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發揮老子的學說，進一步論證價值的相對性。莊子認為是非、善惡、美醜都是相對的。《莊子·齊物論》論美說：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非，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又論是非善惡說：「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他進而否認了是非善惡的區別，「是不是，然不然」。《莊子·大宗師》云：「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莊子以為根本不必要進行價值判斷。
《莊子·秋水》提出「物無貴賤」的命題，它說：「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睹矣。」又說：「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萬物一齊，孰短孰長？……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從普遍性的「道」看來，不存在貴賤之分。「反衍」即向相反的方面轉化。貴可轉為賤，賤可轉為貴，貴賤無別。「自化」即自然變化。何為何不為，不必考慮取捨，一切任其自然。但是，事實上，取捨是不可避免的。《秋水》下文云：「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還是要有去就，要避免災害。莊子的價值觀終於陷入自相矛。
莊子提出真偽問題：「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非？」（《齊物論》）認為一般人所謂知不是真知，只是鬥爭的工具。「知出乎爭。……知也者爭之器也。」（《人間世》）莊子否認普通知識的價值，他認為真知是對於道的直覺。
六、《易傳》與荀子關於價值標準的學說
《易傳》認為貴賤差別是由天高地下的自然秩序決定的。《系辭上》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天在上，地在下，天是最尊貴的，天地之間的萬物各有一定的貴賤之位。《易傳》認為，天地之間有道，《易傳》讚美道的功用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系辭上》）一陰一陽對立統一是基本規律，稱為道。此道發育萬物，可稱為仁，這是此道的表現，此道可謂具有盛德大業，而盛德大業的涵義就是富有日新。《易傳》以「日新」為盛德，以「富有」為大業，即認為富有日新才是最高的價值。這可以說是一種關於價值標準的觀點。（此節「顯諸仁」以下數語的主詞都是道。「盛德大業」是對於道的讚美，也是對於天地的讚美，因為道是天地之道。）這也就是認為，內容豐富、不斷更新的才有價值。
荀子肯定人類具有高於其他物類的價值，他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苟子·王制》）人所以最貴，在於有義。荀子講「性惡」與孟子講「性善」不同，但承認人的特點是「有義」，則與孟子相同。荀子認為義是保持人類生活安定的必要條件。他說：「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強國》）和孟子一樣，荀子也極力貶斥只知追求物質利益的人。他說：「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儒效》）「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同上）他把道義與勢利對立起來：「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修身》）重道德而輕富貴，這是儒家的共同觀點。
荀子以為價值的最高標準是「全盡」，他論學問說：「全之盡之，然後學術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君子貴其全也。」（《勸學》）完全而精粹才是最有價值的。他又說：「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儒效》）這是荀子關於價值標準的學說。
荀子亦談到德與力的問題，他說：「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富國》）有力者應為有德者服務，德貴於力。但又認為治理國家，應兼重德力，他說：「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王制》）既充實國力，而又以德服人，這樣就可以「常勝」（同上）了。這個觀點是比較全面的。
七、法家的道德無用論
與儒家以道德為至上相反，韓非則以道德為無用。他認為「仁義惠愛」是不足以治國的。他說：「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韓非子·奸劫弒臣》）韓非把道德與法律完全對立起來。他又說：「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外儲說右下》）他以父母教子為例證來說明惠愛的無效：「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五蠹》）這裡用不才之子不聽教訓來說明僅靠惠愛不足以治國，是正確的。但是他完全不瞭解教育與法律是相輔相成的，於是完全抹煞了道德教育的作用。韓非強調實用，他說：「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問辯》）「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諸故，不聽學者之言。」（《顯學》）把仁義道德完全看成無用，這種觀點可謂狹隘功用論。
韓非否認道德的價值，僅承認權力的價值。他論歷史的演變說：「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八說》）又說：「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五蠹》）他所謂力，在上為權力，在下為勇力。孟子重德輕力，韓非則崇力貶德。孟子還給力以一定的地位，韓非則認為道德完全是迂腐無用的。秦統一六國，以韓非學說治理天下，僅僅二世就滅亡了。歷史證明韓非的極端專制主義是不可取的。
八、董仲舒「莫重於義」的價值觀
董仲舒尊崇孔子，重新肯定了道德的價值。他認為人之所以為貴在於有道德。他說：「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漢書·董仲舒傳》引）有道德是人貴於物的特點，所以道德的價值高於物質利益。他提出「身之養莫重於義」的命題：「天之生人也，使之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大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春秋繁露·身之養莫重於義》）物質利益是養護身體的，道德是培養心靈的，在身體之中，心靈最貴，所以道德具有更高的價值。董仲舒更提出一個著名命題：「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這兩句話，《漢書·董仲舒傳》引作「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所引的這兩句後來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義利之辯的公式。
九、王充提倡「德力具足」的價值觀
王充著重討論了德與力的問題，他認為治國之道應德力並重。他說：「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禦敵也。」（《論衡·非韓》）一方面要尊崇道德，一方面要培養實力。這裡所謂力指勇力。王充論力，有時也取其廣義，如說：「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上之力也。」（《效力》）壯士有力，儒生也有力。
王充更詳論各種不同類型的力說：「故夫墾草殖谷，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斫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同上）這就是說，體力是力，腦力也是力。不同類型的力之中也有尊卑之分。王充高度評價了知識道德的力量。他嚴厲指斥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飽食之人」，他說：「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為飯坑，腸為酒囊，是則物也。裸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今閉暗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課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別通》）王充提倡德力並重，也認為知識道德是價誼最高的。
十、宋明理學的價值觀
宋明時代的理學家繼承孔孟學說，極力宣揚人生的價值和道德的價值。他們闡釋孔孟的觀點，有時講得比較明顯易懂。理學家中講道德價值最透徹的是周敦頤。周敦頤說：「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通書》）又說：「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同上）這是說，世間的富貴並不是至貴的，至貴者是道德。周敦頤又說：「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同上）周氏這些言論雖然基本上是重述孔孟的論點，但比較明白曉暢，足以發人深省。
邵雍以數字表示人的價值，他說：「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皇極經世·觀物內篇》）又說：「唯人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如禽獸之聲，以其類而各能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人之生，真可謂之貴矣。」（《觀物外篇》）人的能力兼乎萬物，所以是最貴。
張載提出對於《易傳》所謂「富有」、「日新」的解釋，他說：「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正蒙·大易》）又解釋「久」、「大」說：「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至當》）一之純、兼之富，就是豐富而不駁雜。這可以說是關於價值標準的規定。
程頤說：「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氏遺書》卷二十五）又說：「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同上）人的價值在於有道德意識。程頤又說：「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程氏易傳·賁卦》）這揭示了學者的價值觀與世俗的價值觀的對立。世俗所追求的是聲色貨利，富貴權勢。學者所追求的則是道德理想。
程頤高度讚揚了董仲舒關於義利的觀點。他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程氏遺書》卷三十五）後來的朱熹、陸九淵雖然在許多學術問題上相互爭論，但都強調義利之辨。茲不具述。
宋明理學家重視道德修養，注重「身體力行」，在生活上也達到了較高的修養境界。理學亦稱為道學。清初以來，道學為許多人所詬病，近年更有許多人貶斥道學家為偽君子。事實上確有不少標榜道學的人言行不一致，可謂偽君子、假道學。但是許多屬於道學的思想家確實安於清苦的生活，表現了堅定的志操，雖然難免遷闊，卻並非虛偽。正如程頤所說：「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因而遭到一些人的非議，這是可以理解的。
十一、王夫之「珍生務義」的價值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