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努力獨立思考、不斷追求真理，從而提出自己的學說體系，卓然成一家之言的哲學家，熊十力先生是值得紀念的，他的思想是值得我們細心研究的。
憶金岳霖先生
1984年10月4日，我和馮友蘭先生由李中華同志陪同進城到三O五醫院看望金岳霖先生，那天金先生病勢好轉，連說：「你們來看我，不容易，不容易！」臨別時再三握手。過了幾天，金先生出院回寓休養。不料到19日病勢突然轉劇，遽爾逝世！這是哲學界一大損失，是非常令人悲痛的！
金岳霖先生是現代中國著名哲學家之一，早在20年代之末、30年代之初，他就在《哲學評論》和《清華學報》上發表過哲學論文多篇，如《論自相矛盾》、《外在關係》等，當時吾兄申府曾著文讚揚說：「如果中國有一個哲學界，金岳霖先生當是哲學界的第一人。」（見申府所著《所思》附錄）金先生以嚴密的邏輯分析方法討論哲學問題，分析之精，論證之細，在中國哲學史上，可謂前無古人。30年代中期，金先生完成大著《邏輯》之後，轉而研究元學。元學，舊譯形而上學，即關於本體論宇宙論的研究（不是黑格爾所謂形而上學思想方法的意義）。當時吾兄申府譯為元學，元即一元論二元論之元。金先生著《論道》一書(194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論道》主要是討論中國古代哲學所謂理與氣的問題，亦即西方古代哲學所謂形式與質料的問題。這個問題雖然由來已久，但在20世紀西方哲學中仍然是一個活問題。《論道》沒有用傳統哲學的名詞，而提出所謂「式」與「能」。書中第一章《道、式、能》是全書的總綱，而《緒論》則敘述此書思想的由來。《緒論》說：「本書底式類似理與形，本書底能類似氣與質，不過說法不同而已。」理與氣是朱子的名詞，形與式是亞里士多德的名詞。形指形式，質指質料。所謂式即形式之式，這個「能」字卻是一個獨創的用語。金先生解釋說：「我最初用英文字stuff表示，後來用『質』這個字表示，最後才用周叔迦先生所用的『能』字表示。……它不過是名字而已。」周叔迦所提的「能」字來自佛家。但金先生所謂「能」卻非佛書所謂「能」的意義。實際上「能」字雖可避免質字的含糊之病，卻也會引起誤解。
《論道》的《序》中說：「我也要謝謝葉公超先生，他那論道兩字使一本不容易親近的書得到很容易親近的面目。」看來論道的書名是葉公超建議的。道的觀念是從中國傳統哲學接受來的。道是「能」與「式」的綜合。「雖有能而能不單獨地有，雖有式而式也不單獨地有，……單從式這一方面著想，它是純形式，單從能這一方面著想，它是純材料。在本書它們都是最基本的分析成分，它們底綜合就是道。」為什麼要用道字呢？金先生有較詳細的說明，他從一個文化區的「最崇高的概念」來講：「每一文化區有它底中堅思想，每一中堅思想有它底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動力。」而中國的中堅思想的最崇高的概念就是道。他說：「中國思想我也沒有研究過，但生於中國，長於中國，於不知不覺之中，也許得到了一點子中國思想底意味與順於此意味的情感。
中國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我底情感難免以役於這樣的道為安，我底思想也難免以達於這樣的道為得。」這真是肺腑之言，表現了一個當代中國哲學家的真摯深沉的胸懷，實在給我們以無窮的啟發。金先生不是專門研究中國哲學的，但對於中國哲學確實有深刻的理解。1984年有一天，金先生忽然問我：「你覺得熊十力的哲學怎樣？」我說：「您覺得如何？」金先生說：「熊十力的哲學有一個特點，就是他的哲學背後有他這個人。」這一點與熊十力先生的態度也能相互印證。熊先生多次對我講，研究哲學要有真情實感，他是把對於真理的情感與對於真理的體會融會為一的。這正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特點。事實上，金先生的《論道》一書也寄托了他的情感。《緒論》中說：「知識論底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學底裁判者是整個的人。」我認為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觀點。
《論道》中提出了許多精湛而正確的命題，如：「無無能的式，無無式的能」，「式與能無所謂孰先孰後」，「個體的變動，理有固然，勢無必至」。這類深刻的見解很多。書中對於所謂「邏輯的先後」的分析亦發人深省。惜乎此書文字比較難懂，解者蓋寡，這是非常遺憾的。
