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更進而創出了戡天的思想，「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他堅決主張克服自然以為人用，要「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荀子的制天論，後為《中庸》所發展，略加變更而成「贊天地之化育」的思想，所謂「贊天地之化育」即加之於天地的創造中。一方克服自然，一方與自然調諧，即是幫助自然。
《易傳》也是發揮宏毅哲學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剛健中正四字表出了中國固有精神之精髓。
五、一旁流在儒、墨、楊三家相爭的時候，又起一個較小的旁流，這是一嶄新的流，卻沒有發展到成熟的地步。此流即惠施、公孫龍辯者之學。儒、墨、楊始終不專於求知，惠施、公孫龍才開始專注意辯，注意小問題的分析。辯者之風起，墨家也受其影響，結果有墨經的成就。然惠施、公孫龍之學，竟沒有完成而絕。
六、初次合時間到了漢初，社會政治的變化，致成思想界的變化。漢初道家思想盛，武帝則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表面上雖是孔學定於一尊，實際上漢以後的思想是儒道之合，但又是一個不健全的合，停頓的合，儒家的勇猛有為的精神不容存在了，道家的懷疑否認的精神也不容存在。先秦思想的活動狀態停止了，而墨家更因新的社會情形的關係而完全消滅。
七、外來的反中國本土的思想安定了，不久卻輸入了外來的思想，即佛教，又引起了大的變化。
佛教初來不盛，在魏晉時，引起了老莊思想的復活，對於孔教經術，成為一種反動，此潮因五胡亂華不能繼續下去。佛教卻從此大盛起來。佛教初盛的時候是一個爭鬥時代，與中國本土傳統鬥。其後則是歸依的時代，一般人遺忘了本土固有的哲學而歸依於佛教。佛教最盛時代在唐，在這時代中產生了幾個中國佛教大思想家，他們根據佛教經典有所創發，他們的思想不是與中國古代思想成一系的，而是與印度思想成一系，卻又不免帶中國人氣味。
佛教思想在根本上是與老莊相近的，是消極的，主靜的，同是對中國固有的剛健宏毅的思想之反。
八、再度的合佛教思想輸入後，經歷了許多年，中國人乃能消化之，重新建立新的哲學。這即新需家，或道學、理學。新儒家的前驅是韓愈、李翱，正式成立的人是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新儒家很攻擊釋道二氏，實際吸收了釋道二氏思想成分很多，乃是一合。新儒家部分地恢復了古代儒家的積極有為的精神，融匯了道家及佛教的主靜無慾的思想。新儒家是入世的，而其最注重的是個人的修養，個人生活的圓滿，主靜而排斥動。
北宋諸子中以張載氣象最較剛健。張氏兼綜了孔子的仁、墨子的兼愛，及莊子萬物一體的思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張子較注重動。他很有些墨家的氣概。
周敦頤「主靜以立人極」，程顥說仁，只以與萬物為一體內外合一言之。程頤以居敬窮理為主旨。
到南宋時，新儒家遂分裂為兩派。朱熹主居敬窮理，注重鑽研經史，嚴分天理人欲。陸九淵只講「先立乎其大」，要靜中涵養。程朱所謂敬，本有常常自覺的意思，提撕警醒，毋怠毋忘。但終不免太拘束，使人不活潑，失剛健之氣。陸氏所講，是達到神志清明的神秘生活的捷徑，而離國計民生之學益遠。
陸學至明代的王守仁而大成。王氏講致良知，純是唯心的個人修養術。其知行合一及事上磨煉之說，頗有動的氣息，然究是心學。
古代儒家是最注重國家社會的，後來的新儒家所注重的卻是個人修養方法。
九、又一反到清初，又起了反動，即顏李學。顏元覺得宋明道學所含老、釋成分太重，太欠剛健，要完全恢復古代儒家的主動重實思想；道家佛教的消極思想，要一概予以否棄。顏李學是對於老莊及漢以後的一切思想之反。顏李重現實、功利、動；反對靜，更反對專注意於內心的修養。
顏李學因社會政治的關係未得稍盛，衍其緒者只有戴震。戴氏亦反靜敬，卻不及顏李那樣講重用。戴氏恢復了古代儒家的節欲論，否認宋明的禁慾說。
清末又有今文學派之起。除其荒謬的話外，今文學派是有積極精神的，講改造，講大同。
自古代至清末的中國思想之環，是從儒家起，經幾許反動，又一半的回到儒家，最後又整個地回到儒家。
十、二次外來的反這時世界大通了，西洋思想也隨著西洋的武力與資本力量，侵入了中國。
這次外來的思想，其力遠比佛教為大，實有整個地掃蕩了中國傳統的趨勢。
由西洋思想的力量，中國舊傳統之束縛人阻礙進步的成分被打破了許多，一部分人得到了一種解放。
＋一、未來的新合不久必有新的合到來。
這個合當是個創造的合，必非只是調和。
西洋思想之輸入，當是對於中國的思想力復活之刺激。中國的創造思想無疑地要復活。
這第二次外來思想正與第一次外來思想恰相反，佛教的輸入使中國思想走上柔靜的路子，這西洋思想之輸入，必將使中國走到剛動的路上去。
中國的宏毅剛健的精神必藉此而恢復起來。
很奇怪地，佛教未來之前，先有道家思想為之內應，同是對於儒墨的積極思想之反；今西洋思想未來之前，又先有顏習齋、戴東原為之內應，同為對於宋明思想的反動。
中國思想之發展，簡括論之，也可說只三大段，原始是宏毅、剛動的思想，其次是柔靜的思想，最後否定之否定，又必是宏毅、剛動的思想。
但這合亦必是一廣大的合，印度思想的精英必容納在內，而理學的優長必保持不失，且加以推展。
中國民族現值生死存亡之機。應付此種危難，必要有一種勇猛安毅能應付危機的哲學。此哲學必不是西洋哲學之追隨摹仿，而是中國固有的剛毅宏大的積極思想之復活，然又必不採新孔學或新墨學的形態，而是一種新的創造。
中國若不能創造出一種新哲學，則民族再興只是空談。哲學上若還不能獨立，別的獨立更談不到。
中國要再度發揮其宏大、剛毅的創造力量。
論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國文化即是中華民族的文化。
中華民族是由許多的民族（或稱為種族）共同構成的一個整體。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各族的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構成為豐富燦爛的中華民族文化。
從歷史來看，不能不承認，漢族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居於主導的地位。漢族文化曾經對各兄弟民族的文化產生深刻的影響，但也汲取過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成就。漢族和各兄弟民族，彼此之間有一個長期的文化交融的過程。
從世界範圍來看，中國文化是一個獨立發展的體系，有一個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在這發展過程中，雖經常吸收外來文化的長處，但始終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因而成為世界上一個獨特的文化類型，影響及於國外，對於世界文化作出過巨大的貢獻。
