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整體思維」和「直覺」相對立的思維方式是分析方法，亦曰分析思維。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分析方法不甚發達，但亦非完全沒有。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分析方法情況如何呢？
【1】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思與辨
孔子兼重學與思，宣稱：「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肯定了思的必要。孟子提出「心之官則思」的命題，宣稱「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雖然他所謂思主要指關於道德的思考，還是充分肯定了思的作用。《中庸》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強調思必須慎，辨必須明。所謂思辨即是分析的思維。《中庸》又說：「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所謂「盡精微」即是進行微觀的分析。孔孟重「思」，《中庸》更重「辨」，由此看來，儒家並不是排斥分析的。但儒家對於自然事物和辯論方法並不感興趣；儒家所講的思辨主要是關於人倫道德的思辨。儒家之中比較講究「名辯」之學的是荀子，但荀子更宣稱：「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捨也。」（《天論》）把對自然事物的研究都看作「無用之辯、不急之察」，表現了一種狹隘的態度。
墨家比較重視分析方法，《墨子》書中所保存的《墨經》、《經說》顯示出墨家的分析思維的光輝成就。名家對於分析思維也有貢獻。惠施的「歷物」十事，既表現了辯證思維，也表現了分析思維。公孫龍講「離堅白」，所謂離即分別之意。但公孫龍的分析陷於「苛察繚繞」，更陷於詭辯，遠不如《墨經》學說的精確。
宋明理學家中，朱熹比較重視分析，他曾講學問之道云：「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大學或問》）這就是兼重分析與綜合。朱氏綜合了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的學說，建立了一個內容繁富的宏大體系。後來全祖望稱讚他「致廣大而盡精微」，是有一定理由的。但朱氏一生主要致力於儒家經典的闡釋，對於自然科學並無專門的研究，更沒有注意形式邏輯的研究，總起來看，他的分析思維的水平不高。
【2】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的模糊性
由於中國傳統哲學中分析方法不發達，於是表現了一定程度的模糊性。這模糊性主要表現於兩點，第一，用詞多歧義，沒有明確界說；第二，立辭多獨斷，缺乏詳細的論證。在古代哲學著作中，一個名詞，一個概念，在同一個章節中，往往用來表示不同的含義，而不加以適當的解釋。例如「體」字，本指身體、形體；後來用以表示實體，又用以表示永恆的本性。本來是表示最具體的，後又用來表示最抽像的。也用來表示深切的認識，如體會、體認。古代哲學家提出一個命題，往往不作詳細的論證，不從理論上加以證明。例如程頤講「道無天人之別」，天道與人道只是一個道。所謂人道的內容是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如何也是天道的內容呢？程頤不作詳細的說明。朱熹對此作出較細的詮釋，他認為天道是元亨利貞，元是生，亨是長，利是道，貞是成。植物由生而長，而花葉茂盛，而結成果實，這是自然變化的規律。他認為，仁即生，禮即長，義即遂，智即成。仁禮義智與元亨利貞相應，所以天道與人道是同一的。這說不上是論證，不過是牽強比附。以牽強比附代替論證，這也表現了模糊思維。
模糊思維是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的主要缺點。我們現在要改造傳統的思維方式，首先要變革模糊思維。
四、傳統思維方式中的具體思維模式
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中有一些比較具體的思維模式。最值得注意的有二：一是陰陽五行模式，二是經學模式。
陰陽五行是中國古代長期以來最流行的觀念。陰陽觀念在西周時代就提出來了，到《周易大傳》建立了關於陰陽的詳細理論。五行觀念是《尚書·洪範》提出來的，戰國末年的鄒衍建立了關於五行的詳細學說。董仲舒以陰陽五行的觀念來解釋天地之間的一切現象，使陰陽五行成為一個思想模式。陰陽是兩個基本層次，五行是五個類型。五行之間有相生相剋的關係，藉以說明五個類型的相互關係。任何範圍的事物都可分為五個類型，用相生相剋來說明其間的相互關係。董仲舒用陰陽五行來說明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表現為牽強附會。中國醫學用陰陽五行來診斷治療，卻有一定的效果。
