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以來，在中國哲學史研究園地中，曾經出現簡單化的傾向，把各時期的哲學思想一概歸結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鬥爭，不注意各時代唯物主義思想與唯心主義思想的豐富的理論內容及其相互影響的關係。「文革」時期，更特別強調所謂「兩軍對戰」，忽視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的特殊的形式與內容。現在，中國哲學史工作者都已逐步從簡單化的傾向中解脫出來了。
1979年秋季成立了中國哲學史學會。中國哲學史學會從1979年到1985年前後召開了三次全國討論會，第一次討論方法論問題，第二次討論宋明理學，第三次討論近現代中國哲學。此外各地還舉行了關於王船山、孔子、《周易》、孟子、老子、柳宗元、傅山、康梁、孫中山、章太炎等的學術思想討論會。總起來看，可以說，近年關於中國哲學史的討論會是豐富多彩的，促進了哲學史研究的發展。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關於中國哲學概念範疇的研究有了新的進展。中國古代哲學有自己的一套概念範疇，與西方的和印度的有所不同。必須瞭解中國哲學固有的概念範疇的真實含義，才能對於中國哲學的理論內容有比較正確的理解。前年在西安曾經召開了關於中國哲學範疇的學術討論會，近兩年來很多同志發表了關於中國哲學概念範疇的論文，這都是有重要意義的。
以往中國哲學史論著，大多論述各重要思想家的自然觀、認識觀、歷史觀、道德觀。這樣是否就窮盡了各思想家的理論內容呢？是否還有一些新的領域有待於開拓呢？學術的進步既有待於方法的改進，也有待於新的領域的開拓。現在，價值觀的問題已引起人們廣泛的注意。事實上，價值問題由來已久，關於真善美的討論，關於人生價值的爭辯，可謂自古有之。我們研究中國哲學史，古代哲學家的價值觀是值得探索的。這兩年來，中國古代的價值觀，已引起人們的注意，應該肯定，這是一個應該繼續研究的新課題。
中國哲學史研究進一步的開展，除了新領域的開拓之外，還應注意新史料的發掘。多年以來，編寫「中國哲學史」，主要論述各時代最著名的哲學家的學說，對於名聲不甚顯赫的學者卻注意不夠。例如，過去講述宋明哲學思想，僅僅講述宋明的程朱學派與陸王學派；直到近年，才肯定了羅欽順、王廷相的重要地位。事實上，明代後期，王學固然盛行，而同時也出現了很多唯物主義者，如韓邦奇、吳廷翰、唐鶴征等。這些也都是應該注意研究的。思想史料的普查工作，至今也還沒充分展開。這就不得不寄希望於年青同志了。
有一個久已提出的研究任務，至今還遠遠沒有完成，這就是中國古代哲學與中國古代科學的關係問題。20年代，有一個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經過了學者們幾十年的探索，尤其是通過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的辛勤努力，證明中國古代確實有科學，中國古代在天文學、數學、地理學、醫學、農學等等方面，曾經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中國古代科學和哲學之間的關係如何呢？舉例來說，中國古代數學與哲學的關係如何？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哲學的關係如何？中國醫學與哲學的關係如何？這些問題至今還沒有人講解清楚。在古希臘，歐幾里得幾何學是一般學者所必習，但中國先秦時代沒有產生像歐幾里得幾何學那樣完整的幾何體系，這對於哲學的發展有什麼影響呢？類似的問題很多，都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
多年以來講哲學史，專門注意兩個對子——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鬥爭，往往忽視了每一時代的哲學思潮的全貌。馬克思說過：「因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所以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時代：那時哲學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並相互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何謂時代精神？每一時代的哲學與當時的時代精神的具體關係如何？每一時代的哲學與其當時的現實世界的關係如何？這些問題都應是哲學史研究必須注意闡明的。
例如，在兩漢時代，一方面出現了適應政治大一統而要求思想大一統的趨向，企圖將天地萬物納入一個廣大悉備的系統之中，同時卻引起了天人感應、符瑞災異等迷信思想的氾濫。如何理解當時的時代精神呢？如何看待當時哲學對於時代精神的作用呢？又如宋代，理學興起，理學一方面提出了關於宇宙人生的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又表現了適應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加強的傾向；而在理學興盛的同時，反專制主義的民主思想也萌發、湧現出來。這些錯綜複雜的情況都是應該加以充分估計的。最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潮。對於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潮，有的同志給以較高的評價，稱為啟蒙思想，有的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見。對於明清之際的時代精神應如何理解，還應作進一步的探索。
每一民族都有其物質生產的歷史，也有其精神生產的歷史；既有其物質發展的歷史，也有其精神發展的歷史。恩格斯說過：「像對民族的精神發展有過如此巨大影響的黑格爾哲學這樣的偉大創作，是不能用乾脆置之不理的辦法加以消除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9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恩格斯注意到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發展。一個民族的精神發展應該就是這個民族的不同時期的時代精神的發展演變的過程。我們對於中華民族的精神發展應如何看待呢？中國哲學史研究應該注意中國哲學在中華民族精神發展中的作用，從民族的精神發展過程來考察哲學家的思想及其理論貢獻。這也是今後必須注意的一個重要課題。
近兩三年來，出現了文化問題討論的熱潮，中西文化比較問題重新提起，這是令人高興的。文化問題包括傳統文化的再認識與再評價。傳統文化的再認識與再評價又包含傳統哲學的再認識與再評價。這些也都是哲學史工作者所應研究的重要課題。廣義的精神文化包括哲學、宗教、科學、技術、文學、藝術以及社會心理等等，其中哲學居於最高的層次，哲學史應該研究每一時代哲學思想對於文化形態的主導作用以及對於文化的各方面的廣泛影響。歷代重要哲學家對於文化也經常提出一定的見解，可稱為「文化觀」。例如孔子以周代文化的發揚者自居，宣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他教育學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道家反對儒家，宜稱「文滅質，博溺心」，否定了文化的價值。墨家「非命」，強調人為的重要，但又提出「非樂」，否定藝術的價值。法家韓非指斥「儒以文亂法」，對於一切文化學術都加以排擯。先秦諸子以至漢宋諸家的文化觀都構成他們的思想體系的一部分，確實是值得研究的。哲學家的文化觀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有過什麼影響呢？這也都是值得研討的問題。
總而言之，中國哲學史的領域中，值得研究的課題尚多。我期待著中國哲學史研究取得新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