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到總理衙門事務廳（即收發處）去，發現公文堆裡有一封電報，簽名的是俄皇尼古拉第二。電報是給光緒的，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不由公使轉呢？照例這樣的電報應該立刻送給光緒的，但我一看已經在事務廳裡擱了二天，我就通知總幫辦瑞良（旗人）。他騎馬趕來，恐慌萬分，即請同文館學生來翻譯後送進去，可見當時政治的腐敗。當時在總理衙門當章京的，只有我一個人略識洋文。衙門裡還有一個木櫥，擺著和外國所訂的條約。這樣重要的文件竟不注意保存，任何人都可以開，都可以看。這種腐敗的國家那能不亡國。
戊戌年六七月間，御史宋伯魯奏請廢八股，開學堂。光緒諭准照辦。那時守舊黨派反對新政的空氣已甚濃厚，我就勸康有為適可而止，不可操之過急，並勸他趁機會到南方去開辦學堂，造就一批新的人材，將來自然有人幫忙，一面可以緩和緩和反對的勢力。但康不肯聽從，說這事一定要往前進。至於後來所傳譚嗣同說袁吐凱帶兵圍頤和園事，真相如何，我不能知悉。因為那時我只在外圍，秘密我未參與。不過七月中袁世凱進京之事則屬確實，當時袁在小站練兵，光緒召見他之後，就賞他侍郎銜。
八月初外間風聲甚緊時，日本伊籐博文到北京來。因為他是日本名人，我們學堂的同學想去見見他，伊籐答應接待。初六日我們到東交民巷日本使館去見他，當時還不知政變的事。伊籐對我們說：「一個國家要變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經過許多挫折才會成功的。諸位有志愛國，望善自保重。」伊籐已經知道政變的事，他不好明說，所以說出這一段含蓄的話。
我們由日本使館出來，就聽到西太后由頤和園回宮政變發生的消息。初六日西太后垂簾詔下，初八日大家慶賀她垂簾，初九日逮捕康廣仁等六人。康有為在政變之前先已得到消息，由英國人李提摩太護送他出京。當日南海會館被圍，但抓不到康有為。梁啟超逃到日本使館，由日本人帶他出走。康有為到天津後，馬上坐英國船逃走，西太后命榮祿派飛鷹軍艦去追，沒有追到。梁啟超由日本人送他到塘沽上船，榮祿派王修植（字菀生。北洋候補道，北洋學堂總辦信）追梁。有人說王頭腦很新，對西太后不滿，榮祿所以派他去追，意在放走梁啟超。因為榮祿是個狡猾的人，慣於兩面討好，但此說不能證實。王修植曾經上船檢查，時梁啟超已剪去髮辮，改穿日本和服。王雖認識他，但不欲道破，敷衍一番即離去。後梁逃亡日本。
被捕的六君子，上諭交刑部嚴刑審訊，十三日綁赴騾馬市大街，處以死刑。楊崇伊的兒子也是通藝學堂學生，他跑來告訴我，看他面有喜色，不知是何居心。那時天天抓人，學士徐致靖、尚書李端棻、戶部侍郎張蔭桓等均下獄，殺了幾個人之後就沒有再殺了，但外間謠傳還要大批殺人。李端棻和張蔭桓先後充軍新疆，動身時我們都到西郊送別。李端棻走到西安便病了，由地方官奏請暫留西安治病。張蔭桓被充軍到新疆迪化，到義和團事變時西太后下詔把他處死。政變後陸續被革職的有數十人，湖南巡撫陳寶箴、侍講學士文廷式等均在內。
當時我仍在總理衙門，兩天一班。時外間謠言甚熾，說要大批抓人，但我照常值班。靜候逮捕。到八月二十三日，王錫蕃、李岳瑞和我同被革職永不敘用。於是我就將通藝學堂結束了，把校產造冊交給京師大學堂。
