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與境界 第45章 道德箴言 (8)
    荀子對於人類合群的必要有較詳的論述,他說:「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這揭示了合群的必要,可謂深切著明。合群之道,稱為「群道」。荀子以為,人所以能群,在於「分」與「義」。這所謂分,含有兩層意義,其一是分工,其二是分上下等級。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分工確實是必要的。分別上下貴賤,乃是等級社會的特點,並非永恆的普遍原則。儒家重視上下貴賤的區分,表現了儒家的時代性和階級性。

    道家學說是隱士之學,特別宣揚個人的重要。孟子述楊朱之說云:「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孟子·盡心上》)《呂氏春秋》亦云:「陽生貴己。」(《不二》)「貴己」即「為我」之義。楊朱把自我看作最重要的,而反對為天下謀利益。「為我」含有不為君之意,即反對為君主服務。孟子批評楊朱云:「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孟子·滕文公下》)無君確是楊朱學說的一項重要含義。「無君」之談含有住張民主的傾向,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但是反對「利天下」卻是放棄社會責任心,這就陷於失誤了。

    莊子《逍遙游》假托寓言中的人物說:「予無所用天下為!」又說:「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這與楊朱為我之說基本一致。「予無所用天下為」,意謂不願用天下為自己謀利。但是,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不僅有「用天下」的問題,還有「為天下用」的問題。道家不屑於用天下為自己謀利,卻忽視了個人對於天下應盡的義務。這是道家的缺欠。

    與道家相反,墨家主張忘己而盡力為社會服務。墨子告弟子說:「必去六辟:默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三者代御。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去惡,而用仁義。」(《墨子·貴義》)墨家是如此說的,也是如此做的。《莊子·天下》述墨家之學云:「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孟子論墨子云:「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墨家富於自我犧牲的精神,為社會服務而忘我。孟子批評墨子說:「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同書《滕文公下》)事實上墨子主張「視人之父若視其父」,並非遺忘自己的父母。孟子對墨家的批評是不符實際情況的,但是墨家有打破家族本位的傾向,這是一種進步的傾向,卻遭到了家族本位傳統的扼制。這是墨學中絕的原因之一。墨家的自我犧牲為社會服務的精神是值得讚揚的。

    五、人格與精神境界

    人格,古代稱之曰人品,是中國古典哲學的一個中心問題。何謂崇高的人格?如何才能達到崇高的人格?如何才能保持崇高的人格?這是先秦時代以至宋明哲學所討論的一個中心問題。

    孔子及其弟子有關於「成人」的討論,所謂成人即是完備的人格。《論語》載:「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智勇兼備、多才多藝,而又恬靜寡慾,謂之成人。其次有一定的道德覺悟(「見利思義」),有一定的操守(「見危授命」),而言行一致(「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也可以稱為成人。

    「成人」是完備的人格,尚非崇高的人格。在孔子的心目中,崇高的人格稱為仁人。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還有比仁人更崇高的人格,稱為聖人。《論語》記載:「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聖人的人格的崇高又超過了仁人。

    孔子所稱許為仁人的有伯夷叔齊及管仲。孔子讚揚伯夷叔齊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論語·微子》)即肯定其堅定的意志、獨立的人格。管仲所以為仁,在於有功於人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同書《憲問》)從孔子對於伯夷叔齊和管仲的評論來看,他所謂仁者是不拘一格的。

    孟子論不同的人品說:「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盡心上》)朱熹注云:「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事君人」即只知為君主服務的人,乃是君主的奴才。「安社稷臣」是重視國家利益的人,以鞏固國家政權為職志。在戰國時期,各國都有社稷,是國家政權的象徵。統各國而言,謂之天下。「天民」超越了國家的界限,志在將普遍原則推行於天下。「大人」堅持自己的原則而又能感化別人而具有廣泛的影響。「大人」是孟子的理想人格。孟子這段話,看不起做官的人,讚揚了不依附於政權的獨立人格。

