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國古代哲學有一個優良傳統，即不重視死後問題，不追求來世幸福，不將道德建立在靈魂不滅的信仰之上。春秋時代的孔子，即已有此態度。《論語》記載：「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荀子·先進》）孔子以為重要的是知生，而不是知死。《論語》又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在現實生活中，積極努力，充滿樂觀精神，忘了老之將至，更不會考慮死了。孔子基本上是一個唯心主義思想家，但他這種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和宗教是截然不同的。
先秦儒家不考慮死後問題的態度有深遠的影響。詩人陶淵明有詩句云：「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複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陶淵明集·形影神》）有生必有死，死是不可避免的，正宜任其自然，不必多所考慮。宋代唯心主義者程頤曾論死生之道說：「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不達者則恐，恆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為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程氏易傳·離卦》）程頤是宣揚先驗道德的，而在生死問題上，卻是肯定生必有死、順理為樂的無神論觀點。在這一點上他是正確的。宋明理學雖然是唯心主義，卻也表現了一定的反宗教傾向。在這裡，顯出了唯物主義對於唯心主義的影響，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實。
科學的倫理學，應建立在哲學唯物主義之上。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也就是「精神對自然的關係問題」，但是倫理學的基本問題不能直接歸結為「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因而，倫理學範圍內的鬥爭是比較複雜的。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應是道德的性質、起源與標準的問題。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唯物主義，在倫理學方面，大都陷入於唯心主義。恩格斯說：「我們一接觸到費爾巴哈的宗教哲學和倫理學，他的真正的唯心主義就顯露出來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29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克服舊唯物主義的缺欠，不但要貫徹唯物主義的觀點，而且要運用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來觀察道德問題，要重視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辯證關係，重視現實與理想的關係，把倫理學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
人倫與獨立人格
中國傳統哲學中，儒家特別重視「人倫」，同時又認為人是具有獨立意志的，因而應具有獨立的人格。儒家的這兩種思想觀點之間存在著如何的聯繫呢？近幾年來，在所謂「反傳統」的思想浪潮中，有的論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由於重視人倫因而抹煞了人的獨立人格。事實是否如此呢？這是一個關於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大問題，今試加以考察和分析。
「人倫」一詞最早見於《孟子》。孟子敘述堯舜時代的歷史事跡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指舜）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滕文公上》）據《論語》的記載，孔子曾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弟子子路又說過，「長幼之節」、「君臣之義」，這些都是關於人倫的表述。
孟子所謂人倫即是人的五種社會關係，每一種社會關係有其一定的準則。父子關係（包括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的準則是「親」，即相互親愛。君臣關係的準則是「義」，即君臣都應遵守一定的原則。夫婦關係的準則是「別」，即男女的內外之分。長幼包括兄弟及年長者與年幼者的關係，其準則是「序」，即先後的次序。朋友之間的準則是「信」，即相互講真話並遵守諾言。孟子認為人倫仍是人區別於禽獸的關鍵所在。
孟子講五倫，舉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禮記·禮運》提出十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對於五倫的每一方都有一定的要求。這是所謂人倫道德的詳目。《禮記·大學》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這裡僅舉三倫，其所謂「與國人交，止於信」，將朋友擴大為國人，「信」就不僅是朋友之間的準則了。
儒家在宣揚人倫的同時，又肯定人具有獨立的意志。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匹夫指平民，「不可奪」的志即是獨立的意志。孔子承認平民也有獨立的意志。孟子提出「尚志」之說。《孟子》書載：「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盡心上》）仁義即是人所具有的善良意志。孟子以為發揚人的善良意志是最重要的事情。
