、「莊」看學派論爭
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孟子》書中記載了孟子和梁惠王、齊宣王的談話。莊子和惠施是好友，惠施曾任梁惠王的相。《莊子》書也記載莊子見魏王（《山木篇》），這個魏王也可能是梁惠王。從這些記載看來，孟子和莊子是同時代的人。孟子見梁惠王，正是惠子在魏之時。但是，《孟子》書中沒有提到莊周，也沒有提到惠施。《莊子》書中也沒有提到孟軻。這是值得注意的。
孟莊學說，大不相同，孟子「言必稱堯舜」，莊子則將堯舜比作「塵垢秕糠」（《逍遙游》），孟子鼓吹仁義，莊子則鄙薄仁義；莊子講齊物，孟子說：「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然彼此立說不同，但是沒有指名道姓的加以反駁。這一現象是值得注意的。
《孟子》與《莊子》二書在後世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孟子被尊為「亞聖」；《莊子》書被尊為《南華真經》。先秦諸子中，除了《論語》、《老子》之外，最為後人傳誦的就是《孟子》與《莊子》二書。在現在看來，孟子的學說與莊子的學說，可謂各有千秋。
孟子與莊子不互相批駁，可以說表現了寬容的態度，這是值得讚揚的。
《莊子》書記載了莊子和惠子的辯論，那是朋友之間的辯論。《孟子》書中也記述了孟子對於許行和陳仲的批評。這是因為陳相對孟子宣揚許行的思想，匡章對孟子讚揚陳仲，孟子不得不加以評論。但是，孟子「辟楊墨」，罵楊墨無君無父是禽獸，表現了偏狹的態度。但他辟楊墨而不評惠莊，還是有分寸的。
我認為，學術爭鳴的正常情況應是：各自立說，而不必指名道姓地反駁不同的觀點。這應該是保證百家爭鳴正常進行的一項準則。
我們承認百家爭鳴是促進學術發展的正確方針，也就是承認每一個人的見解都是有限的，任何個人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真理，對於不同的見解應持寬容的態度。孟子反對楊墨，莊子譏刺儒墨，這都是學派論爭的表現。但是，孟子雖然反對楊墨，而不指斥莊子；莊子訾議儒墨，而不指斥孟子，彼此採取了寬容的態度。這正是百家爭鳴正常進行的保證。
學派的消長
在中國思想史上，有兩次學派消長的情況值得注意。一次是儒墨的鬥爭，結果儒盛墨衰。又一次是儒家內部孟荀兩派的鬥爭，後儒多尊孟抑荀。
墨家是儒家的反對派，在戰國時期，儒墨並稱「顯學」。韓非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呂氏春秋》中多次以孔墨並舉。這都表明，墨家在戰國時期是聲勢顯赫的。但是到了漢代，儒學定於一尊，墨家銷聲匿跡了。受墨家攻擊的儒學取得了確定的勝利。
在儒家內部，荀子是孟子的反對派，漢唐時代，孟荀常常並稱。《史記·孟荀列傳》以荀卿與孟子並列；到唐代，韓愈以孟子為孔子之道的傳人，而批評荀子與揚雄說：「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所謂「擇焉而不精」指荀子而言。但唐代仍有人以孟荀並舉。北宋時代，李靚、司馬光曾訾議孟子，但是影響較大的思想家王安石、張載、程顥、程頤都是推崇孟子的。南宋時期，朱陸相爭，卻都推崇孟子。清代戴震反對朱陸兩家，卻以孟子的繼承者自居。孟子受到程朱學派、陸王學派和王夫之、顏元、戴震等的推崇。
漢代以後，儒盛墨衰；宋明時代，儒者尊孟抑荀，這都不是偶然的。
墨反儒而終於歇絕；荀反孟而受冷落，其原因何在？這是值得思考的。
墨學中絕的原因是很複雜的，但墨學受到儒家的反擊是其衰
歇的原因之一。荀子為宋明儒者所排棄，其對於孟子的攻擊確實引起了許多儒者的反感。儒興墨衰、孟受尊崇而荀受冷落。其原因之一是墨家反儒、荀子非孟。所表現的態度未免失之偏激。
後起的思想對於先行的思想應該是批判繼承的關係。既有所批判、有所排棄；也有所繼承。有所發揚。如果只有繼承而無批判，也就沒有思想的進步。如果只有批判而無繼承。則將引起有力的回擊。墨對於儒、荀對於孟，都是採取了勢不兩立的態度。結果反而被所反對的學派所壓例。這也反映了思想發展的規律。
後起的學派對於先行的學派。既應克服其所具有的缺陷。也應承認其所具有的貢獻。這樣，理論思維才能夠平穩的發展。然而，事實上發展過程中的曲折是難免的。
清初以來。諸子之學又逐漸受到重視。對於《墨子》之書和《荀子》之書的研究逐漸開展起來。在過去。儒盛墨衰、孟受尊崇而荀受冷落。還是歷史的事實。
三事與諸子
春秋時代有「三事」之說。《左傳》文公七年記載：「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又成公十六年記載楚國申叔時說：「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又襄公二十八年記載齊國晏子之言云：「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晉、楚、齊三國的卿大夫都談到正德、利用、厚生，足見這「三事」之說是春秋時代各國貴族學者的共識。正德是端正品德；利用是便利器用，即提高技術；厚生是充實生活，即將生活內容豐厚起來。正德是提高精神修養，利用是改進物質生活，厚生則是兼顧精神與物質兩個方面。可以說「三事」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統一起來，表現了全面觀點。
春秋末年，孔（丘）老（聃）同時並生，其後諸子並起，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盛況。可惜的是，諸子之學各有所偏，很少有人宣揚三事之說。孔子特別重視正德，他提倡「崇德」，宣揚「義以為上」，「好仁者無以尚之」，雖然懂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卻認為那不是君子之道。孔子也承認物質生活的重要，講治國之道，主張先「富之」而後「教之」。而對於如何「富之」，卻未多講。儒家主要是教育家，主要從事於文教事業，對於生產技術是很少研究的。
老子對於當時的文化持批判態度，他看到當時社會生活的種種弊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從而主張「絕聖棄義，絕巧棄利」，「見素抱樸，少私寡慾」，對於利用厚生，完全持否定的態度。老子學說對於中國古代的抽像思維有很大的貢獻，卻不贊同三事之說。
墨家「善守禦」，精研守禦之器，對於利用有很大貢獻。但墨家提倡共行主義，對於厚生有所忽視。
諸子之學成就輝煌，燦然可觀，但對於三事卻未有進一步的發揮。
漢代以後，儒學成為正統思想。儒學雖不提倡利用，但國內也湧現出一些自然科學家，對於科學技術做出了很多的貢獻。中國的四大發明傳到歐洲以後對於西方近代文明的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而在本土卻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隋唐以後，儒、道、釋並稱三教。儒學偏重道德修養，道教追求長生，佛教講究出世，對於利用厚生都不重視，形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嚴重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