中國文化在幾千年中，巍然獨立，存在於世界東方，除了有一定的物質基礎（物質生產的原因）之外，還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礎。這種思想基礎，可以叫做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何謂精神？精神本是對形體而言，文化的基本精神應該是對文化的具體表現而言。就字源來講，精是細微之義，神是能動的作用之義。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精微的內在動力，也即是指導民族文化不斷前進的基本思想。
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中曾經指出：「還必須注意到結合成一個民族的人們在精神形態上的特點。各個民族之所以不同，不僅在於他們的生活條件不同，而且在於表現在民族文化特點上的精神形態不同。」（《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頁）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就是中華民族在精神形態上的基本特點。
近代以來，由於中國受帝國主義的欺凌，由於反動統治者的腐敗無能，由於中國淪為半殖民地，人們特別注意考察中國舊有的思想意識中消極衰朽的方面，注意考察舊有思想意識中的陳腐萎靡的病態。這當然是必要的。對於這些缺點、病態，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堅決地加以改革。但是，如果中國文化僅僅是一些缺點、病態的堆積，那末，中華民族就只有衰亡之一途了。過去，一些帝國主義者正是以此對中國進行惡毒的攻擊。我們在嚴正地予以反駁的同時，應當注意考察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積極的健康的要素，深切地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指導作用的推動歷史前進的精神力量。
中國文化有五千年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以後，文化又獲得了新生，進入了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新階段。中國文化能夠歷久不衰、雖衰而復盛的情況，證明了中國文化中一定有不少積極的具有生命力的精粹內容。
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麼呢？指導中國文化不斷前進的基本思想是什麼呢？這裡試舉出四點：【1】剛健有為。【2】和與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協調。我認為這些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略說如下。
一、剛健有為
《周易大傳》提出「剛健」的學說，《彖傳》說：「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又云：「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又云：「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這些都是讚揚「剛健」的品德。《說卦》云：「乾，健也，坤，順也。」健是陽氣的本性，順是陰氣的本性。在二者之中，陽健居於主導的地位。《象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體運行，永無已時，故稱為健。健含有主動性、能動性以及剛強不屈之義。君子法天，故應自強不息。《周易大傳》強調「剛健」，主張「自強不息」，這是有深刻意義的精粹思想。
從漢代到清代，二千年之中，《周易大傳》被認為是孔子的著作，它是以孔子手著的名義產生影響的。所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在歷史上曾對很多知識分子起過激勵的作用。事實上，《周易大傳》並非孔子所著，「剛健」之說應是戰國時代儒家中講《易》的學者提出來的。「剛健」雖不是孔子提出的，但孔子確實比較重視「剛」，《論語》記載：「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公冶長》）鄭玄注云：「剛謂強志不屈撓。」《論語》又載孔子云：「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可見孔子肯定「剛」是有價值的品德。《周易大傳》的剛健之說實淵源於孔子。
孟子鄙視「以順為正」，提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生活準則。《孟子》記載：「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大丈夫應有獨立的人格，遵守一定的準則，不屈服於外在的壓力。孟子這種見解與《周易大傳》的剛健思想有一致之處。孔子重「剛」，老子則貴「柔」，兩說相反。都有深遠的影響，老子提出「無為」說，孔子也嘗讚美無為的政治，但孔子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有為。他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陽貨》）孔子自稱「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述而》），「發憤忘食，樂以忘優」（同上）。他堅決主張有所作為，表現了「自強不息」的精神。
宋代周敦頤受道家影響，提出「主靜」之說，在宋、明時代，影響很大。到明、清之際，王夫之重新肯定了《周易大傳》的剛健學說。王夫之說：「聖人盡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盡人道者，動以順生之幾。」（《周易外傳》卷二《無妄》）又說：「惟君子積剛以固其德，而不懈於動。」（《周易內傳·大壯》）王夫之有力地宣揚了「健」與「動」的學說。
《周易大傳》關於「剛健」和「自強不息」的思想，在歷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動中國文化向前發展的積極作用。而道家和部分宋儒的「柔靜」學說，則是「剛健」思想的一種補充，兩者相互對峙，相互引發，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面貌。
二、和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