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宣言——促使人們聯想到布爾戰爭時期，英國發表的許多文章——並非是個別的，因為英格蘭人的資本主義利益常常被看作是戰爭的正當理由。當然，對於威尼斯與熱那亞在東方的勢力範圍的爭端中也可以顯現這種觀點。但是這個文件中有趣的是克倫威爾深信——凡是瞭解他性格的人都會同意——讓上帝見證，將愛爾蘭人臣服的道德理由建立在英格蘭的資本上就是教會愛爾蘭人工作的這一事實之上(卡萊爾著作中記載了「宣言」，伽德納的《共和國的歷史》第一卷第163頁及其下也記載了「宣言」，並作了分析)。
此處並不適合細談這個問題。請參見註釋中引用的作者的觀點。
此處與朱利希爾的觀點進行比較，參見《耶穌的喻言》第二卷第108頁和第636頁及其後。
此處請將埃格爾的上引著作同下面的文字進行比較。施奈肯伯格的優秀著作至今仍然流行(參見《路德宗和歸正宗教義之比較》，斯圖加特，1855年)。路塔爾特的《路德的倫理觀》第一版第84頁。這是我能夠找到的唯一一個版本，但是書中卻沒有真實地敘述路德倫理觀發展的情況。此處還可參見澤貝爾的《教義史》第二卷第262頁及其後。在討論路德經濟觀的著作中，我提一句有關施莫勒的論文《宗教改革時期德國的民族經濟思想史》，這是一篇紀念宗教改革與路德有關的論文。其中一部分很不錯，但是我卻認為對這個問題沒有絲毫幫助。關於路德及其路德宗教徒的社會倫理觀，可參見特羅爾奇的《社會學說》。
參見《對哥林多前書第七章的分析》，1523年埃爾蘭根版，第五十一章第1頁。路德在此依然在闡釋這一段裡「每種職業在上帝面前都是自由」的思想，他是為了強調(1)一些規定理應被唾棄(例如修道士誓言、不得在不同教派間通婚的禁令)；(2)按照對鄰居的傳統的世俗義務(原本在上帝面前這樣做是無關宏旨的)變成兄弟之愛的戒律行事。這種特殊的推理事實上(如第55頁、56頁)就是在談論有關「自然法則」與上帝的公義之間的關係的雙重性問題。
這裡可以同《論買賣和高利貸》中的一段比較，索姆巴特巧妙地用它作為論證手工業精神(＝傳統主義)的箴言：「所以，在這種生意中你不可以尋求別的，而只能尋求適量的(食品)養料，然後通過計算和估計、工夫、工作和冒險，同時還要考慮到商品本身，提價或降價，以便在從這些工作或工夫中換取一些報酬。」這種原則的制定依據托馬斯的思想。
早在1530年，路德在寫給施特恩貝格的信中，就獻上了《詩篇》第117篇的註釋。雖然這封信沒有多高的道德價值，在施特恩貝格看來其地位也不夠不上怎麼尊貴，但是它卻是神的安排(參見埃爾蘭根版，第六十卷第282頁及其後)。在這封信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明斯特市騷亂對發展這一觀點造成的決定性影響(第282頁)。此處參見埃格爾的引文第150頁。
此處寫於1530年，是對《詩篇》第111篇第5、第6節的分析。開頭便是對遁世隱修行為的駁斥。但是，這裡的「自然法則」直接與神的公義相一致。這種自然法則都是神規定的，其規定中還包括將人分成若乾等級(第215頁)。路德所強調的保持各等級之間的價值平等，但是這種平等往往只存在於上帝那裡。
此處與《論宗教會議和教會》(1539年)和《關於聖事的簡短懺悔》(1545年版)中的教誨相似。
