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提出「贊天地之化育」的理想，「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贊天地之化育即是參與天地化育萬物的過程，以達到天與人的調諧。張載所著《西銘》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典型表述。《西銘》的中心命題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意謂充塞於天地之間的氣構成我和萬物的形體；統帥氣的變化的本性也即是我和萬物的本性；人民是我的同胞兄弟，萬物是我的伴侶。要而言之，中國的天人合一與西方近代所謂克服自然的思想是迥然有別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助於保持生態的平衡。
【3】人格價值——中國古代哲學重視「為人之道」，強調人格的價值。《孝經》述孔子之言云「天地之性人為貴。」孟子認為「人人有貴於己者」，謂之「良貴」。良貴即天賦的內在價值。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孟子所謂「良貴」在於具有「仁義忠信」的道德自覺性，荀子以「有義」為人之所以為貴，也肯定了道德自覺性。由於肯定人具有內在的價值，於是認為人應有人格尊嚴，認為人格是不可侮辱的。孟子提出「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生命是寶貴的，有比生命更寶貴的即是人格的尊嚴。「所欲有甚於生者」即是保持人格的尊嚴；「所惡有甚於死者」即是人格的屈辱。孔子推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宣揚「捨生取義」，都是強調保持人格的尊嚴，亦即保持人格的價值。「價值」是近代的名詞，古代稱之為「貴」。「人格」也是近代的名詞，古代稱之為「為人」，亦曰「人品」。我認為，中國哲學中關於人格價值的思想，在今日仍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4】以和為貴——西週末年的史伯即提出了「和」的觀念，並加以明確的解釋。史伯區別了和與同，認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並解釋所謂和說：「以他平他之謂和。」不同的事物相互為「他」，「以他平他」即是會聚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也即是多樣性的統一。「和實生物」確實是一項非常深刻的思想。孔子亦主張「和而不同」。孔子弟子有若說：「禮之用，和為貴」，肯定了和的價值。孟子宣稱：「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和」即是團結合作，有「得道多助」的效果。「和」，今天一般稱之為「和諧」。和，一方面是與「同」相對立的，另一方面是與「爭」相對立的。張載論和與爭的關係說：「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這是說，對立面之間必然相互鬥爭；鬥爭的結果，如果不是同歸於盡，必然歸於和解。這表現了儒家以和為貴的見解。
以上略說中國古代哲學中的精粹思想。中國古代哲學的缺失也是嚴重的。儒家不重視自然知識的價值，而認為等級差別是合理的，表現了嚴重的局限。道家對於等級制度持批判態度，這是道家之所長。但道家不重視個人對社會的義務，又失之一偏。墨家對於自然科學有貢獻，可惜墨家的科學傳統久已中絕，現在我們提倡科學，必須吸取西方自然科學的豐碩成果。
三、近百年中國哲學的發展
中國哲學肇始於殷周時代，到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哲學思想的高潮，諸子並起，百家爭鳴，學術思想高度繁榮，可稱之「諸子時代」。秦始皇焚書坑儒，使學術思想遭受一次重大挫折。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置五經博士，招收博士弟子員，學者以讀經為業，於是開始了經學時代，學者著書立說都要以古代經典為依據。漢代有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到魏晉而玄風盛行，以《老》、《莊》、《易》三玄為主要經典。隋唐時代，儒釋道三教鼎立，三教各自尊崇自己的經典。到北宋而理學興起，理學家批判釋老，回到孔孟，在理論思維上達到更高水平，著書立說以儒家經典為據，雖與漢唐需學不同而仍屬於經學。到明清之際，出現了一些有進步思想的學者，提出了一些先進思想，但仍以詮釋古代經典的形式表述出來。如王夫之的《周易外傳》、《尚書引義》，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都提出了若干新觀點，而仍以詮釋經典為形式。這是經學時代的特點。直至清代末年，康有為倡議變法，而宣揚今文經學；章太炎鼓吹革命，而推崇古文經學。今古文之爭再度出現，而經學時代也隨而結束了。
經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新思想。反對舊學術，於是開創了中國哲學的新時代。20世紀20年代以後，學者著書立說，不必引經據典了，可以獨抒己見。30年代，出現了一些標榜新說的著作，如熊十力著《新唯識論》、馮友蘭著《新理學》。這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次重大轉變，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這個新時代，可以稱為新諸子時代。
30年代，中國學術思想相對繁榮，哲學界出現了不同派別，其中最主要的是新理性主義、新變易哲學、新唯物主義。
新理性主義哲學的主要代表是馮友蘭、金岳霖。馮友蘭著《新理學》，分別真際與實際，肯定共相的客觀實在。金岳霖著《論道》，提出「式」、「能」的新觀念，而以古代哲學最高範疇「道」將「式、能」統括起來。這一學派強調邏輯分析，以分析為主要方法。
新變易哲學的主要代表是熊十力。熊十力著《新唯識論》，在佛家唯識哲學的基礎上加以改變，仍持唯識之說，「攝所歸能」，屬於唯心論；但又提出「轉變」觀念，認為「色心無實」，「只有此變」。熊氏晚年又著《體用論》，強調「體用不二」、「心物同體」。自稱是「新易學」。熊十力的哲學可以謂為新變易哲學，在方法上強調直覺，以直覺為主要方法。
辯證唯物論在現代中國有深遠影響。馬克思主義者將辯證唯物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以指導革命，以求得革命的勝利。在哲學界，亦有很多人宣揚唯物論。張申府主張將唯物論與邏輯分析方法結合起來，雖未寫出專著，但不失為一種新的觀點。我個人贊同將辯證唯物論與中國哲學的唯物論傳統結合起來，在拙著《真與善的探索》中有所論述。
