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盜，包括受壓迫者對於統治者的反抗。季康子所謂無道，顯然是人民對於統治者的反抗。對於這些問題，孔子反對「用殺」，主張進行道德教化。這種對於人民的態度。不無可取之處。
孔子曾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季氏》）這是反對庶人議政。《左傳》記載：「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孔子加以讚揚，可見孔子也同意庶人議政，朱熹解釋「庶人不議」說：「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言也。」這可能符合孔子的本意。
孔子重視道德教化，卻看不起生產勞動。《論語》載：「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這裡把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對立起來，勞動人民從事農稼，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只講究禮義就行了。戰國時代，「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已經批判這種觀點。這是儒家的傳統觀點，是儒家思想的非常嚴重的缺陷。
十、綜舊典而開新風
舊說：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序《易傳》，修《春秋》。孔子確實是以《詩》、《書》、禮、樂教弟子，這有《論語》可證。至於是如何刪定的，就難以詳考了。《易大傳》出於孔門後學，但孔子確曾研究過《周易》。孔子作《春秋》之說，始見於《孟子》，還沒有別的證據足以推翻孟子此說。而《春秋》之中，哪些文句是孔子改定的，又不可考。總之，孔子確曾整理過上古時代的文獻，這是確定無疑的。
孔子對於古代的文化典籍作了第一次的系統的整理。在整理文化典籍的過程中，孔子總結了堯、舜、禹、湯、文、武的統治經驗，即原始社會末期以來的統治經驗，並且總結了古代積累下來的文化知識，第一次提出了一個簡單的認識論學說，第一次提出了一個比較系統的倫理學說。在政治上，孔子的態度雖然是比較保守的，但他總結了古代的統治經驗，這本身也是一個貢獻。
道德起源於原始社會，自從階級出現以後，剝削階級利用並改造了原始的純樸道德，使之為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服務。在階級社會中，仍然流傳著一些揭示公共生活規則的處世格言。列寧曾經指出：「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人們既然擺脫了資本主義奴隸制……也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數百年來人們就知道的、數千年來在一切處世格言上反覆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自動地遵守這些規則，……。」（《列寧選集》第3卷·第247頁，1972年版）在中國，孔子對於古代流傳下來的處世格言，進行了一次總結，這些格言在他的倫理學說中佔了重要位置。宣述了若干關於公共生活規則的格言，這是他的一項重大貢獻。
西周時代，學在官府，祝史掌握了全部知識。孔子在當時努力學習了這些知識，把這些知識傳授於一般平民。在主觀願望上，他想保持周制，僅作部分的損益；在客觀效果上，他的活動卻進一步破壞了周制。他反對大夫專權，卻倡導士人參政。戰國時代，知識分子空前活躍，展開百家爭鳴，這種新風實導源於孔子。
春秋時代是一個社會大轉變的時代。這個轉變時代是由領主所有制轉向地主所有制，還是由奴隸制轉向封建制，目前史學界尚無定論，而且在短期內不可能得到定論。但春秋時代是一個轉變時代，則是確然無疑的。在這個轉變時代中，孔子在政治方面比較保守，而在文化方面卻是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孔子的學說，對於中國的民族文化的形成有重要的積極作用。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中指出，民族的特徵之一是「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他說：「各個民族之所以不同，不僅在於它們的生活條件不同，而且在於表現在民族文化特點上的精神形態不同。」（《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頁，1972年版）中國的傳統文化，也表現了共同的心理素質，中華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質與孔子思想有密切的關係。孔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有不好的一面，也有良好的一面。孔子宣揚「述而不作」，過於尊崇傳統，不鼓勵創新，在一定程度上起了阻礙新事物創造的不良作用。而孔子懷疑鬼神、超脫生死的觀點，又促進了無神論的傳播，使中華民族的宗教意識比較淡薄，這有利於文化科學的發展。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進行反對剝削階級思想意識的鬥爭。對於孔子學說中的糟粕，必須予以徹底的批判。然而，孔子的學說，在人類認識史中，確有一定的貢獻，對此也應該有充分的認識。
老子哲學辨微（節選）
一、老子年代新考
關於老子其人和《老子》其書的年代，自清代汪中寫《老子考異》以來，辯論甚多，直到現在，學術界仍有不同的看法。大體有三說：【1】肯定孔、老同時的傳說。有的同志認為老聃其人在春秋之末而《老子》其書則編定於戰國中期。【2】認為老子其人和《老子》其書都屬於戰國中期，在孔、墨之後，莊子以前。有的同志斷言《老子》其書的作者是太史儋。【3】也有少數人認為《老》後於《莊》，成書於戰國之末。
