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孟子為例，《孟子》書記載：「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滕文公下》）孟子雖然不遇於時，然而游事梁齊之時，隨從的弟子是很多的。《史記》記述鄒衍的事跡說：「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註：這段記述有誤，鄒衍與平原君同時，而非與梁惠王同時，但備受尊禮，當系事實。與平原君同時的魏王是魏安釐王，可能梁惠王系安釐王之誤。）齊國建立稷下學官。《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於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稷下當時成為學術中心之一。從戰國時期開始，士、農、工、商稱為「四民」。其中士是知識分子，在歷史上曾起過重要的作用。
一、以人為本位的哲學
中國古代哲學中最重要的學派有三：儒家、道家、墨家。其中儒家學說可以說是以人為本位的哲學，道家則以「道」為本位，墨家「尊天事鬼」，保留了關於天鬼的宗教信仰。後期墨家所著的《墨經》中已放棄了天鬼觀念，而注重研究名辯與物理，但仍不能說是以人為本位。明顯地以人為本位的學說是儒家之學。
所謂以人為本位即是以人為出發點並以人為終極關懷。《論語》記載：「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務民之義」即重視道德教化；「敬鬼神而遠之」即對鬼神持存疑態度，雖沒有否定鬼神但不求助於鬼神。這是儒家學說的根本宗旨。後來孔子的再傳弟子公孟子倡言「無鬼神」，就否認鬼神的存在了。
儒家以人為本位，肯定人的價值，又承認文化的價值。《孝經》記述孔子之言說：「天地之性人為貴。」孟子強調：「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荀子宣揚「人之所以為人者」。這所謂人之所以為人者，在於有道德。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所謂有義，即有道德觀念。這與孔子所謂「務民之義」是一脈相承的。
孔子以宣揚文化為己任，《論語》記載：「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所謂「文」，即今日所謂文化。《周易·彖傳》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賁》）這是中國古代典籍中「文明」、「人文」名詞的初次出現。天文指自然現象，人文指人類的精神生活的各種形式。儒家高度肯定了文化的價值。
儒家以人為本位，這是與宗教家以神為本位的思想相對立的。宗教宣揚以神為本、鼓吹上帝創造世界，要求皈依上帝。佛教更將佛置於天帝之上，宣傳三世輪迴。這些宗教信仰都鄙視人，不承認人本身的價值。儒家承認人類是天地所生的，而肯定人本身具有優異的價值。這是儒家學說的一個特點。儒家這種以人為本位的思想觀點可以稱之為具有人文精神。
二、堅持人格尊嚴
儒家宣揚人的價值，其理論基礎是承認人具有獨立意志，因而具有獨立人格。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人人都有較三軍之帥更為堅強的意志，是不能輕易改變的。因為具有獨立的意志，也就具有獨立的人格。孔子說：「賢者辟世，其次闢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同書《憲問》）其所以要辟世、闢地、辟色、辟言，即為了保持獨立的人格。孔子不忍辟世，而採取了闢地、辟色、辟言的態度。
孟子提出「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他說：「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從所舉的例證來看，這所謂「所欲有甚於生者」即指人格尊嚴；所謂「所惡有甚於死者」即指人格的屈辱。孟子稱「所欲有甚於生者」為「義」，其所謂義即指堅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同時亦尊重別人的獨立人格。
孟子更提出「以德抗位」的主張，他說：「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公孫丑下》）孟子引曾子之言，強調道德人格的崇高價值，認為人應提高道德的自覺而不屈服於權勢。這是對於人格尊嚴的高度肯定。
《禮記·儒行》提出了士「可殺不可辱」的論斷。《儒行》云：「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可殺而不可辱，寧死不屈，這是對於獨立人格的強烈堅持。
高揚人格尊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之一。
三、個人對於社會的責任
中國古代哲學家不但宜揚人格尊嚴，而且強調社會責任心。孔子面對隱者的譏諷而歎息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論語·微子》）這就是肯定，個人對於社會是有一定責任的。孟子以「平治天下」自負，他說：「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這固然表現了傲慢自大的態度，也表現了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孟子雖然不得志於當時，但對於後世卻發生了深沉廣遠的影響。與孟子同時的宋鈃、尹文以救世濟民為志，《莊子·天下》篇述宋鈃、尹文之學云：「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捨者也。」《天下》篇贊之曰：「圖傲乎救世之士哉！」《莊子·逍遙游》亦述宋子的為人說：「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宋子「上說下教」、「強聒不捨」，表現了高度的社會責任心。「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表現了堅強的獨立人格。宋子的學風是值得欽敬的。