在哲學史上，王安石曾用五行來說明世界萬象，王廷相在所著《慎言》中批判了「五行家的謬論」。我們現在不應拘泥於五行模式了。
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於是開始了「經學時代」。所謂經學，就是以解釋經典為學問的主要任務，認為經典上所說的都是正確的，經典上未講的都不必講，以經典的是非為是非，以經典內容的範圍為學術應當固守的範圍。
漢武帝設置五經博士，尊崇《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其後《春秋》有三傳，《禮》分為三禮，合為九經。再後加上《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稱為十三經。道家者流稱《老子》為《道德經》，稱《莊子》為《南華經》。佛教有從印度傳譯過來的《佛經》，佛教禪宗又將惠能的言行錄稱為《壇經》。儒、道、釋三家各有經學，儒家的經學歷漢唐宋明，居於統治地位。
漢儒講「章句之學」，特重「師法」，學生要遵守老師的傳授。宋儒講「義理之學」，主張依個人的心得體會來解釋古代經典，力求從「聖賢經傳」中尋找立說的根據。
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想家王夫之在理論思維上提出許多超越前代的見解，但他的主要著作題為《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詩廣傳》，以對於古代經典的推衍引申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不敢脫離古代經典來從事獨立的發揮。
戴震的著作題為《孟子字義疏證》，藉闡述孟子學說來表述自己的見解。這都表明，具有獨到見解的思想家著書立說，仍然採取了「經學」的模式。
經學模式限制了思想自由的發展，束縛了創造性的思維，對於文化學術的發展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在西方近代初期，打破了神學的束縛，才取得自由思想的蓬勃發展。在我們中國，必須消除經學模式的消極影響，才能獲得學術的昌盛繁榮。
五、思維方式變革改進的正確方向
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印度哲學，並稱世界哲學的三大系統。到15世紀，西方轉入近代，西方近代哲學與近代實驗科學相攜並進，超邁前古，中國落後了。我們現在的任務是積極進行改革，趕上西方的步伐。我們要努力創建適合於新時代的中國新文化。在創建中國新文化的過程中，必須致力於思維方式的變革更新。
是否要全盤否定中國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呢？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應該進行分析。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包含正確的積極的內容，還應該加以發揚、提高。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確實有嚴重的缺點，有很多顯著的偏向，應該加以糾正，加以改變。
中國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的優點在於辯證思維；中國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的缺點是分析方法薄弱。中國古典哲學的辯證法與西方哲學的辯證法，亦有不同之處。中國比較強調對立的交參與和諧；西方比較強調對立的鬥爭與轉化。但是，肯定對立的統一還是共同的。我認為，唯物主義辯證法是必須肯定的，我們應該致力於傳統哲學辯證思維的提高與改進，致力於辯證思維的進一步條理化。
中國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的主要缺點是分析方法不足，這在先秦哲學即已顯出了。西方古希臘哲學中，形式邏輯體系完整，哲學著作論證詳密，在這些方面都表現了突出的優點。到了近代，分析的研究方法導致實驗科學的突飛猛進。中國傳統哲學中，亦非完全沒有分析思維，但只是初步的、簡略的。我們應該大力學習西方的分析方法，致力於分析思維的精密化。
一方面，致力於辯證思維的條理化，另一方面，致力於分析思維的精密化。我認為，這兩者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思維方式的改進，應是進一步實現辯證思維與分析思維的統一。
我們要打破經學的思維方式，發揚創造性的思維，改變「述而不作」的傳統，努力於新的創造。但是，創新必須建立在人類已經取得的學術成就之上，如果忽視人類已經取得的學術成就，藐視一切，狂妄自大，自以為創新，可能不過是在重彈久已過去的陳詞濫調罷了。
創新，應該採取嚴肅的態度。
中華民族是具有創造力的民族，但在兩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壓迫之下，創造力逐漸萎縮了。新中國建立以後，「左」傾教條主義與極左思潮也斫傷了人們的創造精神。現在，在改革開放的方針的指導之下，創造性思維必然會昂揚起來。
