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唯心主義思想是錯誤的，但唯心主義肯定主觀能動作用，這一點是合理的。宋明時期的陸王學派，陸象山、王陽明都是主觀唯心主義者，但他們有一個貢獻，即強調每個人的主觀能動性。陸象山說過，最重要的是要做一個人，如我不認識一個字，也要堂堂正正做一個人。這對文化的發展是有貢獻的。王陽明的致良知也是先驗道德論，但也含有正確的因素，他肯定每個人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不能一遇到問題就去查書，應該憑自己獨立思考能力，作出正確的判斷來。他從唯心主義觀點來肯定個性自由，起過進步作用。
應該說，在傳統文化中，有大量的消極思想觀點，應該努力加以克服；但也有大量積極的、有價值的思想觀點，應該肯定，應該發揚。認為過去都是一團糟，那就沒有前進的基礎，也不符合歷史事實。「言必稱希臘」，稱希臘還是必要的，但言必稱希臘，忘了自己的祖宗，忘了先秦諸子，就不好了。一方面要吸收西方先進的東西，一方面要保持自己文化的獨立性。總而言之，對中國傳統文化要分析，對西方近代文化也要分析。最主要一點，我們現在已到達社會主義時代，從社會制度來講，我們走在資本主義前面了，但是生產技術、民主精神方面，我們的包袱太多太重，這方面還要積極努力。
我們要反對文化保守主義，反對復古主義。不學西方是不對的，資產階級很多成就要學習。社會主義新中國文化，必須繼承封建時代文化取得的成就，也要吸收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取得的成就；同時還要克服過去遺留下來的陳舊的封建糟粕，克服西方資產階級腐朽的東西。我們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對傳統一概否定，認為中國一無是處，這即所謂全盤西化論。這是根本行不通的。我們是社會主義社會，有比西方更優越的地方，應該自己認識自己。歷史虛無主義是錯誤的，文化保守主義也是錯誤的。總起來說，我們應該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指導下，綜合東西方文化的貢獻，創造社會主義的新文化。
如何正確認識傳統文化
20年代，曾經有過關於文化問題的熱烈討論。經過了六十來年，這兩三年又出現了「文化熱」，這是值得高興的。為什麼文化問題又引起人們的興趣呢？這是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達到文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我們正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在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過程中，應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呢？應如何看待近代西方文化呢？這都是必須解決的問題。作為一個中國人。更必須對傳統文化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複雜的內容。正確認識傳統文化，就必須：第一，對於傳統文化進行全面的考察，力求避免「以偏賅全」的片面性；第二，對於傳統文化的核心即傳統哲學有比較深刻的理解，領會其中的精湛思想；第三，對於中西文化的異同也有比較全面的理解。
以下試舉例加以說明。
20年代以來，有一個比較流行的說法，認為中國文化是主靜的，是靜態的文明；西方文化是主動的，是動態的文明。事實上，這是一種片面的觀點。中國古代，固然有主靜的哲學家，但也有主動的哲學家，更多的哲學家則主張「動靜合一」。主靜的哲學家有老子、莊子、王弼、周敦頤等。老子講「致虛極，守靜篤」；《莊子·天道》篇云：「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饒心者，故靜也。」王弼認為，宇宙萬象之中，靜是根本。他解釋《周易·復卦》云：「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為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這就是說，在動靜二者之中，靜是絕對的，動是相對的。周敦頤提出：「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太極圖說》）這些是主靜的哲學。孔子則與老子不同，兼重動靜。他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論語·雍也》）孔子以仁智並舉，以為動與靜都是高尚的風度。
孔子的生活態度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基本上是主動的。《易傳》宣稱：「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卦·彖傳》）肯定動靜都是必要的，宜動則動，宜靜則靜。程頤不同意王弼對於復卦的解釋，認為：「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周易程氏傳》）重新肯定了動的重要意義。朱熹、王守仁都是講動靜合一的。到明清之際，王夫之提出靜是「動中之靜」的觀點，肯定動是絕對的，靜是相對的，與王弼之說恰恰相反。在道德修養方面，王夫之也強調動的重要。他說：「聖賢以體天知化、居德行仁，只在一動字上。」（《讀四書大全說·孟子》）宣稱：「動者道之樞，德之牖也。」（《周易外傳》）我們綜合先秦至明清的哲學思想來看，可以斷言，主靜的思想並不佔主導地位，怎能說中國傳統文化是主靜的文化呢？從文化的本質來看，文化發展的關鍵在於創造，創造都必須進行活動，在活動的過程中，在一定意義上，要保持一定的寧靜。寧靜只是活動的補充。應該承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主靜的思想亦只是主動思想的補充。
近來又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貶低人的尊嚴的，是否認人的獨立人格的。我認為，這種看法未免失之於膚淺。封建時代強調尊卑上下的等級，專制主義強調臣對於君、子對於父、妻對於夫的隸屬關係，這些固然都是顯著的事實。但是古代哲學中卻也有肯定人的獨立人格、重視人的尊嚴的進步學說。如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明確肯定平民具有獨立的意志。孟子說：「人人有貴於己者。（《孟子·告子上》）明確肯定人人具有內在的價值。這些觀點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涵義。道家更是重視個人自由的。在儒家道家的影響之下，知識分子中間形成了「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這正是重視個人尊嚴的表現。宋明理學固然是維護封建制度的，但是理學家都強調「立志」，也就是肯定人們應有不隨波逐流的獨立意志。陸九淵說過：「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的做個人。」「堂堂的做個人」即是具有獨立的人格。應該承認。這一類重視人格獨立的思想才是封建時代傳統文化的精華。
