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文化是不同階級的共同創造，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階級都有它自己的思想和要求，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要求是不一樣的。但是，不同的階級之間還是有一些共同的認識、共同的要求的。那麼，有哪些共同的認識、共同的要求呢？這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我初步想，有三個問題是各階級共同關心的問題：第一個是關於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問題，這是每一個階級都會遇到的問題；第二個是民族關係問題，雖然不同階級之間有階級對立、階級矛盾，可是在民族問題上，他們可能有一致的觀點，有時民族矛盾佔了主導地位，不同階級共同對敵，對民族關係可能有共同的認識、共同的要求；第三是家庭關係。不管哪個階級的人都有家庭，在家庭關係上有類似之處。在原始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的不是階級矛盾，而以上三個方面的問題更為顯著。對這三方面問題共同的願望、要求、態度、認識和行動就構成共同文化。我認為，所謂共同文化，就是一個民族裡不同階級的人對於人與自然的關係（天人關係）、民族關係、家庭關係等問題處理方式的總和。
一個民族文化中有共同的方面，同時也有非共同的方面。不同階級、不同階層、不同派別有不同的文化，這些文化之間有對立、有鬥爭。為此，列寧提出了兩種文化的概念，列寧在《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一文中說：「每一個現代民族中，都有兩個民族。每一種民族文化中，都有兩種民族文化。有普利什凱維奇、古契柯夫和司徒盧威之流的大俄羅斯文化，但是也有以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漢諾夫為代表的大俄羅斯文化。」（《列寧全集》第20卷，第15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一方面是保守的反動的文化，另一方面是進步的革命的文化，在各個民族中都有這種非共同的文化。
用兩種文化的觀點來考察中國文化，其中也有保守的派別和進步的派別。這裡有一個問題，是不是在中國文化史上居於正統地位的思想家就是反動的，反正統的思想家都是進步的呢？我想不能這樣劃分，而應該從思想內容來劃分。例如，孔子、孟子的思想，在當時有一部分是有進步意義的，「文化大革命」中把孔孟之道都說成是反動的，這是不科學的。更明顯的是，明清之際有三個大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所謂「清初三大儒」，他們三人都有進步思想和見解，但他們事實上都還屬於正統派，並不是反正統的，只是對於過去的正統思想有所批評。真正反正統的，是明朝後期的李贄（卓吾），但是不能說只有李贄是進步的。總之，不能把正統非正統作為劃分兩種文化的標準。
二、文化的時代性和民族性
所謂文化的時代性和民族性，實際上是講古、今、中、外的問題。一方面要承認文化的古今區別，另一方面也要承認文化的中外區別。過去有人講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方向不同，這種觀點只講中外不講古今，是不符合實際的。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西文化是古今之不同，前者是古代封建文化，後者是近代資本主義文化，這種觀點認為有古今無中外，也是不符合實際的。我認為，文化既有時代性又有民族性，既有古今之分，也有中外之別。
從時代性來說，有奴隸制文化、封建主義文化、資本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等，原始社會是文化的萌芽階段。所謂中國傳統文化，事實上是指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所謂西方文化，事實上指的是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資產階級文化。東西文化的不同包含有時代性的不同。雖然時代性不同，這兩種文化還是可以比較的，但要作具體深入的分析。
