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中國需要一種哲學，最近又頗有人提起〔注〕。現在中國需要一種哲學，本不始於今日，然而今日實乃尤急。不過卻也有人不能認識出這項需要。一般的識見總以為現在中國只需要科學工藝。當然科學工藝是現在中國所需要的，然而中國所需要卻非止於科學工藝。且如沒有哲學，沒有統一的思想系統，縱即學會了人家的科學工藝，恐也未足以建立一個獨立的文化；而科學工藝或且被枉用以達到不正當的目的，有益的工具作成了戕賊人群的利器。
意識雖受生活的決定，然而理論卻可作實踐的前導。沒有理論作指針的實踐，常會是妄作而無功的。學科學的人常藐視哲學，認哲學為玄虛；喜實際的人常藐視哲學，認哲學為空談，其實這都是錯誤。科學總不免假設，自以為能離開哲學的科學家，不過以常識為其哲學，而常識乃是最粗浮的哲學。實踐總須有目標，自以為離開理論的行事者，不過以衝動或片斷的思想為依歸，而所追求者常不免於不值追求。
尤其在中國現在，國家與文化都在存亡絕續之交，人們或失其自信，或甘於萎墮，最大的一國竟若不成國，最多的人民竟若無一人。在此時，如企圖民族復興，文化再生，更必須國人對於世界對於人生都有明切的認識，共同統會於一個大理想之下，勇猛奮鬥，精進不息。在此時是需要一個偉大的有力的哲學作一切行動事業之最高指針的。
中國舊哲學既已過去，而西洋哲學思想未必即能適合現在中國的需要。他國的哲學思想本都是為適應該國的需要而產生的，中國強欲取來以為己用，是既不合理且亦無益的。中國現在惟有自己創造其新的哲學。
然而現在中國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哲學呢？
我覺得，中國現在所需要的哲學，最少須能滿足如下的四條件：
一、能融會中國先哲思想之精粹與西洋哲學之優長以為一大系統。
二、能激勵鼓舞國人的精神，給國人一種力量。
三、能創發一個新的一貫大原則，並能建立新方法。
四、能與現代科學知識相應合。
首先，中國現在所需要的哲學必須是綜合的。保守舊哲學的傳統或根本唾棄舊哲學而企圖作西洋哲學系統下的一分子，都是不能應付現代中國之特殊需要的。對於中國過去哲學須能抉取其精粹而發展之、光大之，辨識其病痛而革正之、克服之，同時對於西洋哲學，亦要批判之、吸收之。所以必須有兩方面的工作：一，中國哲學之批判與繼續；二，對於西洋哲學之迎頭趕上。中國以往哲學中假如有好的東西，則這好的東西之維護與發揚，乃是中國今後治哲學者的責任；中國以往思想中假如有病態的、有害的東西，則這病態的有害的東西之矯正與克服，也是中國今後治哲學者的責任。而且，一種哲學必與其民族的本性相合，乃能深入人心；必能矯正其民族的病態，乃有積極的作用。
萊布尼茨之哲學非不精純，而德國的正統派哲學之祖終屬康德，正因康德哲學，能適應德國人的需要；羅愛思哲學非不深刻，而不如詹美士哲學之能影響美國人，正因詹美士哲學才是有美國特色的。建立哲學不顧及本國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所以今後的新中國哲學，在這一意義上，必是中國以往哲學之繼續發展。然而卻亦不能不適應世界哲學的大流，更必要趕上西洋哲學。所謂迎頭趕上即是以現代西洋哲學所達到的境界為基礎而即據之作更進的發展，不要重演西洋哲學所經過的階段。從西洋哲學史看，落後國家之哲學對於先進國家之哲學，當取迎頭趕上的途徑。最顯著的莫若德國，對於英法哲學，德國並不重演英法哲學所經過的階段，而即以英法哲學所達到的結果作底基，加以批判，作更進一步的研究。我們不只要吸收西洋哲學，我們也要加以批判。西洋哲學中因西洋人之種族的偏蔽而有的謬妄，我們是無需也採納過來的。
其次，亡國有亡國的哲學，興國亦須有興國的哲學。頹廢的思想可以促進民族之衰萎；有力的哲學可以激發民族的潛能。中國現在所需要的哲學，乃是一種有力量的哲學，能給中華民族以勇氣的哲學。須能從絕望中看出生路，從危險中看出光明，從死中看出生，從否定中看出更進的肯定。須能鼓舞人的勇氣，培養人的鬥爭意志，激勵人的堅忍精神。惟其如此，才能把中國從危亡中拯救出，才能有助於民族的再興。在一時代能有積極作用的哲學，必是能助其民族應付新環境的哲學，有變革現實之力量的哲學。中國以前思想，蔽於靜而不知動，蔽於家而不知群，蔽於中庸而不知力；今後思想，應注重力、群、動，注重克服環境而利用之，注重自作主宰改造環境之理想。