我在30年代之初寫過一篇《關於老子年代的一假定》（原發表於《大公報·文學副刊》，後載入《古史辨》第四冊），認為老子在孔、墨之後，孟、莊之前，《老子》作者不一定是太史儋。五十年代以來，我進一步考慮這個問題，覺得孔、老同時的傳說仍有不易否定之處。郭沫若說：「老子就是老聃，本是秦以前人的定論，《莊子》、《呂氏春秋》、《韓非子》都是絕好的證明。」又說：「老子與孔子同時，且為孔子的先生，在呂氏門下的那一批學者也是毫無疑問的。」（郭沫若：《青銅時代》第22頁、23頁）我認為這些論斷確有比較充足的理由，值得重視。近年《孫臏兵法》出土，關於《孫子》一書的爭論大致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即《孫子》十三篇是孫臏以前的著作。孫臏屬於戰國時期，則《孫子》十三篇應是春秋末至戰國初的作品。《老子》與《孫子》文體相近，既然《孫子》一書可能是春秋末年的著作，則《老子》一書出現於春秋末年，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了。《老子》和《孫子》，從春秋到戰國，經過抄寫和流傳，有些後人附益的文句，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過去懷疑孔、老同時的傳說，一個重要理由是，在《論語》中沒有關於老聃或《老子》思想的評論，沒有稱道老子的話。我過去也是這樣看的。現在仔細考察，發現這種說法並不準確，而《論語》中確有關於老子學說的反映。【1】《論語·憲問》：「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報怨以德」一語見《老子》六十三章，《論語》此條正是孔子曾評論老子思想的最明確的證據。【2】《論語·衛靈公》：「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的政治患想並非無為，何以忽然提出「無為而治」來？如果認為這是對老子學說的反響，不是容易理解嗎？【3】《論語·陽貨》：「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這正是對於老子無為學說的批評。在孔子看來，無為也可以作為政治的一個原則，但個人卻不宜無所作為而應有所作為。應該說：《論語》中包括了對於老子思想的批評。
《中庸》說：「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十章）這所謂「寬柔以教」，不正是老子的學說嗎？《中庸》又說：「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十一章）素當作索。「索隱行怪」不正是老子的特點嗎？司馬遷說：「子思作《中庸》。」（《史記·孔子世家》）近人多不信《史記》此說。事實上，司馬遷之說必有依據，至少《中庸》的前半部的年代是比較早的，應肯定為早期儒家的著作。所以，過去以為《論語》和早期儒家著作中沒有關於老子學說的反映，是不正確的。孔子曾經評論過老子的學說。
《呂氏春秋·當染》說：「孔子學於老聃。」《禮記·曾子問》敘述孔子和老聃的對話。這些材料今人多不肯信。《呂氏春秋》是戰國末的著作，其中記載雖有不實之處，如說子產殺鄧析，但大部分的史料還是可信的。《曾子問》所述不像是實錄，因為和《論語》比較相差太遠了。但是，如果孔、老本不同時，何以編寫《曾子問》的儒家者流也信取這個傳說呢？如果孔、老本不同時，莊周固然可以編造一些孔、老對話的寓言，但儒家學者是不可能接受的。《曾子問》所述，必然反映一些歷史事實。
如上所述，孔、老同時的傳說應當不是虛構。可能有人要問：何以《墨子》、《孟子》書中，沒有關於老子的評論呢？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墨子》書中提到的人物不多，它沒有提到鄧析、子思。我們不因《墨子》未提鄧析、子思而懷疑鄧析、子思的存在，何以要因沒提老聃而懷疑老聃的存在呢？至於孟子，他曾經猛烈攻擊楊朱，他是以楊朱為道家者流的代表，也就不必更談論老子了。
但是，《老子》書中，確有一些戰國時代的言語，例如「不尚賢，使民不爭」（三章）。雖然春秋時代已有舉賢之風，但「尚賢」卻是墨子的口號。《老子》此文可能出於後人附益。
《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十八章）又說：「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十九章）以仁義並舉。在《淪語》中，雖然仁字義字屢見，而沒有仁義並舉的例證。從前曾有人認為仁義並舉始於孟子。其實，仁義並舉並不始於孟子，較孟子年長的告子有「仁內義外」之說，已經仁義並舉了。《國語·周語》：「史興曰：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孫子·用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春秋時代，仁義並舉的例證還是有的。《老子》中仁義並舉的文句，不一定是晚出。
我現在認為，老聃其人生存於春秋末期，應是可信的。《老子》書中保存了老聃的遺說，但也有一些文句是戰國時人附益的，不過《老子》書的編定當在惠施、莊周之前，這也是確定無疑的。
前幾年出土的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可謂今存最早的《老子》寫本，其中許多字句足以校正通行本傳寫之誤。但帛書《老子》本是為了墓葬之用，所以抄寫草率，並未精校，故也不盡可據。帛書《老子》與傅奕的《古本老子》頗為相近，足證傅本近古。本文引證以傅本為主，參照帛書本和別本。
二、老子哲學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
《老子》書中哪些是老聃的遺說，哪些是後人增加的文句，現在已難完全分別清楚。根據《論語》、《中庸》的有關資料，可證「貴柔」、「無為」等都是老聃學說。《莊子·天下》篇述關尹、老聃的學說云：「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常、無、有三字當分讀，太、一兩字也應分讀。《老子》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故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讀為太。又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下》篇所謂太、一指道與一。以《莊子·天下》篇所述為據，可以說《老子》書中關於道，關於一，以及關於常，關於無、有的學說也都是老聃的學說。這也就是說，《老子》書中的主要思想都是老聃的遺說。
老子哲學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50年代以來學術界爭論不休。爭論的關鍵是對於道的理解。老子哲學的最高範疇是道，道是天地萬物的總根源。道的意義，決定老子哲學的性質。如果道是物質性的實體，則老子哲學就是唯物論；如果道不是物質性的實體，則老子哲學就是唯心論。
我個人對於老子所謂道的理解，五十年來，也有一個變化的過程。30年代寫成的拙著《中國哲學大綱》（1936年寫成，1942年在中國大學曾印為講義，195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中，解釋老子的道為最高的理即「究竟所以」。到50年代，我又認為老子的道是「原始的混然不分的物質存在的總體即混然一氣」。近年我又重新考察這個問題，覺得把老子的道解釋為原始的物質存在的總體，證據是不充足的。老子所謂道還是指最高原理而言。
【1】道不是物質性的實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