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與境界 第11章 文化通詮 (10)
    《周易大傳》提出「剛健」觀念和「自強不息」的原則。《乾卦·象傳》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文言》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天行」即日月五星的運行,「乾」是天的本性,天的本性是「剛健」,即運行不已;人應傚法天行,勉力向上,決不停息。《需卦·彖傳》云:「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大有·彖傳》云:「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如遇險阻,能保持剛健的品德,就可以免於困窮了。「天行健」,是一種主動的宇宙觀;「君子以自強不息」,是一種積極的人生觀。這些都是精粹思想。兩漢以來,傳說《周易大傳》是孔子所著。到宋代有人懷疑其中的一部分並非孔子的著作。近年來多數哲學史家都認為《易傳》是戰國時代的作品。但仍有一些易學專家信持漢代的傳說,肯定《易傳》是孔子的手筆。總之,在歷史上,《易傳》是以孔子手著的名義發生影響的。漢代以後,《易》是五經之首,是一般知識分子所必讀,因而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我認為《周易大傳》中的「剛健」、「自強不息」的觀念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進取精神的集中表示,也就是古代文化發展的內在思想基礎。

    儒家強調「貴賤上下」的等級區分,因而受到歷代專制君主的尊崇,這是儒家思想的保守方面。但是儒家反對「苛政」、「暴政」,反對君主「言莫予違」的個人獨裁。自漢代以來,知識分子有一個「以天下為己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這是在儒學的「剛健」、「自強不息」的進步觀念影響之下形成的優良傳統。中華民族在二千多年的曲折過程之中,時治時亂,時分時合,時盛時衰,時進時退,但始終保持著民族的獨立性,這不能不說是與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有一定的聯繫。

    15世紀以後,西方走出了「中世紀」,進入資產階級文明的近代,而中國還在原地踏步。到了19世紀40年代,發生了英國侵華的鴉片戰爭。之後,中華民族遭遇到歷史上最嚴重的民族危機。先進人士努力尋求「救亡圖強」的道路,而頑固派依然盲目守舊。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直到今日,「現代化」建設的任務尚有待於完成。

    中國近代嚴重落後的原因何在?

    很多論者把中國近代落後的原因完全歸咎於儒學。我認為,儒學有消極保守的方面,確實與中國近代遲遲不進具有必然的聯繫;但是儒學也有積極進步的方面。所以,把落後的原因完全歸咎於儒學,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儒學有哪些消極方面呢?除了維護君權、強調貴賤等級之外,儒學缺乏對於形式邏輯的研究,又不重視自然知識,因而不能為自然科學的研究提供理論基礎。此外,儒學更重農輕商,不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但這還不是中國落後的主因。

    我認為,中國近代遲遲不進的主要原因還不在於儒學,而在於明清時代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的空前加強。明代初年,廢除了宰相,將一切權力集中於皇帝個人,其後又實行廷杖制,對於直言敢諫的朝臣橫加笞責。對於文化學術採取了高壓政策,實行「八股取士」的科舉制,藉以禁錮知識分子的思想。到了清代,雖然廢除了廷杖制,卻大興文字獄,對於學術思想的壓制,更是變本加厲。在這種君主專制制度的高壓之下,自由思想難以萌發,文化發展的生機枯萎了!

    歷史經驗證明: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及其文化專制主義政策,是扼制文化發展的嚴重阻力。西方近代文化的蓬勃發展,正是以思想自由為主要契機的。

    我們現在的歷史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在新文化建設的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是消除文化專制主義的任何遺留和影響,這也就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的貫徹執行。

    經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不可否認,中華民族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新中國成立以後,經過50年代的多次運動,終於在60年代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破四舊」,其結果卻是舊社會的一些野蠻現象沉渣泛起,釀成了文化的大倒退。1978年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文化學術出現了新的曙光。在經濟改革大步前進的同時,社會上又出現了嚴重的不正之風,思想界發生了「信仰危機」,反傳統的思想也瀰漫一時。在這種情況下,傳統文化在現實生活中還有哪些影響?中國「現代化」的艱難行進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如何?