20年代，有人認為中國文化是精神文明，西方文化是物質文明，這更是一種片面的觀點。就精神文明而論，中國先秦哲學可以說與西方古希臘哲學媲美。但是，古希臘有兩種學術成就，都是中國所缺乏的，一是歐幾里得幾何學體系，二是亞里士多德形式邏輯體系。能說中國的精神文明高於西方嗎？先秦時代，墨家對於幾何學與形式邏輯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可惜都還沒有構成完整的體系。中國文化對於世界文化的貢獻是四大發明，四大發明對於近代西方文明的興起是有重要貢獻的。這四大發明都屬於物質文明，能說中國沒有物質文明嗎？過去論中西文化的異同，多偏重中西之異；事實上，也應重視中西之同。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惟有兼重同異，才能對中西文化有比較全面的瞭解。
同任何事物都包含矛盾的兩方面一樣，中國文化也是具有內在矛盾的統一體，其中既有積極的方面，也有消極的方面，既有精華，也有糟粕。中華民族屹立於亞洲東方已五千年之久，必然有其延續發展的思想基礎；但是近三百年來，西方產生了資本主義文明，中國卻遠遠落後了；時至今日，還有一個現代化的急迫任務。中國文化的落後，也必然有其所以落後的原因。對於這些，都需要有一個明確的認識。中國現在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廢除了人剝削人的舊制度，但是在經濟方面還屬於發展中的國家。這是一個矛盾。現代化的任務就是要解決這個矛盾。我們必須正確認識本民族的優良傳統，這是繼續前進的內在根據。如果否認本民族的優良傳統，把過去的歷史都看成一團糟，那也就失去了前進的基礎，今後的發展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了。同時對於傳統文化的缺欠，也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克服那些阻礙進步的傳統習慣勢力，刻苦努力，奮勇前進。
「人貴有自知之明」，民族也是一樣。惟有認識了自己的缺點，才能捨舊取新，大步前進；惟有瞭解自己的優良傳統，才能保持高度的民族自信心。
傳統文化的反思
近幾年來，各種報章雜誌上發表了討論文化問題的文章多篇，真可謂眾說紛紜、各抒己見，表現了百家爭鳴的景象。對於許多問題，都還未能取得一致的結論。我認為，這是「爭鳴」的正常情況。可能再經過若干年的鑽研討論，對於一些基本問題，會達到一些共同的認識，此時正不必急急做出結論。這裡，我就關於傳統文化的三個問題再提出一些個人的管見。
這三個問題是：（一）從紀元前到15世紀，中國文化經常居於世界的前列，這期間的文化延續發展有沒有內在的思想基礎？
（二）15世紀以後，與西方相比，中國落後了，其落後的原因究竟何在？
（三）「五四」以後，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後，以往的傳統文化究竟還有哪些影響？
上古時代，殷周秦漢的文化是獨立發展的，在許多方面都可與西方古希臘羅馬相比。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墨、道、法、名辯、陰陽，諸子並起，文化學術達到了高度的繁榮。漢代獨尊儒術，於是名、墨之學中絕，先秦時代的部分學術失傳了。但是科學、文化等仍有進一步的顯著發展。佛教傳入以後，中國對於佛教採取了容納而不屈從的態度，允許佛教的廣泛流傳，而仍保留儒學的主導地位。隋唐時代，儒、道、佛三教並尊；宋代理學興起。理學一方面汲取了佛教、道家的一些思想資料，一方面又批判佛、老，從而達到了理論思維的更高水平。北宋時代，在哲學、科學、藝術各方面，在當時世界上，都處於領先的地位。（只是在軍事上，由於取消了將帥的主動權，因而不能抗拒遊牧民族的入侵。）
從春秋戰國到宋代，中國文化雖然經過曲折的過程（由百家爭鳴而獨尊儒術，由三教並尊到理學興起），但總的說來還是不斷發展的。這期間的文化發展有無內在的思想基礎呢？我認為，對於這個問題只能做出肯定的回答。我認為，中國古代傳統思想中含有一種奮發向上、堅強不屈的精神，這就是文化發展的思想基礎。
中國古代神話沒有完整的體系，但具有一個特點，即含有一些人類改造自然的故事，如女媧煉石補天，后羿「上射十日」，都是宣揚人有改變自然的能力。後起的盤古傳說，講盤古開天闢地，也與西方上帝創造世界不同。（在傳說中，盤古只是一個巨人，並非不死之神。）這些傳說顯示出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崇拜積極進取的英雄。
儒家雖然提倡「溫良恭儉讓」，但也宣揚積極進取的精神。孔子自述平生的態度是：「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孔子一生積極活動，致被當時的隱者譏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同書《憲問》）。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狂者」的可取，而所謂「狂者」是具有「進取」精神的。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同書《子路》）有人認為孔子的積極活動只是為了復古，乃是倒退的活動，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事實上，孔子雖然講過「吾從周」，但並不認為周制是盡美盡善的，而主張對周制有所損益。他的政治理想是中央集權的「德治」，「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同書《季氏》）。「德治」的觀點不免迂闊，但中央集權的主張卻符合時勢的要求。要之，孔子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進取」精神的。孔子還稱讚「剛毅」，他說：「剛毅木訥近仁。」（同書《子路》）孔子弟子曾子則讚揚「弘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同書《泰伯》）孔、曾這種讚揚「剛毅」、「弘毅」的態度，也表現了積極進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