中國傳統哲學的批判繼承
這是一個大題目，現就最主要之點談四個問題。
一、學派盛衰的歷史總結
中國古代哲學是世界三大哲學傳統（中國哲學、印度哲學、西方哲學）中的一個。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應該對它加以科學的檢驗和總結。全盤否定傳統哲學是不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地區別出傳統哲學的精華與糟粕。區別的標準，一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觀實際；二是看它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利益，這是列寧提出的標準。列寧認為：比無產階級利益更高的利益，是社會發展的利益，社會發展的利益是最高標準。
在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經歷了複雜的發展過程：
在先秦時代，百家爭鳴，學術繁榮。那時主要有四大學派：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每個學派內部又分成許多小學派。這四大學派各有特點：儒家的特點是重視文化的發展。它研究的主要課題是文化應該如何發展。這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墨家的特點是宗教與科學相結合。它既相信宗教和上帝，又重視並主張發展科學，這與西方傳統哲學有相仿之處。西方的傳統就是宗教發達，反宗教的科學也很發達。道家的特點是理論上反對文化、排斥文明，但又主張個人自由。主張個人自由這一點很有價值。法家的特點是講法制，主張以法治國，這也是有價值的，但它反對文化教育，這是個大缺點。
從漢武帝開始到辛亥革命，儒家學派一直占統治地位。漢代的基本特點是儒學獨尊，墨學中絕，道家流傳不斷。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給中國文化的發展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其中，最明顯的是墨學中絕。墨家衰微的原因很複雜。《莊子·天下》認為，這是由於墨家的苦行主義造成的。墨家主張生時吃苦、死不厚葬，一般人很難做到，所以它流傳不開。王充則認為「墨者之議，自違其術」，就是說墨家學說有很多自相矛盾之處。如它既講科學，又講宗教，就是個大矛盾。實際上，墨學中絕的最重要原因是它與中國社會的家族本位傳統不相適應。孟子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說：「墨子兼愛，是無父也。」墨家不注重家庭，主張打破家庭界限，把自己的父親同別人的父親同等看待，這與中國的封建制度是不合拍的，所以它衰微了。墨家對形式邏輯、物理學有很大貢獻。墨學的斷絕對這兩門科學以及中國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在儒家長期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道家一直作為儒家的補充而存在，它在每一時期都有代表人物。道家反映了與統治階級不合作的知識分子的態度，它強調個性自由，就這點來說，道家是有貢獻的。
從南北朝到隋唐，逐步形成了佛學興盛、三教（佛教、儒家、道家）並尊的局面。在理論思維方面，佛教的貢獻較大。在政治上儒家仍占統治地位。
從宋朝開始，理學興起。理學也可叫作「新儒家」。它以孔孟學說為主幹，吸收道家、佛教的許多思想資料，並解答了道家、佛教提出的問題。理學有一個值得重視的特點，就是它強調每個人的道德自覺性。它認為，人與禽獸的區別就在於人有道德自覺性。人要發揮自己的理性，要體現道德。陸九淵講，即使我一字不識，也要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理學的積極意義，主要表現為它強調一個人的操守、氣節，主張維護民族尊嚴，反對外來侵略。這在民族矛盾加劇的歷史條件下，是有積極意義的。它對愛國主義者很有啟發。那個時代的愛國志士多受理學的熏陶。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文天祥。他寧死不屈，為歷代人民所稱頌。但理學又是一具精神枷鎖。明代以後，國內階級矛盾加劇了，理學強調君權、父權、夫權，起了反動作用。
明末清初，出現了許多進步的思想家。最主要的代表是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他們的理論貢獻是空前的，具有反傳統、反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有一定的啟蒙性質。但對這點也不應誇大。中國從乾嘉時代以後逐步採取閉關鎖國政策，拒絕吸收西方文化，使中國落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