    我認為,文化的內容包含不同的層次,至少有兩個層次,一是高層文化,即學術思想,包含哲學、宗教、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等。二是底層文化,即社會心理,包含大多數人的通俗觀念、願望以及潛意識等等。中國傳統的高層文化的核心即是儒家和道家的哲學思想。中國傳統的底層文化即是世俗的價值觀與二千年來小農經濟所養成的風俗習慣。在歷史上,哲學家的思想與社會中一般人的意識,既互相影響,又有很大的區別,二者往往有很大的距離。例如,儒家宣揚「安貧樂道」,道家更是唾棄富貴利祿,而一般人所追求的還是「富貴榮華」、陞官發財。晉代隱士魯褒寫了一篇《錢神論》,描述了當時的社會心理:「富者榮貴,貧者賤辱。

    ……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常,其源不匱,無還不往,無深不至。……錢之所佑,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此文譏刺當時社會上的拜金主義,可謂痛快淋漓。此文寫作於西晉時代,也適合於其前其後的社會情況。哲學家雖然不斷發出「正其誼不謀其利」的理論號召,社會上多數人還是追求物質財富的。而亦由於哲學家「重義輕利」,很少人對於社會財富問題進行理論的探索,因而一般人對於物質財富的追求僅僅停留在庸俗見解的水平上。

    儒家學說在歷史上曾居於統治地位,時至今日,古代哲學,不論儒家和道家的,很少人對之感到興趣了,更很少人對之有比較深切的理解了。哲學上的孔孟老莊、程朱陸王,文學上的楚辭漢賦、李杜韓柳,對於一般人來說,都已是非常遙遠了。

    有一個真實的故事。前年《光明日報》的「學者訪問錄」上登載了一篇《梁漱溟訪問記》,當時梁先生大談其所讚揚的「孔顏樂處」,但發表出來都寫成「苦言樂處」。在一次座談會上,梁先生急急作了更正,後來報紙上才登出正式刊誤。當時的記者是一位有名的作家。我認為把「孔顏樂處」誤寫為「苦言樂處」具有典型的意義。如果一個名記者還不曉得所謂「孔顏樂處」的典故。那麼,社會上有多少人理解所謂「孔顏樂處」呢?這就證明,古代哲學距離現在已經十分遙遠了!

    近年以來,各種報章雜誌上,有許多文章對於儒家「重義輕利」、「存理去欲」進行譴責、批判,認為是對於「現代化」的嚴重障礙。事實上,在今日的時代,究竟還有多少人贊同「重義輕利」、「存理去欲」呢?中國近代社會遲滯不進,是否儒家的「義利」、「理欲」學說的影響所致呢?在儒家學派中,孟子、董仲舒、程朱、陸王是宣揚「重義輕利」的,程朱與王守仁更鼓吹「存理去欲」,但是也有主張義利統一的思想家。如陳亮、葉適、顏元、李塨,戴震更強調理欲的統一。不能說儒家都是宣揚「重義輕利」、「存理去欲」的。事實上,在今天的現實社會中,「見利忘義」、「損公肥私」的行為和現象屢見不鮮,這才是應受譴責的不正之風。

    我認為,中國的古代傳統文化中,古代的哲學思想,現在雖然還有人在研究、解釋,但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已經沒有多大影響了;在現實社會中,仍然具有實際影響的,是從古以來的社會心理。尊官貴長、追求財利,自古已然,於今為烈。50年代關於共產主義道德的宣傳,曾經取得良好的效應;「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後,不正之風卻蔓延起來。魯褒的《錢神論》撰寫於西晉時代,卻仍可以在今日社會生活中找到其影子。

    然而時代的進步也還是明顯的。辛亥革命取消了君主專制;五四運動進一步批判了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但是,機關裡的家長作風、社會上「官本位」的現象以及重男輕女的習俗仍然相當嚴重,宗教迷信亦有死灰復燃之勢。在社會主義的原則下的移風易俗,還是一個嚴重的任務。