金先生另一本哲學名著是《知識論》。1948年我曾問金先生：「您的知識論寫完了？」金先生答：「已經寫完了。這本書寫出來，我可以死矣！」足見金先生對於此書的重視。這確實是一本「體大思精」的專著，在中國哲學發展史上更是空前的，拿來與羅素、穆爾、桑塔雅那的認識論等相比，至少是毫無遜色。
1950年清華大學的一次「大課」，由金岳霖先生講唯物論，由我講辯證法。當時金先生在講課中曾說：「我和唯心論牛爭了三十年」。後來有人對他提意見，說你以前講的那一套也是唯心論。以後，金先生完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不再講自己的體繫了。平心而論，金先生解放前在《論道》、《知識論》中的哲學觀點，還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唯心論。金先生確實是反對主現唯心論的，但他的哲學也不同於客觀唯心論。我曾經認為，《論道》的宗旨比較接近於亞里士多德，而論證的精密遠遠過之。列寧評論亞里士多德，說他是動搖於唯物論與唯心論之間。列寧的這個評語是值得我們深切體會的。無論如何，解放以前的金先生在元學和知識論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卓然成一家之言，確實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解放以後，金先生欣然接受辯正唯物論，這應該說是哲學史上的一件令人讚歎的大事。現在，金岳霖先生的《知識論》重新出版了，《論道》也已重新排印，這是值得慶幸的。我們對於金岳霖先生在哲學理論上的偉大貢獻，應當有一個充分的認識。
懷念湯用彤先生
湯用彤先生字錫予，是現代中國著名的哲學史家、佛學家，學識淵博，著作宏富，既學貫中西，更兼通華梵，對於中國佛教史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名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開闢了中國佛教史研究的新紀元，受到學術界的廣泛稱讚。新中國成立後，全國的哲學工作者都集中到北京大學，湯先生作為北大的領導，對於從全國各地來的哲學工作者，盡力做好團結工作。湯先生以博大的胸懷、誠摯的態度，使哲學界同仁都感到溫暖。湯先生的高尚的情操，令人至今感念不忘。
我初次會晤湯先生，是在1932年，那年的一天，我訪問熊十力先生，在熊先生處遇到湯先先生。次年，即1933年，我到清華大學任助教，吾兄申府當時在清華哲學系代理主任，邀請湯先生到清華作一次學術講演。那天我到清華園汽車站迎候湯先生，然後湯先生到哲學系作了一次精彩的講演，內容是關於佛學史的，聽講的人都很受啟發。
1949年北京（當時稱為北平）解放，在北京各校的哲學工作者，成立了一個新哲學研究會，由湯先生和胡繩同志擔任領導。每週開一次座談會。湯先生建議在北大清華等校開設「近代思想史」課程，內容不分中西，既講中國的，又講西方的。一次課程討論會上，湯先生說：「我們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態度非常懇切，我聽了很受感動。當時我在清華，湯龍生在北大，北大仍在城內舊址。有一次湯先生請清華哲學系同仁金岳霖、馮友蘭、鄧以蟄諸先生及全系同志到湯先生寓所午餐，見面時湯先生忽然問我：「聽沈有鼎說，你在清華對學生講辯證唯物論是當代最偉大的哲學，是這樣嗎？」我說我曾這樣講過。這足見湯先生對於哲學的關心。其後不久，院校調整，湯先生任北大副校長，負責哲學系的領導工作。我和馮友蘭先生、朱謙之先生、任繼愈同志等經常到湯先生家開會，湯先生待人非常熱情，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的氣氛十分融洽。
1954年，對於胡適的批判開始。有一天，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召開了批胡的預備會議，北大由湯先生、鄭昕和我參加。那次會是晚上開的，湯先生作了長篇發言，約講了一個小時，詳談批胡的重要意義。會後同車回校，在車上湯先生仍不斷談話，下車後鄭昕對我說，湯先生的情況不對呀！可能是病了。果然，湯先生次晨就患了偏癱之疾，經檢查是腦血管有破裂處。經治療，逐漸恢復。