一個人，如能「尚志」，如能堅持自己的「不可奪」的志，用現在的名詞來說，可以說是有獨立人格。人格是近代才有的名詞，在中國古代謂之人品。孟子提出「大丈夫」的做人標準，可以說就是獨立人格的標準。《孟子》書載：「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也；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這就是說，如公孫衍、張儀之流，雖然是「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然而是「以順為正」，只是服從國君的意志，那不足為大丈夫。只有堅持自己的原則，不屈從於別人的意志，不隨環境的變化而轉移，才可以稱為大丈夫。用現在的名詞來說，大丈夫即是堅持自己的獨立意志的崇高人格。孟子鄙視「以順為正」，強調「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即是宣揚具有獨立意志的獨立人格。
今試就五倫加以分析。君臣關係含有兩個層次，一是君與臣僚的關係，二是君與民眾的關係。古語所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所謂臣包括民眾。君與臣僚同屬於統治階級，但有等級之別。君民之間是階級對立的關係。儒家講所謂君臣之義，實際上是掩蓋了階級矛盾。父子是同一階級的兩代關係，其中父處於主導的地位。夫婦也屬於同一階級，古代重男輕女，夫婦之間是不平等的。長幼指同一階級中的長幼，朋友也指同一階級內部的朋友。但每一階級都有其階級內部的長幼和朋友。總之，五倫是古代人所重視的五種社會關係，其中包含階級對立的關係及其他不平等的關係。唯朋友是平等的關係，但不同階級之間難以建立朋友關係。
重要的問題是五倫與獨立人格的關係如何，人在五倫的關係網絡中是否可以具有獨立人格？或者說，人在五倫之中是否就不可能具有獨立人格？在父子關係中，父對子當然有獨立人格（但事實上也有受虐待的父母），子對父是否也有獨立人格呢？在君臣關係中，君當然有獨立人格（受權臣挾制的君除外），臣對君是否也有獨立人格呢？在夫婦關係中，夫對妻當然有獨立人格（也有受悍妻虐待的夫），妻對夫是否也有獨立人格呢？很顯然，君臣之間是不平等的，父子夫婦雖屬同一階級，但也是不平等的，作為子、臣、妻的是否具有獨立的人格？
從孟子論大丈夫的言論來看，他是認為，為臣之道應不同於「以順為正」的妾婦之道。在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婦女是不受尊重的，男子還有所不同。孔子說：「事父母幾諫。」（《論語·裡仁》）這就是說，子對於父，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見。孔子又說：「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同上《先進》）「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同上《憲問》）這就是說，臣對君可以堅持自己的不同的意見。孟子論君臣的相對關係，甚至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荀子論臣道，亦有「從道不從君」之說（《荀子·臣道》）。從這些言論看來，儒家承認子對於父、臣對於君，是具有相對的獨立人格的。所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表明父與子、君與臣之間都是相對的關係。
就實際情況來看，作為子的對於自己的父母要盡為子之道，但是對於別人的父母則只是長幼或朋友的關係。作為臣的對於君要盡為臣之道，但是對於別人或別的臣則是長幼或朋友的關係。臣子與臣子之間，一般人民之間，不能說彼此沒有獨立的人格。儒家在宣揚人倫的同時又肯定人的獨立意志與獨立人格，還是有一定理由的。
儒家不但認為人倫關係無損於獨立人格，而且認為實行人倫準則是完成獨立人格的條件。孟子說：「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孟子·離婁上》）能盡量實行人倫之道，就是聖人。聖人就是最崇高的人格。這就是說，如為父則盡父道，為子則盡子道。如為君則盡君道，為臣則盡臣道。處在什麼地位，即盡所應盡之道。這樣就是聖人。荀子亦說：「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荀子·解蔽》）荀子所謂「盡倫」即是孟子所謂「人倫之至」。
孟子所謂「盡臣道」並不是「以順為正」。孟子論人品的層次說：「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盡心上》）這裡所謂「事君人」是沒有獨立人格的；所謂「安社稷臣」、「天民」、「大人」都是具有獨立意志因而也是具有獨立人格的人。孟子區分了「安社稷臣」、天民」、「大人」的不同層次，獨立人格也有不同的層次。
在春秋戰國時代，儒墨都是願望以其道「易天下」的，都顯示了獨立的人格。《周易大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說：「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這些都是獨立人格的堅定宣示。《莊子·逍遙游》論述宋榮子（宋妍）的態度說：「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宋榮子可以說是獨立人格的重要典型。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追求個人的精神自由，更是高度宣揚獨立人格的。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秦漢以後，人倫關係的情況有所改變。漢儒提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之說，強調君對於臣、父對於子、夫對於妻的主導地位及臣對於君、子對於父、妻對於夫的服從關係。於是臣對於君、子對於父、妻對於夫的相對地位降低了。到了南宋時代，理學家羅從彥（程頤的再傳弟子）提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埴（朱熹弟子）又提出「天下無不是底君」，於是將君權、父權絕對化了。同時又提倡婦女守節，加強了夫權。於是全國的臣民對於君主而言都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在家庭中，子對於父也不准許有不同意見。所謂君巨父子夫婦的人倫成為壓制人民的沉重枷鎖。應該承認，在中國歷史上，「人倫」觀念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在先秦時代，君臣關係還是相對性的。秦漢以後，君臣關係逐漸變為絕對服從的關係，於是一般人的獨立人格受到壓抑了。
秦漢以後，人倫關係雖有所改變，但是每一朝代，在朝常有敢言直諫之士，在野更有特立獨行之人，都有堅持獨立意志而不屈服於權勢的獨立人格。《後漢書》有「獨行傳」、「逸民傳」，《晉書》、《唐書》有「隱逸傳」，等等，都是關於特立獨行的人士的記載。對於這些人的歷史意義是不應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