政變發生後，我去見李鴻章。對他說；「現在太后和皇上意見不合，你是國家重臣，應該出來調和調和才是。」他歎一口氣說：「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因此我也不再說了。
我革職之後，李鴻章派於式枚來慰問我。問我以後如何打算，我說想到上海謀生。過了幾天於再來說：「你可先去上海，李中堂已招呼盛宣懷，給你找事情。」我平素和李鴻章沒有什麼淵源，只是長官或下屬的關係而已。但他對我似乎是另眼相看。
我到了上海，盛宣懷來找我，說李中堂已來信介紹。現在請你在南洋公學辦理譯書的事，我當時就把嚴復譯的亞丹斯密的原富印刷出來。過了半年後，公學的總理何梅生暴病逝世，由我接任。當時南洋公學的監督是美國人福開森，我和他意見不合，只幹了幾個月就辭職了，以後進了商務印書館。
庚子年義和團事變發生時，李鴻章任兩廣總督。當時西太后殺了五大臣，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後八國聯軍陷北京，西太后和光緒避難到西安，一面叫李鴻章北上議和。李經過上海時我去見他，勸他不必再替清朝效力了，他對我說：「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呀。」又說：「我這條老命還拚得過。」後來議和未竟，他就去世，未能觀成。
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康有為同我去見光緒。那一天翁同龢被驅逐回籍，到義和團事變時西太后又命地方官對他嚴加管束。這是極大的侮辱。因為翁是光緒的師傅，平常和光緒甚為接近，致為西太后所忌。我見過光緒後，李鴻章問我是否知道翁同龢被逐事，當時我就覺得朝局會有重大變化。李只是歎氣，那時他也沒有權，對於變法事，他既不甚贊成，也不反對。
政變後西太后把光緒拘囚在中南海瀛台內，硬說他有病，不能親政。當時各國駐華使節都贊成光緒的變法，還打算帶醫生去看光緒的病，所以西太后恨外國人入骨。以後所以激成義和團扶清滅洋之變，二者之間是有因果關係存在的。
在當時環境之下，戊戌變法的失敗是必然的，斷斷無成功的可能。當時我們這些人要借變法來挽回我們的國運，到後來才知道是一個夢想。
擬制新式排字機議
（1923年）
現在排字架子情形，繁用字共二十四盤，每盤三十六格，每格可容四號字四十八個，每盤裝一七二八個（以下均按四號字計算），二十四盤共裝四號字四一四七二個。
冷門字共六四盤，每盤一○八格，每格可容四號字十六個，每盤裝一七二八個，六十四盤共裝一一○五九二個。
排字工人終日站立，屈伸俯仰，亦復甚勞。且字架佔地太多，不可不設法改良。
現擬改制之意匠如下：繁用字用輪轉圓盤，盤之直徑為三十時（均英尺），即周圍九十時，裝鉛字處分為若干層，每層縮進半時（鉛字長一時弱，以半時伸入格內，半時露出格外，以便手取。）。
每一方時可容四號字二十五個強。
每層擬直撞鉛字五個，分十六層。全盤可裝鉛字二四二○○個，比現在二十四盤所裝可多出一一九二八字，是以西個輪轉圓盤裝繁用字，不患不足。
盤之字格概用洋鐵，取其質輕而佔地又少也，盤之下端有一鐵圓環盤，系塔形。則中間為一空心，擬用鐵條幾根支撐，使其拱固。
制一木櫃，高約二呎，方亦二呎，可設抽屜數層。櫃面亦裝一圓環，以字盤置於其上，上環與下環相切，中置鐵珠，使字盤易於轉動。
題顏雪廬先生大考第一卷後
（1944年）
