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落後的原因很多，其中人口過多是造成中國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最後，命運觀念。這主要是受儒家和佛教的影響，相信命運。社會心理的另一部分是同學術思想不一樣的。如追求聲色貨利、富貴利達、陞官發財等。這些思想是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都批判的，後來宋明理學也批判的。可批判的結果是作用不大。這種思想至今影響還很大。另外還有鬼神迷信。儒家道家都不講鬼神迷信，可社會上的鬼神迷信思想很嚴重，至今還有求神拜佛的現象。「一切向錢看」的風氣尤其嚴重，在西晉時代有個隱士叫魯褒，他寫了篇《錢神論》，認為錢就是神物，錢起了最大的作用。一切人都追求金錢。他批評了拜金主義，也就是說在一千五百年以前就有人批評拜金主義了，可事實上拜金主義越來越嚴重，即使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也仍然存在問題。以上的這些思想雖然不斷地受到哲學家的批評，但一直消除不掉。
二、文化體系內部的各種聯繫
文化體系內部有很多層次、內容、元素，其相互間存在著許多聯繫。文化體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體系，可以說是一個有機的體系。什麼是有機？所謂「有機」，就是指它內部的許多部分都是密切聯繫，「此動彼應」，互相制約的。同時，我認為文化體系又是一個矛盾綜合體。它的各部分內容之間不是沒有矛盾的。相反，其內部包含著許多相互對立、相互衝突、相互矛盾的內容。另外，文化體系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它可以分為許多階段。那麼，文化體系的變化，從舊階段到新階段，有什麼規律呢？同時，在世界上有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民族，各有不同的文化體系，這些不同體系之間互相影響，互相交流，其中包含著什麼規律性的東西呢？這也是個重要的問題。還有文化同政治、經濟有什麼聯繫？也應引起注意。
我認為文化體系內部的各文化元素之間，有可分離的關係和不可分離的關係，有相容的關係和不相容的關係，只有研究這些關係，才能合乎規律地改造文化體系。這個問題很複雜，這裡我僅舉幾個重要的例子加以說明。第一，宗教和無神論是不相容的。宗教相信鬼神、上帝，而無神論正好相反，不承認上帝、鬼神。這是不相容的。第二，平等思想和等級思想是不相容的。平等思想要求人權平等、人格平等；等級思想則強調人分等級。第三，專制主義與學術自由是不相容的。專制主義不允許思想自由。第四，民主與平等意識是不可分離的，民主一定要有平等意識。不承認平等，講民主就是一句空話。第五，科學同思想自由是不可分離的。必須有思想自由，科學才能發展。而思想自由與專制主義是不相容的。所以，科學與專制主義是不相容的。第六，科學進步與經濟發展是不可分離的。經濟發展離不開科學進步，科學進步也需要有經濟發展。
由此可以探討，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是什麼關係？過去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同商品經濟是不相容的，事實證明，二者是相容的。另外，經濟發展與儒家思想是一種什麼關係？韋伯提出，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之下，就不能產生資本主義經濟，認為儒家思想與經濟發展是不相容的。可是現在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實踐證明，他們的經濟發展利用了一部分的儒家思想，從而證明了經濟發展同儒家思想還是相容的。或者說，儒家思想中有跟經濟發展相容的部分，也有不相容的部分。再次，創新和繼承是什麼關係？有一種說法認為，一定要與傳統徹底決裂。事實上創新離不開繼承，創新和繼承是相容的。列寧講得很明確，他在《青年團的任務》一文中說，「只有確切地瞭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列寧選集》第4卷，第34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所以列寧並不是要對過去的文化全部抹殺，還是要繼承。創新與繼承是相容的，但與守舊是不相容的。我們應該向西方學習，趕上西方，可是學習西方同發揚民族精神並不是不相容的。西方雖然都是資本主義，但它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如法國強調法蘭西精神，英國講盎格魯·薩克森精神，美國講美利堅精神，德國對民族精神更為重視，大講日耳曼精神，日本也講大和精神。那麼中華民族就不能講民族精神嗎？我認為，我們也應肯定有一個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一定要發現這種精神、認識這種精神、理解這種精神，然後發揚提高這個精神。我認為這個精神就是《易傳》上所講的兩句話：「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一方面是發揮主動性，積極向上、奮發努力、永遠前進、堅強不屈：另一方面是厚德載物。中國自古以來不想向外侵略，修建長城就是個例證。長城是一種防禦的設備，不想向外擴張，表現了愛好和平的態度。
三、中國文化發展的根據與落後的原因
我國古代文化是獨立發展的，這種不斷的發展必然有其發展的內在根據，有其發展的思想基礎，這是個重要的問題。到了15世紀以後，中國越來越落後了，從明朝起，中國開始遲滯徘徊，雖然也有一定的進步，但卻是在慢慢地「爬行」。而西方那時開始騰飛。這樣，中國「爬」了三百年，而西方卻「飛」了三百年，造成了很大的距離。那麼，落後的原因何在呢？這必然引起人們的思考，對此應有個明確的認識。我認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一定有其內在的思想源泉，這個思想源泉就是儒家的「自強不息」的剛健思想，它的影響很廣泛。因為這個思想是《周易大傳》上提出的，這部書過去認為是孔子作的，通過孔子的權威，對知識分子、政治家、思想家以至廣大人民都產生了影響。另一方面，道家的批判意識對中國古代文化發展也起到了進步的作用。除此之外，一些消極的思想卻對中國古代文化起著消極的作用，如儒家的等級思想，講君權、「三綱」等。