文化除了時代性之外，還有民族性。同一個時代，不同的民族，其文化還是各有特點的。中國的封建文化與西方的封建文化及印度的封建文化是不一樣的，這個不一樣就表現了民族性。在西方，這一點也很顯著，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文化包括英美文化、意大利文化、法國文化、德國文化等，各國文化之間還是有很多差別的，這也證明了文化除時代性之外還有民族性。總之，東西文化的差別，除了時代的差別，還有民族的差別。
民族的差別表現在哪裡呢？這可以從人與自然的關係、民族關係、家庭關係三個方面來分析。
關於人與自然的關係：中國文化比較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種敵對力量，而把它看成是和人類相輔相成的，即相互依靠、相互成就的兩個方面。所謂天人合一就是講天人有統一的關係。這種觀點有其現實基礎——它是農業社會的反映。靠天吃飯，不把天人看成是敵對的關係。西方工業較發達，強調征服自然、戰勝自然，強調人與自然的對立，把自然看成是敵對的力量。可見。東西方文化在此問題上有不同的傾向。當然。這些傾向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關於民族關係：中國有一個傳統，就是既要維護自己民族的獨立，又不向外擴張。即所謂「協和萬邦」。我不去打你，你也別侵犯我，你要是侵犯我，我就奮起抵抗。這是中國愛好和平的優良傳統。西方在民族方面講究競爭、講究鬥爭，就是要征服別的民族。本世紀初，在西方有一個口號，叫做「白人的負擔」，意思是白種人的歷史使命就是征服世界，征服別的民族。20年代，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來中國講學時曾說過，中國是愛好和平的，不像西方人那樣好勇鬥狠。
家庭關係方面：中國是家庭本位，認為家庭非常重要。在家庭中，有父子關係、夫婦關係、兄弟關係，要各有職責、各盡義務，即「盡倫」。聖人是「人倫之至」（孟子語），要互盡義務，這是正常的、必要的。但是，封建社會強調子女對父母的服從，幼小者對年長者的服從，到宋以後乾脆講絕對服從，其中也包含妻對夫的服從，結果出現了很大的偏差和錯誤，對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消極作用。中國強調家庭本位，對個人自由比較忽視，而西方強調個人自由。在西方有一種觀點，叫做「社會原子觀點」，個人就是一個原子，不依靠任何人而存在，我有我的權利，任何人不能侵犯。強調個人自由、個人的獨立性，這有其長處，但也有缺點。西方國家近年出現的家庭危機正是其表現之一，家庭很難維持，人們結婚後不願生孩子，生了孩子不願養孩子，孩子大了不願養老人。當然，中國強調家庭本位，有其長處，也有缺點。
中西文化的區別還有一個問題比較顯著，這就是對於宗教關係的態度。在這方面，中國與印度、西方大不一樣。在西方，不能同時信兩個教，甚至在一個教中不能同時參加兩個教派。但在中國，可以既信佛教，同時又信道教，還要尊孔，各個教可以同時信仰，不相違背。《中庸》上講「道並行而不相悖」，這是中國的一個特點。
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比較重視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和統一；西方近代文化則比較重視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分別和對抗。關於中西文化的不同，過去有許多說法，在20年代，有人講中國文化主靜、西方文化主動；中國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質文明。這種觀點是片面的，因為，中國哲學中也有講動的，西方也有講靜的；中國固然有精神文明，但也有物質文明；西方固然有物質文明，但也有精神文明。西方近代精神文明並不比中國封建精神文明差，有些方面還更高一點。應該說中國比較注重和諧統一，西方比較重視對抗鬥爭，當然，這種區分也是相對的。在西方，也有把和諧作為最高理想的，如斯賓諾莎就講和諧，並把和諧作為最高理想。中國多講和諧，但事實上不和諧的情況也很嚴重，殘酷的階級剝削、殘酷的階級壓迫都是與和諧相違背的。
三、國民性與民族精神
