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關於價值的問題都是非常抽像的問題。關於價值的學說是高度的抽像思維，但是我們不能因其高度抽像而否認其重要意義。關於價值的思維對於立身處世確實具有重要的意義。《莊子·秋水》的寓言中設問：「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捨，吾終奈何？」《秋水》篇雖然以「夫固將自化」否定了這個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是否定不了的。「辭受趣捨」就包含了價值的問題。人生有無價值？人生的價值何在？如何生活才有價值？這些是每一個要求自覺的人所不得不回答的問題。人生價值問題也就包含關於真美善的價值的問題。
試以時代先後略述春秋以來重要哲學家的價值觀。
一、春秋時代的「三不朽」說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穆叔即魯國貴族叔孫豹。所謂太上就是最有價值的。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就是肯定德、功、言都有價值，而以立德為最上，即肯定德是最高價值。這「三不朽」之說對於後人有深遠的影響。
二、孔子「義以為上」、「仁者安仁」的道德至上論
孔子提出「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下引《論語》，只注篇名）、「好仁者無以尚之」（《裡仁》）的命題，認為道德是至上的。上字和尚字相通，都是表示價值。孔子所謂義指道德原則，義的內容就是仁，仁是最高的道德規範。在孔子的理論體系中，義還是一個「虛位」範疇，而不是一個具體的道德規範（韓愈《原道》區別了定名和虛位，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孔子沒有以仁義並舉（仁義並舉，始於墨子）。孔子又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裡仁》）「安仁」即安於仁而行之，「利仁」即以仁為有利而行之。仁者實行仁德，不是以仁為有利，即不以仁為手段，而以仁為目的。「知者利仁」，是有所為而為；「仁者安仁」則是無所為而為。「仁者安仁」即認為仁具有內在的價值。這種觀點可以稱為內在價值論。
孔子以道德為最高價值，所以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在安仁、利仁的情況，仁與生並無矛盾。但在一定的條件下，生與仁不能兩全，便應犧牲生命以實現仁德。在殺身成仁之際，就達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
孔子把「道」「義」與富貴區別開來。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裡仁》）又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同上）又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有「以其道得之」的富貴，有「不以其道得之」的富貴，前者不悖於道義，後者則是「不義而富且貴」。在孔子看來，富貴的價值是相對的，道與義才是最高價值（孔子承認有「以其道得之」的富貴，即肯定等級差別是正當的，這表現了他的階級性）
道義與富貴的關係問題也就是道德原則與物質利益的關係問題。孔子區別了義與利，他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裡仁》）孔子並不完全否定利，。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堯曰》），但認為義具有比利更高的價值。
孔子以為道德的價值高於物質利益，其實際意義是認為人的精神需要比物質需要更為重要。人的基本的精神需要就是要有獨立的人格，人與人之間要相互尊重各自的獨立人格。這就是道德的基本原則。孔子肯定人人有獨立的意志，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有獨立意志即有獨立的人格。孔子肯定伯夷叔齊是「求仁而得仁」，又說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就是肯定伯夷叔齊為了堅持自己的獨立意志而不惜棲牲生命。
孔子又區別了力與德，他說：「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憲問》）這表現了重德輕力的傾向。孔子也說過：「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同上）這也肯定了力的作用，但總的傾向是強調德的價值，比較忽視力的價值。力與德的關係問題是關於人生價值的一個重要問題。
西週末至春秋之時有關於「和同」的評論，史伯與晏子都強調和的重要。孔子亦講：「君子和而不同。」（《子路》）孔子弟子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學而》）所謂和即多樣性的統一。史伯宣稱：「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國語·鄭語》）這就是認為「和」是有價值的，「同」則無價值。這種「和為貴」的思想，可以說是關於價值標準的學說，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這個「和」字，到戰國時期，被理解為隨順不爭之意，其實在春秋時代是指不同事物的結合。
三、墨子崇尚公利的功用價值論
墨子與孔子不同，以「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為最高價值。墨子提出「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而最重要的是「用之」。「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下引《墨子》，只注篇名）。「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是最重要的。墨子強調「興天下之利」，他說：「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兼愛中》）墨子以利為言論行動的最高準則：「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捨之。」（《貴義》）