    傳統的社會心理中亦有積極的方面。在歷史上,每次民族矛盾激化的時候,雖然有甘為內奸的投降派,但是廣大人民還是同仇敵愾,堅決起來進行反侵略的鬥爭。近代以來,中國遭受西方列強及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廣大人民更是投入了救亡圖存的英勇搏鬥。自秦漢到明清,中國人民雖然長期呻吟於專制君權的壓迫之下,但是忍耐也有一定的限度,如果暴政超過了一定的限度,人民是堅決起來進行反抗的。應該承認,中國人民的社會心理中,還存在著反侵略、反暴虐的抗爭意識,也就是自重、自強的反奴役意識。

    廣大人民的反侵略、反暴虐的抗爭意識,與學者知識分子的「自強不息」的思想觀念是相互一致的,這正是中華民族雖然遭受災難而仍然保持獨立的思想基礎。

    今天是中華民族文化繼往開來的轉變時期,應該實現新的民族覺醒,既要充分認識傳統文化的嚴重缺陷,也要理解傳統文化中所蘊藏的前進動力。

    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偏傾與活力

    中國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體系之一。在上古時代,中國的先秦文化,西方的古希臘文化,印度的古代文化,各自獨立發展,各以其輝煌的成就對後代有深遠的影響。如果以先秦文化與古希臘文化相比,中國的老子與希臘的赫拉克利特同為辯證法的創始人。作為偉大的教育家,孔子與蘇格拉底具有同樣的歷史地位。中國缺乏歐幾里得幾何學那樣的嚴密的幾何學體系,但是在代數學方面具有較大的成就。到兩漢時代,中國古代的天文學與醫學漸臻成熟,天文學上的渾天說與西方托勒密天文學的理論可以說互有短長。《內經》中的醫療學說直至現在仍發揮著治病保健的實際作用。中國古代在哲學、科學、藝術各方面的豐碩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眾所周知,中國中古時代在科學技術方面有四大發明,其中印刷術到宋代得到較大的發展,火藥是北宋時期發明的。約在14、15世紀,中國的印刷術、火藥、羅盤傳入西方,對於西方近代文明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這是西方近代許多學者所承認的。中國中古時代的科技發明傳到西方以後,對於西方近代文明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在中國本土卻沒有起這樣的作用。這是為什麼呢?其原因何在?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西方文化,在15,16世紀以後突飛猛進,中國落後了。中國落後的原因何在呢?

    我認為,中國近代落後的原因主要在於明清時代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的空前加強及其對於文化學術的高壓政策。詳言之。明清專制政權對於文化學術所採取的高壓政策是中國近代落後的近因;此外還有其遠因,其遠因主要在於秦漢以來中國文化發展演變過程中所出現的幾次嚴重的偏傾。(當然,在社會生活中,經濟是最基本的,文化發展的遲速,歸根到底決定於經濟條件。中國長期沒有從自然經濟中走出來是文化落後的根本原因。這裡姑且從政治和文化本身立論。)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並起,百家爭鳴,儒、墨、道、法、名辯、陰陽諸家各有所長,相互補充,呈現出文化學術全面發展的盛況。到了秦漢以後的中古時代,文化學術出現了幾次偏斜現象。第一次偏斜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第二次偏斜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第三次偏斜是明清兩代採取了嚴酷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從而遏制了文化學術自由發展的機運。

    秦始皇運用法家的政策,兼併六國,統一「天下」。在統一六國之後,仍尊奉法家學說,「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在秦統一六國之前,呂不韋召集門客編著《呂氏春秋》,實際上是向秦王提供一個治國方案。《呂氏春秋》的主要內容是主張兼取儒、墨、道、法諸子之長,不拘一家。可惜秦始皇拒絕了呂不韋的方案,專門信從申韓的學說,李斯更建議「焚書坑儒」,於是諸子之學頓時歸於沉寂。幸而秦朝的統治為時不久,迅速被農民革命推翻了。漢代初年,糾正了秦朝的偏失,「除挾書之令」,「置寫書之官」,諸子學術又有人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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