復次，我們所要創造的新哲學，固須綜合東西所有哲學之長，然而綜合應有別於混合或調和。真正的綜合必是一個新的創造。必有一個新的一貫的大原則，為其哲學之根本義，為其系統之中心點，以之應用於各方面，以之統貫各部分。這個通貫各部分的、這個一貫的大原則卻不是可以從別的哲學中取來的，而必須是新創的。有了這樣的大原則，然後才能成為偉大的哲學。並且，一個新哲學，必更有其新創的方法。有了新方法、新工具，然後才能見前人之所未見，發前人之所未發，才能有新的創獲，才能得到更近於真理的系統。不能發明新方法新工具是不能創出真正的新哲學的。
更次，在今日，精確而可靠的哲學，必與科學相應不違。哲學可批評科學，可考察科學之根本假設，然而在根本上哲學是不能乖乎科學的。完全在某一時代的科學知識上建立一個頭重腳輕的哲學系統，固然不必，且常有隨所根據的科學知識之倒塌而倒塌的危險，然而哲學理論是不能不顧及科學研究之所得的。今後健全的哲學，必與科學一致而排棄宗教。為宗教張目，成為變相宗教的哲學，不是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
為滿足上述各條件，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在內容方面，似乎更必須具有如下的性徵：
一、在一意謂上是唯物的；
二、在一意謂上是理想的；
三、是對理的；
四、是批評的。
心不能離物而有，物總是心之所待，這是稍有客觀態度的人所必承認的。理想須根據現實中的可能：理想固然是要對現實加以改造，然而卻亦為現實的條件所決定；離開物的基礎而只談理想，不過是空想而已。把宇宙、人生理想化，講先於自然統乎一切的大心，也不過是自欺而已。粗是精之原，跡是義之基，只有注意物的基礎，然後心的現象才可解說，然後社會的變革才能見諸實際。一個哲學，如是一個有力的哲學，有變革世界之力量的哲學，必注意物質的現實。
然而承認物質實在為根本，卻並非甘受物質現實的限制，更須敢於變革現實，克服現實。一個偉大的有力的哲學，必能懸定偉大的理想。不敢懸理想與不敢看實際，是一樣的病態。人群是必有一個偉大的理想作其努力的目標，以一卓越的當然原則裁製其生活，然後才能有所成。一個民族，必須有值得為之犧牲的理想，人民更必須有為理想而犧牲的精神。然後這個民族才能盛強。有這種大理想，才能促起人們的努力，才能鼓舞起人們的勇氣。有了這種大理想，人們才會覺得人生有意義。才會覺得人生有價值；沒有這種大理想，人們會感到空虛、無謂，因而萎靡、墮退。這種大理想，是一個健全的民族所必須有，而宣示這種大理想者，當是哲學。
新哲學欲能綜合各哲學之長，欲瞭解宇宙人生之實相而無所蔽，則更必須是「對理」的（dialectical）。必能見兩之一、對之合、相反之相成、矛盾之融結，以及一之兩、合之乖、統一中之互違、諧和中之矛盾。如此方能兼綜眾善，方能融會異見，方能免於顧彼失此，方能不至以偏賅全。對理是解蔽之術，是綜合之方。而且，欲能挽救危亡，轉弱為強，其哲學尤須是對理的。對理原是對待厄運應付險夷的法門。惟用對理乃能看出強敵之必終於衰弱。被壓迫民族之必終於盛強，看出危可以救，安可以亡，看出禍福相倚，否泰相易。惟由對理乃能見險阻為進步之條件，苦厄是昌盛之所待；經否定後乃有更高的肯定，有被克服之危險乃有克服人之可能。善用對理，乃能死以求生，死中得生。
復次，哲學必須是精密的，即必須是充分的「哲學的」；因而，必須是批評的。批評即武斷之反，如不願是武斷的，便必須是批評的。用一名，須有其明切的義界；立一說，須有其精嚴的論證。不能證者不立，不可驗者不持。二義不可表以一名，兩意不可混於一辭。無當辨而不辨者，無日用而不知者。可再分析即再分析，可再細求即再細求。哲學務在求真知，原必須是極其矜慎謹嚴的。