在20年代，很多人提出改造國民性的問題，魯迅就是其中之一。他認為，中國的國民性中有許多劣根性，應當加以改造。國民性這個概念不太科學，事實上它不是人的本性，只是農業社會、封建制度下養成的許多習慣，主要指懶惰、怯懦、散漫、遲緩、守舊、屈服於舊勢力等。確實有這些情況，像散漫、遲緩等是小農經濟養成的習慣，不適於現代生活，這些陳舊的積習應該加以改造。農業社會的人講安土重遷，安土就是留戀自己的家鄉，重遷就是不願到外地去，這也是一個不良習慣。但這些習慣並不是中國人的本性，不是什麼根性，說這是中國人的本性是錯誤的。魯迅寫了《阿Q正傳》，用阿Q表現某些中國人的劣根性，但他並不因此就認為中國人都是阿Q，《阿Q正傳》還寫了「革命黨」嘛。假如中國人個個都是阿Q，那中國就沒希望了。
阿Q有個精神勝利法，有人就認為中國人只講精神勝利法，其實魯迅就講過：「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當然，也確有這麼一部分人，有懶惰、散漫、守舊的不良習慣。除了小農經濟養成的不良習慣，還有許多封建壓迫下養成的不良習慣，這主要有三點：一是講親親，講親屬關係，照顧親屬，這是宗法社會的反映；二是尊官敬長的風氣。戰國時期的商鞅就講：「貴貴而尊官」，從秦漢到明清，尊官的風氣一直很嚴重，直到現代也仍有其遺風。封建時代，認為官好似父母，把縣知事叫做「父母官」，作為「民之父母」，他應該「愛民如子」。比縣知事高一級的太守叫做「公祖」，成了百姓的祖宗了。這是封建時代的風氣，是根本錯誤的。儒家講貴貴，法家講貴貴而尊官，比儒家更過分。第三個不良習慣是家長作風。在家庭中家長一個人獨斷一切，這一點也滲透到了各個方面。
這些國民性的劣根性都應該加以改造，但是，劣根性其實不是什麼「根性」，它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養成的不良習慣，是歷史的積澱，應該叫做陳規陋習。過去常有人說，中國人是「東亞病夫」、「一盤散沙」。這些情況現在已經改了不少，但許多歷史積澱下來的東西，很難一下子就改掉。
國民性中有劣根性，是否也有「良根性」呢？應該承認，中華民族也有優良的傳統、優良的習慣。中華民族，在亞洲東方能延續幾千年，一定有它的精神支柱，沒有這些，中華民族早就滅亡了。問題在於自己要認識有哪些優良的傳統、優良的習慣。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延續發展，必然有自己的精神支柱，這個也可以叫做民族精神。每一個偉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講到「民族的精神發展」。當然，後來德國人（包含反動派）講所謂「日爾曼精神」，講過頭了，走向了反面。法國戴高樂特別強調要保持「法蘭西精神」。這些提法都值得我們思考。
中華民族也有自已的民族精神，在社會主義現階段對它要加以認識、加以改造、加以發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既有主動的思想，也有主靜的思想。但是，能夠引導、促進文化發展的還是主動的思想。主動的思想主要見於《周易大傳》（簡稱《易傳》），它講「剛健」，剛健就是永遠運動，永遠前進。過去認為，《易傳》是孔子的著作，現在多數學者經過考證。認為《易傳》是孔子的二傳、三傳弟子寫的。雖然這樣，《易傳》過去打的是孔子的旗號，因此，影響很大。《易傳》中有兩句話，對中國過去的民族精神有決定性的影響。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這是說，那包括日月星辰的天體永遠在運動，永不停息，有道德的人應傚法天的「健」，努力向上，絕不停止。另一句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卦）地勢是坤，載物就是包容許多物類；有道德的人就應胸懷寬大，包容各個方面的人，能容納不同的意見。一方面是自強不息，永遠運動，努力向上，決不停止；另一方面也要包容多樣性，包容不同的方面，不要隨便排斥哪一個方面。這兩句話，在鑄造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在民族關係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自強不息，就是堅持民族獨立，決不向外力屈服，對外來的侵略一定要抵抗，保持民族的主權和獨立。自強不息用現在流行的話說，就是「拚搏精神」。同時還要厚德載物，胸懷廣大，不去侵犯別人，保持國際和平。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我們應該加以肯定。這兩句話在個人生活上也有表現，但在民族關係上表現得特別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