20世紀的中國哲學思想表現了兩個特點：一是擺脫了經學的形式，著書立說，直抒所見，不再以古代經典為據，顯示了一定的創造性。二是在一定程度上都受西方哲學的影響，而又不忘中國的民族傳統，具有融合中西的性質。馮友蘭自稱是「接著」程朱講的，而不是「照著」程朱講的，實際上是西方新實在論與程朱理學的融合。金岳霖的西方分析哲學的訓練較深，但又不忘祖國傳統，因而以中國古代哲學的最高範疇「道」作為體系的最高範疇。熊十力深研佛家唯識之學，又捨佛歸儒，宗述《大易》，同時亦受柏格森的影響。
熊十力和馮友蘭的哲學思想都與儒學有關，因而有人稱他們為新儒家。30年代的學者被稱為新儒家的還有梁漱溟、馬一浮、賀麟。熊十力的弟子們更發揮熊氏的學說，壯大了新儒家的陣容。儒家學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受到批判之後，又有所開展。思想史是在「否定」與「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中前進的。
中西哲學各有特色。中國哲學含有許多精旨深義，但缺乏形式上條理系統，往往以粹言雋語表示出來，而缺乏精密的論證。西方哲學強調論證，條理縝密，而往過於冗繁，其注重論證還是應該學習的。西方近代哲學擺脫了中世紀經院哲學的束縛，提倡獨立思考，因而取得了新穎的成就，雖然接受了希臘古哲的啟發，而不為舊說所囿。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今天研治哲學，從事於哲學思維，必須兼崇中西哲學之所長，這是確定無疑的。我認為，新時代的中國哲學，在充分吸取西方哲學所達到的成就的同時，還應盡力繼承發揚中國古典哲學中的精粹思想。
馮友蘭紹述程朱，賀麟宗述陸王，這各有所見。我認為中國近古哲學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時代對程朱陸王持批評態度的思想家的學說。明清時代，亦即16世紀17世紀，中國沒有出現像西方近代哲學家笛卡爾、洛克那樣的學者，但也出現了一些具有批判意識的進步思想家，如明代後期的羅欽順、王廷相，明清之際的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這些具有批判意識的思想家，各自在不同方面對於程朱或對於陸王提出批評，在不同方面提出新的觀點。如羅欽順、王廷相、王夫之發展了唯物主義氣本論，王廷相提出了對先驗論的深切批判，黃宗羲提出了比較明顯的民主思想，顏元提出了義利統一的觀點等等。這些思想觀點都可以說是先秦哲學中的精粹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啟蒙」的意義。
四、學術發展與百家爭鳴
百家爭鳴是學術發展的必要條件。百家者言其多也，乃多家之謂。《莊子·天下》論述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情況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天下》的作者一方面肯定百家之學「皆有所明」、「皆有所長」；另一方面又悲歎百家皆「一曲之士」、「往而不反」，以致「道術將為天下裂」。
漢代董仲舒為了實現「《春秋》大一統」，提出罷黜百家的建議，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舉賢良對策》三）董仲舒所謂「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正是百家爭鳴的情況。由於「師異道，人異論」，於是「上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為了「大一統」，於是建議對於「孔子之術」以外的諸家「皆絕其道」。當時建議獨尊儒術的不止董仲舒一人。於是漢武帝設置五經博士，使儒家經學成為官學。於是經學時代開始，諸子之學的時代結束了。漢代中期以後，先秦墨家、名家之學完全歇絕了，雖然道家之學仍傳衍不絕，但先秦時代百家爭鳴的盛況消失了。自漢代以至明清時代，未再出現像春秋戰國時期那樣思想活潑、學術繁榮的盛況。
這裡有一個兩難的局面。如果實行百家爭鳴，則難免「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為天下裂」，「上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如果對於百家「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則又妨礙了思想活躍、學術繁榮。如何才能夠既保持學術繁榮，又能做到「法度可明，民知所從」呢？、
解決這個兩難問題的關鍵，在於辨明政治與學術的區別。學術與政治是有一定聯繫的，但仍有一定的區別。在政治上，在確立一個政治制度之後，為了保持政局的穩定，應確定「法紀」，使「民知所從」，不允許「師異道、人異論」。在學術領域，為了保持學術的繁榮，應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允許「師異道、人異論」。就哲學而言，哲學的本體論、宇宙生成論、認識論、人生論等都與政治沒有直接關係，應該貫徹百家爭鳴。
政治問題也不是永遠不允許討論，在歷史上，當社會轉變時期，舊政制百弊叢生，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也就需要重新研討，選取新的制度，這就是革命的時代。但在新政制確立之後，還應有統一的法度，使「民知所從」。
百家爭鳴也不會是絕對多元化，必然有一個或兩個學派，信從者較多，影響較大，因而佔有主導地位。韓非說：「世之學說，儒墨也」。在戰國時代，學派眾多，相互爭鳴，但是唯儒墨兩家可稱為顯學，佔有學術上的主導地位。這是歷史的事實。
百家爭鳴是促進學術發展的方針。為了保持百家爭鳴的正常運行，還需要樹立優良的學風。優良的學風，一要真誠，具有追求真理的真心實意，不譁眾取寵，不趨炎附勢。二要謙虛，要相互尊重，不要自以為「不可以加矣」。
樹立優良的學風，然後百家爭鳴可以歷久不衰。
20世紀初，中國學術界打破了經學時代的傳統，從而開始了新諸子時代，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百家爭鳴。幾十年來，雖然難免走了曲折的道路，但是百家爭鳴的方針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不可逆轉了。現在已到90年代，即將轉入21世紀。祝願中國哲學在世紀之交更有輝煌的發展。
論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