我覺得今日如欲創造新哲學，至少必能滿足上述各條件，具有上述各性徵，然後才能對於新中國之興起有積極的作用；在現在中國才算有意義的哲學，才能有指導的力量。不然，縱或能成立一個系統，也必只是無益而且無謂的，不能有影響於大眾，且必一現即滅，不能維持於久遠。
現在中國人的思想，或則依傍古人，或則追隨西哲，有獨立的氣魄的，實在太少。但文化之重建，須先有思想之獨立，而如欲思想獨立必須有哲學之創造。中國現在處處受帝國主義的束縛與宰制，社會經濟的發展都為所制限。然而在學術方面，帝國主義究還沒有加施直接的束縛，雖亦有文化的侵略。假若在未受束縛的學術思想領域，中國猶不能獨立，則在深受束縛的政治經濟方面的獨立，更必是空談了。所以現在中國假如還有再興的希望，其第一步的表現必是哲學思想之再興。
中國能不能建立起新的偉大的哲學，是中國民族能不能再興之確切的標示。而如想創造新的哲學，必須先認清現在中國所需要。
【作者原注】吳俊升先生在去冬發表過一篇《中國教育需要一種哲學》（載《大公報·明日之教育》週刊第四十三期），認為現在中國的教育需要一種哲學來作指導的原則，立論甚精。張君勱先生在月前曾發表一篇《中國新哲學之創造》（載北平《晨報·學園》七八三號至七八六號），認為現在中國不僅需要哲學而且應該創造新哲學，亦甚有見地。
中國古典哲學的價值觀
價值論的名稱是近代才有的，而關於價值的思想學說，則不論中國與西方，都是古已有之。在中國，至少可上溯到孔子；在西方，至少可上溯到柏拉圖。在先秦時代，孔子「仁者安仁」的價值觀，與墨子以「國家百姓人民之大利」為最高準繩的價值觀，有重要的分歧。孟子「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的價值觀與莊子「萬物一齊」的價值觀，更是相互對立的。到宋元明清時代，主要的哲學家莫不各有其關於價值標準的觀點。應該承認，價值觀是中國古典哲學的一個重要方面。一般中國哲學史著作中很少談到價值觀的問題，今試述其大要。
中國古典哲學指先秦至19世紀中期1840年以前的哲學。西方古典哲學也指19世紀40年代以前的哲學。在年代上，彼此彷彿。但西方古典哲學包括西方近代資產階級哲學，中國古典哲學則還不包括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思想，這卻是一個重要的區別。
一般常講的價值指經濟價值或商品價值，但是在經濟價值或商品價值之外，還有更根本的價值。人們經常談論的基本價值是真、美、善。孔子說：「《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二章）足證孔、老都講到美、善。真是比較後起的名詞，現存先秦古籍中。真字作為一個重要名詞，最早見於《莊子》。莊子說：「道惡乎隱而有真偽」（《齊物論》），以真與偽對待。在《老子》書中，與真字相當的是信。《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八，一章）與真字意義相同的還有誠，《易傳》云：「修辭立其誠。」（《文言》）誠即真實之義。
價值是後起的名詞，在古代，與現在所謂價值意義相當的是「貴」。貴字的本義指爵位崇高，後來引申而指性質優越的事物。孟子說：「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子·告子上》）趙孟之所貴，指爵位而言。人人有貴於己者，便是人所固有的價值了。
價值觀的主要問題有二：一為價值的類型與層次的問題，二為價值的意義與標準的問題。價值不止一兩個，可分為不同的類型，如真為認識的價值，善為行為的價值，美為藝術的價值等。一件事物對人有用，可以說具有功用價值。如果對人有用的即有價值，人本身也應該有一定的價值。價值雖有不同的類型，但又必有共同的本質，這即為價值的意義所在。價值更有基本的標準，符合一定標準才能稱為價值。此標準何在？這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