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依時代而不同，隨社會之物質基礎之變化而變化；然在各時代之道德中，亦有一貫者在，由此而各時代之道德皆得名為道德。可謂各時代的道德之演化是循一定方向而趨的，亦可謂各時代之道德同為一根本的大原則之表現。此大原則為古代道德所表現，亦為今世道德所表現，且將來道德亦將不違之。古代道德與將來道德在形態上迥然大異，而其表現此根本原則則均。
此根本的大原則可謂即「仁」，即「兼」，即「公」，即「外得於人內得於己。」
此根本的大原則亦非自古固存全然不易者，其本身原在創造與完成之中。此原則或可謂根於人性，但必人類進化達一定階級時，此原則方出現於人類意識之中。
此大原則一時不能得到完全的徹底的表現，各時代之道德乃此大原則之受限制的有缺欠的表現。人類道德之進化可謂乃趨於大原則之完滿的實現。時代愈進而此原則所受限制愈少，逐漸獲得較充分較徹底之表現。
此根本的大原則通貫於一切時代的道德之中，為各時代道德中之一貫者，在此意謂上，可謂道德中之「常」。（「常」非全然不易之謂，程子有云：恆非一定之謂。）
此即將相待與絕待（相對與絕對）之辯證法應用於道德。各時代之道德是相待的，是有缺的，是不徹底的，是含有非道德之成分的；而於各時代之道德中有一貫的根本原則在，此原則可以謂是絕待的。
舊道德為不徹底的，為不圓滿的，新道德較之舊道德為更徹底的、更圓滿的。在此意義上言，新道德乃舊道德之變革，亦舊道德之發展，舊道德之充實；新道德乃是脫除舊限制的根本原則之更充分的表現。
新道德與舊道德之間是有連續性的，新道德非完全否定舊道德。吾人所以當反對舊道德，即以其不徹底、不圓滿，中含反道德的成分。吾人所要求者乃道德之更進，乃更合道德的道德，乃更吻合於道德之根本原則之道德，乃道德根本原則之更圓滿的表現。
道德是辯證的，道德是對立之統一：在根本上，道德是自我發展與自己克制之矛盾統一，更是「愛之能毋勞乎」之矛盾統一，及「既以為人己愈有」之相反諧和。道德之「變」與「常」，各時代的道德的一貫原則，亦對立統一。
舊道德尤是矛盾的：道德而殘酷，道德而為統治工具；道德中含非道德。
新舊道德之對待關係，亦對立而統一的，變革之而同時亦有所保持，且系發展之。
生活理想之四原則
中國現在需要新的人生理想。新的理想能給人以新的力量。無理想的人，必不會感到生活之意義。無理想的人，必沒有與環境搏鬥之勇氣。唯理想能鼓舞人的精神，能堅定人的意志，能使人面對逆境而無所懼。中國以前是有過偉大的人生理想的，但時代遷易，過去的理想已是過去了；而西洋的理想，又有其西洋的背景，隨便移到中國來，是不會與實際生活合符節的。工具可取之於人，理想也追隨他人，那便太可憐了。我們不談理想則已，談理想便當著重於創造（當然，雖言創造，也必於過去有所承，於西洋有所取）。我們需要由實際生活深處發出的新的人生理想。這篇所說的生活理想之四原則，大體是想提出一個新的生活理想之綱領。但所說不過是粗枝大葉而已，生活理想之原則，原不限於四個。至於這四原則究竟適當與否，那只有由時代來評判。
哪四個原則呢？就是：一、理生合一；二、與群為一；三、義命合一，或現實理想之統一；四、動的天人合一，或天人協調。
第一理生合一
先說理生合一。在人生哲學中，最大的問題，可以說即是生與理的問題。所謂生，即是生命、生活，所謂理，即是當然的準則，或道德的規律（理字意謂甚多，最少有二意謂，即一指宇宙之秩序或自然之規律，一指人事之規範或當然之準則。茲所謂理，專指當然之準則）。人生哲學，可以分為兩大派，一派注重生，一派注重理。在西洋，注重理的是理想主義，注重生的是自然主義。在中國，注重理的是大部分的儒家，注重生的是墨家及清代的顏習齋、戴東原。重生的一派以為人生之最高原理就是生，生是一切道德原則之基本，人生的理想只是生之擴大，生之充實。重理的一派，認為生不是根本重要的。人生之最高準則是理。理是超乎生的，在生之上，生應受理的裁製，必要時可以為理而犧牲生命或生活。董仲舒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及小程子（程頤）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便充分地表現出重理派的態度：凡做事只問於理應該不應該，不管生活的實際。