按此次大考，系咸豐九年九月十二日降旨。十六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試，十七日派出閱卷大臣彭蘊章、周祖培、瑞常、趙光花、沙納、全慶、匡源、劉崑凡八人。十八日揭曉。列入一等者二名。雪廬先生首列，次為周學源，原擬四名。第二為彭壽，第三為潘祖蔭。欽定移置二等末，二等共二十二名、三等四十名、四等一名。二十三日引見一等二人，均以侍講學士升用，二等前列黃倬升侍講。夏同善、景其浚升庶子，楊秉璋、孫如僅、馬恩溥升侍讀，梁肇煌、杜聯升侍講。楊榮緒、瑞聯、任兆堅、張之萬、沈秉成、寇嘉相記名。遇缺提奏，其賞緞匹者譚錘麟、洪昌蘇、馮譽驥、羅嘉福、鮑源深、藍拔奇。而欽定移置在後者亦蒙賞給，列三等降級罰俸者丁紹、周衍、秀麒、慶恩、吉延煦、馬元瑞、王凱、泰寶珣、范希淳、周譽芬、張汭、汪朝棨、錢桂森、王浵、董文煥、張正椿、福之、蘇勒布。改官內閣中書者一人，則列四等之干光甲也，其事距今八十五年。時移世易，先朝掌故，幾等雲煙。過此以往，恐無有人能言之者矣。因詳考備錄如右。
按大考者為考核詞臣之舉，惟翰林院、詹事府各員由進士授職者方得參與。考試無定期，特旨舉行。自少詹至編檢一律應試，既奉旨後得告假，其長假在前者仍須補考，先由閱卷大臣擬定等第，再呈御覽核定，其考列在前者不次超搉。居下等者降黜不等，令至嚴，典至巨也。
請修飾曲阜孔廟孔林議
曲阜為我國文化發源之地，人無異詞。以時代論，固在耶路撒冷、麥加之前；以人物論，亦非耶穌、摩訶默所能幾及。方今海陸通道，遠人踵接。津浦路南北通衢，兗州羈旅必經之地。高山仰止，固多瞻眺之情。勝境難逢，更增遊覽之興。曲阜聖廟，直貫全城，南北兩端。城北孔林袤延亦四十餘里，其外垣所及，為孔氏族葬之區，異常蕪雜。可以勿問，內垣中為聖墓，伯魚子思父子兩穴均在其前。墓尚有子貢廬墓遺址，此二千餘年之古跡，尤動後人瞻望之情。今當建設之期，發揚文化，尤不容已。似宜將曲阜孔廟孔林加以崇飾，雖不能與天壇比擬，總不宜在北京雍和宮及杭州靈隱寺之亞。是否有當，伏乞裁酌施行！
祝商務印書館三十年紀念
（1926年8月8日）
吾公司創立三十年，而所以為社會助者乃僅僅若此，吾輩方引咎之不暇，何慶祝之足雲？而吾同人之意則以為公司今固幼稚，吾輩已歡愛之，若是吾必更培育之、扶植之，使進至四十年、五十年、乃至於百年，所以貢獻於社會者，必能什百於今日。是則固有種種之事均自明日生之意，寓乎其中也。語云：滿招損；又云：安不忘危。區區此意，竊願與同人共勉之。
王氏補輯考證
殿本諸史均有《考證》。《明史》系出欽定，臣下不敢有所評騭，故獨闕如。逮高宗一再指摘，受命考核諸臣，乃敢為之。長洲王芾卿丈，光緒中入值軍機處，於方略館獲見卷一百十六至卷三百三十二凡二百十六卷《列傳》人地名改譯及修改字句處用黃簽黏書進呈之本。繼又得稿本四十徐卷，卷面題「總裁英閱總裁於閱總裁錢閱及纂修官黃輯宋輯協修官嚴輯章輯羅輯」等字。案語與進呈本略同。最後又搜得正本三巨冊，自卷一百十八至卷三百二十八（闕卷二百五十二至二百五十六）。凡二百六卷。每卷題「明史卷幾考證」，並詳考總裁、纂修、協修、諸臣科第、歷官年月，定為此書告成，在乾隆五十年以前。因取所得諸本，參觀互證。汰其文義復沓及空衍無關宏旨者，輯成四十二卷，題曰《明史考證捃逸》。哲嗣君九克承先志，復就文津閣《四庫》寫本校對，證為完書。且增輯三十徐條，以補其尊人所據原書之闕。先後由嘉業堂劉氏刊行。
文學竺巖張君家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