約在1963年，湯先生身體康復，有一天在湯先生家召開了一次教研室的討論會，湯先生作了長時間的發言。當時朱謙之先生對教研室工作有些意見。湯先生發言，充分讚揚了朱先生的學術成就，又對朱先生說了一些勸勉的話，朱先生聽了非常高興。我感到湯先生真是善於做團結工作，同時為湯先生康復而高興。不料這是湯先生最後一次參加教研室會議，以後便再沒有聽到湯先生的言論了。
1964年，湯先生不幸逝世，學術界同仁莫不悲悼，痛惜喪失了學術界的一位領導人士。
湯先生對於佛教史的貢獻最為卓著，他的名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出版之後，我細讀一遍，衷心敬佩！書中既有事實的考證，又有理論的剖析。湯先生的考證有一個特點，即掌握了全面的證據，結論不可動搖。這是史料考證的最高水平，令人歎服。湯先生對於魏晉玄學的研究也開風氣之先，對於玄學的論斷亦甚精湛。對於隋唐佛教也有深細的研究，惜乎擔任校長之後，忙於處理校務，無暇將隋唐佛教的講義做進一步的擴充整理。湯先生的篤實謹嚴的學風使後進之士深受教益。
湯錫予先生是令人敬佩的學術導師，他的治學風範、學術貢獻，永垂不朽！
悼念梁漱溟先生
九十五歲高齡、蜚聲中外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梁漱溟先生不幸逝世了，這是學術界的重大損失。我於6月2日到協和醫院看望梁老，梁老雖然臥病在床，但情況尚好，不意6月23日就溘然長逝了，這是令人十分悲痛的！從此再也聽不到梁先生的深沉剴切、堅定清朗的談話了。
梁漱溟先生自1916年發表《究元決疑論》以來，馳騁學術論壇七十多年，在學術界教育界有廣泛的影響。梁先生關於文化問題的深刻見解，梁先生待人處世的高風亮節，久已為海內外學人所敬慕。
梁先生是對於中國傳統哲學有深刻理解的淵博思想家。中國古代哲學不是容易理解的，必須虛心體會才能理解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的真諦；僅僅從字面來看，望文生義、淺嘗輒止，是難以做到「心知其意」的。中國古代哲學家都有一定的精神境界，必須瞭解他們的精神境界，才能瞭解他們的學說理論的真實義蘊。而要瞭解他們的精神境界，就必須有一定的精神修養。如果沒有追求真理的真情實感，那是無從窺見以往哲學家的真正宗旨的。梁先生自己有很高的精神修養，因而也就能深切體會古代儒家、佛家的深湛思想。這是不易達到的。
梁先生是為民族自救、為弘揚中華文化而積極奮鬥的愛國思想家。解放以前，梁先生努力尋求救國救民、民族自救的道路，為民主運動而奔走呼號，在中國近代救亡運動史上，在中國近代民主運動史上，都做出過積極的貢獻，這都是人所共知的。新中國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救亡的問題解決了。但是，弘揚中華文化，補偏救弊，增強民族的自信，仍有待於努力。梁先生熱愛祖國，為振興中華而積極努力，始終不渝，這是令人欽佩的。
梁先生更是一個特立獨行、堅持獨立思考的嚴肅思想家。梁先生考慮問題，非常認真。在不久以前為紀念北京大學九十週年而寫的一篇文章（題為《值得感念的歲月》）中說：「從我十幾歲會用思想之日起，就愛尋個准道理，最怕聽無可無不可的話。凡是我心中成為問題的，便不肯忽略過去。」（見《精神的魅力》）這是一種認真的態度，因為認真，所以不肯輕易放棄慎重考慮過的見解，堅持自己所認識的真理，決不隨風搖擺，決不隨風向的變化而轉移。這是一個嚴肅思想家的科學態度。50年代後期以來，許多人寫文章，都是窺測風向，隨風轉舵，譁眾取寵；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此風尤甚。梁先生始終堅持獨立思考，能堅持所認識的真理，無所畏懼，此種堅強不屈、敢於堅持真理的態度，更是令人敬佩的。《莊子·逍遙游》論宋榮子云：「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這是獨立思想家應有的態度。在艱難的環境之下堅持這種態度是不容易的。
我詢問梁老的文孫梁老去世時的情況，得知當時醫師問梁老有何要求，梁老說：「我很累，我要休息。」說完就瞑目長逝了。我想起《荀子·大略篇》所載孔子與子貢論死的對話，這段話的最後結語說：「大哉死乎！君子息焉。」梁漱溟先生真正可謂「君子息焉」。
梁漱溟先生對於中國文化的貢獻是永垂不朽的！
我建議有關同志編印梁先生的全集，使後人都能領會梁先生多種著作中所表達的深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