其實生與理兩者，是應該並重的。不但是應該並重。而且兩者是離不開的。理只是生之理，離開了生，就無所謂理；生也必須受理的裁製，好的生活即是合理的生活。理離開生，便是空洞的；生離開理，必至於鹵莽滅裂。
我們先問理究竟是什麼？道德規律究竟是如何一回事？所謂理，所謂道德規律，其實只是求生之充實，生之圓滿，而不得不遵循的規律。我們所以要遵循這種規律，就是因為遵循這種規律，才能得到生活的圓滿，生活的充實。假若一個道德規律，我們實行它，結果並不能使我們的生活更充實些，更圓滿些，那麼，這個道德規律就不是真的道德規律。實踐理，就必須注意生活的實際；實際上設法使人群的生活更美滿些，便是實踐理。如不顧生活的實際，只講空洞的應該不應該，結果所謂應該未必是真實的應該，必至於實際上正與真實的理相違反。
其次，生也離不開理，生必須受理的裁製。只講生，不講理，結果必至於毀壞了生。因為生是包含矛盾的，生與生相衝突：不惟生物與生物相衝突，人與人也相衝突。這便是「生之矛盾」。欲求生活之圓滿，是必須克服生之矛盾的。要克服生之矛盾。便必須以理來裁製生。如不克服生之矛盾，任生與生相衝突下去，結果必至於達到生之破滅。所以，求生之圓滿，就必須有生之裁製；求生之提高，就必須使生受理的支配。生之擴大與生之裁製，可以說是相反，但正是相成的。理正是所以完成生。
生含有矛盾，克服生之矛盾，乃得到「生之諧和」。所謂理，即是生之諧和。所謂理，所謂當然準則之基本內容，即是：遂我之生，亦遂人之生；善我之生，亦善人之生；亦即，不獨遂其生，不獨善我生，更遂群之生，善群之生；而在遂群之生中遂己之生，在善群之生中善己之生。理在一意謂上，可以說是超乎生的；在另一意謂上，則仍不出生之範圍。實踐理，必忘一己之私，必不慮一己之生，在此意謂上，理是超乎生的。但雖不慮一己之生，而仍必慮群之生，雖忘己，而必唸唸在群，在此意謂上，理又不是超乎生的。理可以說是超乎特殊的生，而未超乎一般的生。理是生之諧和，在一意謂上，諧和的生，即已超乎原來含有矛盾之生。
人能為理而犧牲，而且人必須為理而犧牲。孔子說：「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這是古代儒家之最偉大的精神，也是現在中國所最需要的精神。人當為理而犧牲，這是不是證明理是生之上，理是鵠的而生是手段呢？其實不然，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實際乃是為群之生而犧牲一己之生，是以死求群之生活之改善；雖捐捨一己之生，究之仍是為了群之生。在個人而言，當其殺身捨生之時，其個人生命亦即得到最卓越的提高，而獲得不朽的永生。由此，為理犧牲，可以說是為群之生而犧牲一己之生；也可以說，為得到不朽的永生而捨掉現實的平凡的生。
現在當對董子所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加批評。如其所謂「利」指個人之利，所謂「功」指個人之功，此－語可以說是正確的。我們實在不應謀個人之利，計個人之功。但如其所謂「利」指人群之大利，所謂「功」指社會、國家之功，那這句話便是謬誤的了。實際上，求群之利即是義，計群之功即是道。就群而言，正其義必謀其利，不知謀其利則此義必終於非真義；明其道必計其功，不知計其功則此道必終於非正道。這是義利之合一。義利合一是生理合一之特例。