那麼，自明朝以後中國為什麼落後了呢？我認為，最主要的是政治上的原因（當然經濟原因是最基本的）。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始，畸形地強化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主義。明太祖取消了宰相，加強對士大夫的統治，壓制知識分子。同時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八股取士」，扼制了文化學術的發展。到了清朝又大興「文字獄」，用字不對，便砍頭並株連三族、九族，滿門抄斬，搞得非常殘酷，把知識分子壓制住了，根本不能發展學術。所以，我認為，明清時代專制主義的空前強化，嚴重阻礙了中國文化的發展，同西方的距離拉大了。西方能突破教權，擺脫思想束縛，出現了哥白尼、布魯諾、培根、伽利略。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面臨著亡國滅族的危險，經過激烈的鬥爭，民族獨立保住了。到了辛亥革命，打倒了皇權，從表面上推翻了專制主義，但專制主義的思想還存在著。至今這樣的思想也很嚴重。我們應該對症下藥，根除這種影響。
四、文化變革的道路
現在我們的目標是創造新的中國文化，我們的方向已經明確，就是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在這個方針的指導下，我認為文化變革就是要建立新的中國文化體系。只要清除消極的障礙，建立這個體系並不太困難。我認為，要實現這個目標，主要應做到以下兩條：
【一】、開闢學術昌盛繁榮的新時代
現在我們已經跨入了學術昌盛繁榮的新時代了。這裡分別就科學、文學、哲學不同領域的不同情況，作點分析。
1.自然科學。要振興自然科學，就是要接受西方的科學傳統，要引進、移植西方的先進技術。同時必須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提供財政的幫助。與此同時，還要發揚中國醫學的傳統。在科學方面。中國能與西方相提並論的，就是中國醫學。
2.文學藝術。既要學習、借鑒西方的創作手法，又要同中國的語言文字結合起來。
3.哲學。我認為，首先應確定主導思想和百家爭鳴的關係。每一個社會都應該有個主導思想。中國古代。把孔子思想、儒家思想定為一尊，把孔子奉為最高的思想權威。社會主義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同時還要提倡不同學術觀點的爭鳴。我認為，既應該肯定一個主導思想，一個主要權威，同時在學術上又應兼容百家。應該肯定唯物論是我們社會的指導哲學，同時應允許各種哲學流派的存在，不要隨便加以剷除。1956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可1957年又實行「槍打出頭鳥」，誰說話，就挨打。結果造成了「萬馬齊暗」的局面。所以我認為應該肯定一個作為主導的思想，同時又允許百家爭鳴。
同時，我認為應該提倡建立不同學派，讓它自開自落，這才是發展學術唯一正確的方針。現在西方各種哲學紛陳，但基督教在維繫人心上還是起主要作用。因為人類有個特點，即需要有個精神寄托。西方很多人信仰上帝，皈依上帝，要找個精神寄托。中國過去尊崇孔子，《大學》上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就是追求一個最高理想，按最高理想來做事，便心安理得。一般人也講「天理良心」，總有一個精神寄托。50年代，人民的精神寄托就是共產主義，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這在當時起了很大的作用。經過「文化大革命」，這種理想曾遭到嚴重破壞，如今再建起來就很費力。現在很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怎樣使一切人有個精神寄托。那些搞不正之風的人，就是沒有一個精神寄托。
【2】、社會心理的改造
要改造傳統的社會心理，因為傳統的社會心理有許多腐朽意識，一直到現在還很流行。主要是等級意識，保守意識，崇拜金錢、權力，重男輕女，鬼神迷信等等。這些意識有其存在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原因。小農的自然經濟和專制主義的影響很大，改變起來很困難。我們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培養民主意識。同時要認識科學的價值。所以，健全民主，提倡科學，應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兩大任務。消滅那些不健康的、腐朽的社會心理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
建立新的文化體系的中心點，就是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變革。價值觀的變革，主要有三個問題：第一是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問題；第二是人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關係問題；第三是道德和生命的關係問題。我們有道德原則、道德理想，同時要發揮生命力。個人和社會究竟應是一種什麼關係呢？現在流行的思想是個人本位、自我中心。由於儒家不太重視個人自由、個性自由，所以現在提倡個性自由是必須的。但是「自我中心」的說法恐怕並不正確。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自我」，光肯定自己的主體性，而不肯定他人的主體性，是不行的。
我認為儒家忽視個人自由是一個缺陷，但儒家特別強調人與人的和諧關係，肯定別人，尊重別人，主張「愛人」、「敬人」，這個原則還是正確的。孔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是說首先我要「立」，要建立我的主體性，我有我的要求、我的理想；但同時要尊重別人，並幫助別人建立主體性。這種思想是很有價值的。所以我認為應該肯定個人的主體性，要肯定自己的主體性，也要肯定承認別人的主體性，人我並重。孟子說，「楊墨之言盈天下」。楊朱是「為我」，墨子講兼愛。50年代我們主張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現在人們談論自我中心較多，可以說是「楊朱之言盈天下」。肯定自我是應該的，但以自我為中心就不恰當了。人的物質生活需要是應該重視的，但人還有精神生活的需要。堅持人格的尊嚴，提高道德意識，都是精神的需要，也是應該重視的。
另一方面是道德和生命的關係問題。德國哲學家康德講「善良意志」，他認為人的道德理性非常尊嚴，具有最高的價值。後來尼采主張權力意志，認為善良意志毫無意義，應擴張自我的力量。我認為，既應肯定人的生命力，也應承認善良意志。人類社會如果離開了善良意志，社會就不能存在了。只講康德或只講尼采都失之偏頗。這個問題很複雜，我今天不能展開多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