漢初陸賈追隨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勸誡劉邦說：居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這確實表述了關於社會政治的一條客觀規律，對於穩定漢初的社會起了積極作用。其後賈誼向漢文帝上《治安策》，董仲舒向漢武帝上《天人三策》，都表現了知識分子對於社會政治的關懷。
《世說新語》記述後漢陳蕃、李膺的言行說：「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陳、李都表現了強烈的社會責任心。
唐代韓愈諫迎佛骨，被貶之後，作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表現了對社會國家負責的剛直氣概。
北宋范仲淹有兩句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後世所傳誦。張載自述學術宗旨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表現了哲學家的廣闊胸懷。
明末顧憲成主講東林書院，嘗說：「官輦毅，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明儒學案·東林學案》）這也充分表現了對於社會治亂、國家安危的深切關心。
以上舉例說明漢、唐、宋、明時代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具有深沉誠摯的社會責任心的歷史事實。歷代具有社會責任心的知識分子很多，《二十四史》及有關史籍中有詳細的記載。以上不過略舉數例而已。到明清之際，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著名觀點，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王夫之著《黃書》、《噩夢》，都是強烈的社會責任心的明確表述。
真誠的社會責任心，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的重要內容。
堅持人格尊嚴、重視社會責任心，這都是中國知識分子人文精神的主要內涵。
四、新時代的人文精神
儒家的以人為本位的哲學，一方面宣揚獨立人格與人格尊嚴，另一方面又強調個人對於社會的責任心，這是儒家學說的積極內容。但是，儒家有一個嚴重的缺點，即承認上下貴賤的等級區分是合理的。《左傳》記述孔子的言論說：「貴賤不愆，所謂度也。……貴賤無序，何以為國？」（昭公二十九年）這一條，孔門弟子沒有收入《論語》中，可能是《論語》的編纂者有不同意見。但《左傳》所記應非虛構。《論語》中所謂君子小人，有的是按道德品質來劃分的，有時是按地位高下來劃分的。儒家肯定貴賤有別，還是明顯的。這是儒學受到歷代專制帝王尊崇的原因之一。這是儒家的消極的保守觀點。
在中國歷史上，對於等級制度持批評態度的是道家。道家認為社會上區分君子小人是不合理的，斷言：「以道觀之，物無貴賤。」（《莊子·秋水》）道家反對等級區分，宣揚個性自由，這是道家的高明之處，但是道家完全忽視個人對於社會的責任心，就不如儒家了。最強調社會責任心的是墨家，墨家「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但墨子「尊天事鬼」，又缺乏「人本」精神。後期墨家捨棄了天鬼觀念，對於名辯、物理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仍沒有形成比較完整的人本哲學。漢代以後，墨學中絕了。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出現了嚴重的民族危機，於是救亡圖存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的主要問題。經過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運動的前幾年，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發起了新文化運動，於是中國文化達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一部分學者將西方近代的人文主義思想介紹進來，並加以大力宣揚。這在當時是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的。有些論者積極鼓吹西方近代的人文主義思想，對於中國傳統思想採取了全面否定的態度，卻忽略了（或不瞭解）西方近代的一些人文主義思想家曾經受過中國古典哲學的影響。這就陷於偏失了。中國古典哲學確有其歷史的時代的局限性，其中許多觀點已經過時了。但是中國古典哲學中確實含有一個以人為本位的優秀傳統，這還是應該充分理解、繼承發揚的。
應該承認，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古以來，有一個人文精神的悠久傳統，在古代，這個人文傳統雖然受到等級制度和專制主義的束縛，卻也發生過一定的進步作用。時至今日，時代進步了，等級制度已經廢除了。我們應該在固有的優秀傳統的基礎之上，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先進成就，更發揮創造性的思維，使人文精神更高度昂揚起來。
馮友蘭先生二三事
30年代初，馮友蘭先生所著《中國哲學史》兩卷本出版了，被國內外譽為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劃時代的著作。先是，1919年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捲出版，受到廣泛的讚譽。胡著上卷最精彩之處是關於墨家名家的論述，而馮著《中國哲學史》上卷關於墨家與名家的論述，考證之精，分析之細，又遠遠超過了胡著。胡著上捲出版之後，下卷遲遲寫不出來。而馮先生於1931年出了上卷之後，於1934年即出了下卷，對於中國哲學從先秦到清末的二千多年的發展演變的過程做了系統的闡述，可謂開闢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新紀元。嗣後不久，馮先生又發表了《原儒墨》等論文，對於先秦諸子學說的起源進行了新的探索，闡幽探微，發前人所未發，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