    孟子又認為,有道德的人,又可以區分為六個品級。《孟子》記載:「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盡心下》)「可欲」即人所期望的,善人即人們所期望的人,即一般所謂好人。「有諸己」即言行一致。「充實」謂諸德具備、篤實不虛,是謂美德之人。「充實而有光輝」,意謂德行高尚而且有廣遠的影響,亦即「正己而物正」之意。「大而化之」謂其「大」,無待於勉強。聖是更高一級的大人。神是更高一級的聖人。在孟子的心目中,孔子是最大的聖人。至於所謂神不過是虛懸一格而已。

    孟子所講「充實而有光輝」的大人,亦稱為大丈夫。孟子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所謂大丈夫即是堅持一定的原則,在任何情況下決不動搖的偉大人格。

    孟子的人格理論影響深遠,他的「大丈夫」的規定成為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一項重要內容。

    道家的莊子亦有關於崇高人格的詮說。《莊子·逍遙游》在敘述了大鵬與小鳥的不同情況之後說:「此小大之辯也。」接著說:「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這是認為,做官任職為君主服務的人們都如同小鳥,都是卑鄙的。宋榮子具有獨立的意志,不受俗論的影響,而仍有所未立。列子御風,自由自在,而仍是相對的自由。唯無所待才是絕對的自由。至人、神人、聖人是三個品級。聖人無名而有功,神人無功而猶有己,至人無己,消弭了內外之分,才是最高的人格。

    《莊子·天下》亦講人格的序列,《天下》云:「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這區別了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百官、人民共七個品級,將神人列於至人之上,最高的是天人。對於天人、神人、至人的詮釋都含糊而不明確。道家學說的特點是,認為儒家所講的聖人並不是最高的人格,在聖人之上,還有至人等等。(荀子受道家的影響,亦講至人,如說「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莊子與孟子亦有相同之點,即都輕視為君主服從的官僚。《莊子·天下》將君子列於百官之上,君子是有道德而不做官的人。儒道兩家都讚揚具有崇高理想的獨立人格。

    中國古代哲學家大多認為高尚的人格必然具有高尚的精神生活,達到高尚的精神境界。孔子自述自己的「為人」說:「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發憤忘食,樂以忘優」正是孔子的崇高的精神生活的寫照。孔子又說過:「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同上)物質生活可以簡化,在精神上自得其樂。

    孟子所謂大丈夫,莊子所謂至人,都有其崇高的精神境界。孟子論為士之道云:「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孟子·盡心上》)所謂「得己」即是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亦即自己的主體性。無論窮達,都堅持自己的原則;個人的精神境界亦不以窮達而改變。

    《莊子·齊物論》假托寓言中的人物敘述「至人」的形象說:「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這是以誇張的語言說明所謂「至人」不受環境影響的獨立精神,表現了古代人對於精神自由的想望。

    人如何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這是一個自古及今的永恆論題。

    中國知識分子與人文精神

    中國知識分子古代稱為「士」。士在中國歷史上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始於春秋時期。在殷商和西周時代,有一定知識的人是巫、史。巫史都屬於貴族。到春秋時期,出現了具有一定知識而失去貴族身份的「士」。孟子曾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孟子·梁惠王上》)「士」就是沒有恆產而有一定理想的知識分子,依靠知識以謀生。孟子對齊宣王說:「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其若是,孰能御之?」(同上)這區別了仕者、耕者、商賈。「士」有別於耕者、商賈,也不一定是仕者,乃是一個獨立的階層。

    春秋末期,著名的知識分子有老子、孔子、鄧析、孫武等。《史記》說:「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又說:「老子,隱君子也。」老子本為周史,後來不知由於什麼原因而成為一個隱君子。孔子曾仕於魯,因意見不合而離魯,周遊於衛、楚、陳、蔡之間,晚年回魯,以教學為事,當時亦被尊為「國老」。鄧析是法律專家。《左傳》定公九年:「鄭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孫武是軍事學家,受到吳王闔廬的尊重。到戰國時期,士成為各國諸侯爭取的對象。當時學者的待遇是相當優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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