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中國哲學史教科書已出版多種，現在又出版了馮契同志的這本《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這是一本有價值的新著。中國哲學史的教材問題已基本解決了。但是，關於中國哲學史，也還有一些問題需要作進一步的探索。有一個開拓研究新領域的問題。講古代哲學家的思想，過去著重講自然觀、認識論、辯證法、倫理學說、歷史觀。有些哲學家思想比較複雜些，方面較多；有些哲學家的思想比較簡單些，方面較少。應該按照實際情況來講。但是，僅僅講這些方面是否就足夠了呢？其實，還應該開拓一些新的研究領域，還應考察古代哲學家的價值觀和文化觀。
價值觀或價值論的名稱是20世紀初年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的，但是價值觀的思想在古代早就有了。50年代以來一般都認為西方所講的價值觀都是唯心主義的東西，毫無價值可言，其實這也是簡單化的傾向。近年來不少同志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這是很好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研究古代思想家的價值觀。現在同志們強調研究文化史，這也是一項重要任務。在研究文化史的同時，也應該研究古代思想家的文化觀的歷史。孔子強調文，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子確實可以說有自己的文化觀。《莊子·外篇》講：「文滅質，博溺心」，對於文化持否定態度，也是一種文化觀。後來宋明理學以至清初的王船山、顧亭林、黃梨洲，都有自己的文化觀，值得研究。
不但要開拓新的研究領域，還應該運用新的研究方法，我同意有些同志提出的方法的多樣化，也可以叫做方法的多元化。唯物主義辯證法並不排斥其它的有效方法。現代英美的分析哲學提倡所謂邏輯分析法，我認為在一定範圍內也是有益的。近年自然科學家提出三論——控制論、系統論、信息論。如果學會運用三論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哲學史，可能取得重要的新成果。但這需要艱苦的努力。希望年青同志們在這方面作出貢獻。方法是工具，工具只要是有效的，越多越好。但是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從遠的來說就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從近的來說，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易傳》說：「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既要「殊塗」、「百慮」，又要「同歸」、「一致」。
不論運用哪種新方法，必須以對於歷史資料的正確理解為墓礎。中國古代哲學中有許多名詞概念具有複雜的含義；有些哲學家所提出的基本命題也含有深邃的義蘊。這些都不是易於理解的，切忌望文生義、斷章取義。如果對於基本的概念範疇、基本的哲學命題還沒有達到正確的理解，就輕易地進行推論，那就會「差以毫釐，謬以千里」。這也是應該注意的。
其次談談哲學遺產的批判繼承問題。馮契同志提出「必須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傳統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和作用，一方面它是一種精神財富，是繼續前進的基礎；一方面它是一種沉重的包袱，是前進的障礙。這就要進行分析。必須注意的情況是：傳統文化中積極的貢獻常常是難以理解、不易掌握，而易於喪失、忘卻；傳統文化中消極的阻礙進步的東西卻不易克服、不易擺脫。優秀傳統不易保持；而沉重的包袱卻難以甩掉。如果不區分精華與糟粕，對於傳統文化全盤否定，其結果是精華被否定了，而糟粕卻依然如舊，或且變本加厲。「文化大革命」提出了「破四舊」的口號，從字面來說，也不算錯，而其實際情況是，許多優秀遺產卻被恣意否定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物都被胡亂破壞了，而舊時代最陳舊的最腐朽的東西卻是渣滓浮起，氾濫成災。這是一次慘痛的嚴重教訓。這說明，如果不區分精華糟粕，籠統地否定歷史遺產，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中華民族是否具有優秀傳統呢？我們的歷史包袱是沉重的；許多陳腐的庸俗習氣流傳不絕。中國的傳統文化、傳統哲學中是否也有一些積極的因素呢？如果傳統文化、傳統哲學中沒有一點積極的成分，那麼中華民族也就不能立足於世界，中華民族也就只有甘受奴役了。過去有的全盤西化論者講什麼「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實質上是宣傳奴才哲學。應該肯定，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東方五千多年，必然有其優秀傳統作為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現在我們要達到對於民族精神的自我認識。中華民族優秀傳統之中，包括唯物主義的傳統、辯證思維的傳統以及剛健有為的思想傳統。《易傳》中有兩句話可以說是剛健有為思想的典型表述。《易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我認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就是中華民族不斷發展、不斷前進的思想基礎。中華民族是一個堅強不屈的民族，永遠不屈服於外來的壓迫。我們現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既是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也是發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
恩格斯說：「德國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又說過：「我們是康德、費希特、黑格爾的繼承者。」我們現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也就是間接繼承康德、費希特、黑格爾。但是，作為中國的學術工作者，僅僅間接繼承康德、費希特、黑格爾，是否就夠了呢？顯然不夠。還應該繼承中國古代哲學的優秀傳統，至少應該是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的繼承者
對於歷史遺產進行分析鑒別，區分情粗優劣，將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
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近年國內中國哲學史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然而也還需要進一步開展。
70年代以來，中國哲學史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編寫「中國哲學史」教材。最早出版的是任繼愈同志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四卷本；隨後，又出版了幾部教材和通史。
有些同志開始編寫比較詳細的多卷本「中國哲學史」，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已出三冊，任繼愈同志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已出兩冊。這些書篇幅較長，力圖反映中國哲學史的豐富內容。
還有專科史著作，如侯外廬、邱漢生等同志主編的《宋明理學史》，任繼愈同志主編的《中國佛學史》。此外，「中國倫理學史」、「中國美學史」、「中國邏輯思想史」、「中國無神論史」等，也都有專著問世。總起來看，可謂洋洋大觀了。
近幾年來，對於中國哲學史的一些專門問題，也進行了多次討論，發表了很多論文，如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問題，唯心主義評價問題，唯物主義傳統問題，中國古代的辯證法思想問題，參加討論的同志各抒己見，都具有一定的理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