墨子也講「義」，認為「萬事莫貴於義」（同上）。而義所以可貴，在於義是有利於人民的。他說：「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耕柱》）《墨經》更以「利」來解「義」，說：「義，利也。」（《經上》）此利指公利而言，義就是公利。
墨子非樂，嘗和儒者辯論樂的問題。「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公孟》）墨子認為，任何事物必有一定的用處，才有存在的價值；否則就沒有價值。荀子批評墨子說「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荀子·非十二子》）。墨子的價值觀可以稱為功用價值論。
與儒家不同，墨子比較重視「力」的價值。墨子認為人與別的動物不同，必須靠用力才能生存：「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非樂上》）他所謂力是廣義的，王公大人的「聽獄治政」，農夫的「耕稼樹藝」，婦女的「紡績織紝」，都屬於用力。他強調力的重要：「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道術，……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非命下》）墨子以「力」與「命」對立起來，而沒有把「力」與「德」對立起來。在墨子的思想體系中，力與德是統一的。
四、孟子宣揚「天爵」、「良貴」的人生價值論
孟子明確提出關於人的價值的學說，他認為人人都有自己固有的價值，稱為「良貴」，亦稱「天爵」。他說：「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孟子·告子上》，下引《孟子》，只注篇名）又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同上）人人有貴於己，人人都有自己固有的價值，這固有的價值是天賦的，是不可能剝奪的。世間爵位之貴是當權者給予的，那是可以剝奪的。這固有的「天爵」、「良貴」就是道德品質。
孟子認為人人有「耳目」、「口腹」的物質要求，又有內心的精神要求，其間有價值的不同。他說：「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捨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同上）又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同上）這就是說，飲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個人僅僅追求飲食，就是一個無價值的人了。人有道德意識，這道德意識才是人的價值之所在。人必須有道德的自覺，這種道德的自覺依靠心的思維作用。
孟子肯定人的價值，所以要求人與人之間應相互愛敬。他說：「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盡心上》）要把人當人看待，這是孟子的基本觀點。
孟子討論了「生」與「義」的問題，他認為，生是重要的，義也是重要的；如果二者不能兩全，應捨生而取義。他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告子上》）他更舉出「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的事例說：「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同上）飢餓已甚的人，也不肯接受「嗟來之食」。生命固然重要，人格尤其重要，孟子「捨生取義」的名言對於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極其深刻的意義。
與生義問題密切相關的是義利問題，孟子嚴格區分了義與利。他告誡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梁惠王上》）他更警告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與墨家不同，孟子所謂利指私利而言。孟子更將「利」與「善」對立起來。他盡力反對追求私利，但也不談論公利。他認為道義的價值高於一切物質利益。
孟子更區別了德與力，他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孫丑上》）把「以力服人」與「以德服人」對立起來。事實上，湯武「革命」，不僅是有德，而且是有力的。但孟子也不是完全輕視力，嘗說：「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萬章上》）聖人也可謂有力。他是認為德的價值高於力的價值。
孟子肯定物與物的差別，他斷言：「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滕文公上》）事物不但性質不同，而且價值不同。孟子明確肯定了人的價值，在人類生活中他更強調精神生活的價值。
五、道家「物無貴賤」的相對價值論
老子提出價值的相對性的問題，他認為美醜、善不善都是相互依存的，沒有絕對的差別。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二章）人們都知美之為美，這就是已有惡存在了。人們都知善之為善，這就是已有不善存在了。他又說：「美之與惡，相去若何？」（二十章）事實上，美與醜相去不遠。老子更認為，寵與辱、貴與患都是相對的。他說：「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十三章）受寵實是受辱，如果受之而驚；榮貴實是大患，如果以身任之。（此章舊注多不得其解，唯王弼注略得其旨。王注云：「寵必有辱，榮必有患，寵辱等，榮患同也。」又云：「為吾有身，由有其身也。」）老子更舉出「貴大患若身」的例證說：「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九章）以富貴驕人，終必罹患。
老子認為，唯有擺脫了世間的貴賤，才是最貴的。他說：「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五十六章）這裡「不可得而貴」與「故為天下貴」兩個貴字意義不同。前句所謂貴是世間的貴，指取得爵位而言；後句所謂貴指真正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