要之，生與理是不可相離的。只注重理不注重生，結果必至於違反了理；只注重生不注重理，結果必至於毀壞了生。我們一方面要培養生命力，發展生命力，充實生活，擴大生活；一方面要實踐理義，以理裁製生活，使生活遵循理。而這兩方面只是一件事，不過為方便而分開來說而已。生的圓滿，即是理的實現；理的實現，就是生的圓滿。生活之最高境界，是與理為一；與理為一的生活，也便是達到了生之諧和的生活。
第二與群為一
生理合一之實際，便是與群為一。在個人，如想實踐與理為一的生活，便須實踐與群為一。以前的哲學家，多喜講「與天為一」，即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認為與天為一是人生最高境界。在這種境界中，一方面是無我，一方面又是將我擴大至於極度，與全宇宙合為一體。這種生活理想境界，自是一種很高的境界，並且可以說是一種解除苦惱獲得至樂的法門。不過這種境界，只是於有此種修養的人有好處。雖然是與萬物為一體，但萬物並不因此而受益；而且對於人群，對於社會，亦無補助。修養到這種境界的人，固然得到一種至高無上的快樂，但別人並不因此而也感覺到快樂。實際說來，這種與天為一的思想，實在跳過了一步，從個人一直跳到全宇宙，中間越過了人群。一般人只有一個小我，這班神秘的哲學家則講與全宇宙合一的大我。實際在生活上應與之合一的不是天，不是萬物，乃是人群，乃是社會、國家。我們不應講與天為一，而當實踐與群為一。
與群為一，便是與社會國家為一體，即覺得群己合為一體，社會、國家與個人融合無間，群即是我，我即是群。群的利益即是我的利益；群的生命即是我的生命。把整個的精神心思都注入於群，為群而工作，為群而努力。這樣，一方面也是無我，不自覺有與群對立的小我；一方也是擴大其我，以群為我。在此種生活境界，也可得到最大的快樂，也可以消弭一切煩惱。因為平常一個人的煩惱，都是由於私人慾望受阻礙，假若根本沒有私人慾望，完全是廓然大公，便也可得到一種超然的解脫。而且人群也必受其利益，群的事業，必因個人與群為一而促進，
我們應該與群為一，也因為原來個人與群本屬一體。個人與群有息息相通的密切關係。個人不能離群而存在，這是人人都知的，而且個人也不能離開群而獨自求好的生活。以前的人生哲學家多數都注重個人生活如何改善，其實個人生活不能單獨的獲得圓滿，只有在好的社會中，才能有好的個人生活。可以說，理想生活的問題，只是理想社會的問題；改善生活的問題，即是變革社會的問題。宋儒講「窮理、盡性、至善是一事」；我們現在可以說：「克服自然，變革社會，改善人生，是一事」。所以，在實際上，群己是一體的，而個人生活之最高境界，是與群為一。
必須能與群為一，然後一個人的人格，才可以說達到了圓滿。在謀社會大眾之整個的好生活之努力中，個人即獲得了人格之最大擴展。個人為社會國家的生存，必要時應肯犧牲個人的生存。在為社會國家而捐生捨身之時，個人的生命即獲得無上的提高，而得到不朽的永生。尤其在群的生存受威脅的時候，我們更應與群為一，群存與存，群亡與亡！
群有層級之不同，大群之中有小群，小群之上有大群。大群之中，小群與小群之間，常有矛盾。我們講與群為一，對於這種「群之矛盾」的事實，應持如何的態度呢？我們可以說：根本的原則還是與群為一；個人應與群為一，小群更應與大群為一。我們應為大群而忘小群，不應為小群而忘大群。如小群的利益，與大群的利益一致，我們也未始不可謀此小群的利益；而如小群之利益違反大群之利益，便當為大群而捨小群。而且，相矛盾之二群，其利益互相衝突，然而必有一群之利益是與大群一致的，另一群之利益則違反大群之利益，我們便應與其利益與大群一致之小群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