在《論宗教會議和教會》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可以最好地證明基督徒的職業和世俗行為的思想——其實這種思想正是加爾文主義的核心思想——在路德那裡到底是什麼情況。「除了七個主要標誌，我們還可以利用一些更表面的東西認識神聖的基督教會。假如我們都是一些聖潔、謙虛，懂得節制的人，而非淫蕩、酗酒、狂妄、傲慢，奢侈之徒。」就路德個人認為，這些標誌並不像其他標誌，比如純正的教義、祈禱等那樣可靠。「這是因為有些異教徒的行為就具有這種特徵，但是有些時候，這些人要比基督徒還要聖潔。」由此我們得出，加爾文的觀點並非與之有何差異，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清教徒的觀點卻是與之截然相反的。不管怎樣，路德都認為基督徒只有職業中還成為了上帝的僕人。另一方面，在德國神秘主義者那裡，對於確保恩寵的思想至少有一些零散的表現(參閱澤貝爾的《教義史》第195頁引用的蘇索的話和前面引用的陶勒爾的話)，當時的人們僅僅是從心理意義上理解了這一點。
就這一問題，在《創世紀》的註釋中有一些地方很好地表達了路德的最後觀點。其中第四卷第109頁：他所具備的神聖職責是多麼的艱巨，所以決沒有輕易完成的道理；與之相比，其他所有都顯得無足輕重了。……激烈地與命運抗爭的人卻是寥寥無幾。……(111頁)我們的問題就是如何服從于于上帝……(112頁)其實，這與托馬斯·阿奎那的傳統主義觀點完全相符(見《第二等級的「追求」》第118頁，第一條)：「所以，有一定的規範，必須恪守無誤的是一個人怎樣履行自己的至神，在一生中如何對上帝奉獻力量，其他的都無關緊要。」托馬斯所提出的「追求超出人生需要的物質利益是罪惡」的觀點的基礎，是一種以物質財富為目的的自然法則；但是路德的基礎則是上帝的意志。關於路德的職業與信仰之間的關係，可參見第七卷第225頁。
《教職》(見埃爾蘭根版，第十章，第233頁，第235—236頁)一書中有這樣一句話：「上帝召喚人們接受天職。」人們必須等待神的召喚(第236頁上，甚至直接變為「命令」)，在完成天職過程中，成為上帝的僕人。上帝所喜歡的是人的順從，而非人的功績。
此處相對於前面提到的虔信派對女工的影響，這裡可以具體說明現代商人有時為什麼堅持、嚴守路德教的家庭工人，舉個例子，在威斯特伐利亞，人們主要用傳統語言思維。儘管他們受到高收入的引誘，連工廠都沒有參觀過，但是他們卻抵制工作方式的變化，他們在做解釋時堅信這些瑣事在來世都是無足輕重的。顯然，從總體上來說，入教和信仰本身對人們的行為沒有什麼重大影響。在早期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影響資本主義發展的正是這種非常具體的宗教價值觀和理想，並且今天，在很小的程度上仍然如此。
此處可參照陶勒爾的觀點，巴塞爾出版，第161頁及其後。
這裡可參較前面提到的陶勒爾的特別富有激情的講道，以及接下去的一段，第17、18，第20節。
因為這是目前針對路德的看法的唯一目的，所以，在此我只能簡略地概括，當然，這種做法完全不適合對路德的影響做出總體的評價。
只要瞭解平等派歷史哲學的人，都會幸運地將這一點反過來歸因於種族的差別。他們深信自己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與生俱來的權利的辯護人，而且是反對征服者威廉以及諾曼人的後裔。更令人驚奇的是，從來沒有人堅持說，從人體測量的意義上平民圓顱黨人的頭是圓的!
此處是英格蘭人的驕傲，也是《大憲章》和幾次戰爭的結果。當我們看到一位漂亮的外國姑娘，今天的人們常常會說：「她長得真像英格蘭姑娘」，但是這種劃早在15世紀時就出現了。
當然，在英格蘭，這些區別仍然存在。尤其是地主勢力，至今一直是「快樂的老英格蘭」的核心部分。自宗教改革以來的歷史，可以看作是英格蘭社會中的兩種因素的鬥爭。對於這一點，我十分贊同邦恩關於舒爾茨·加維爾尼茨論大英帝國的在獲獎論文上提出的意見(此處參見《法蘭克福日報》)。
即便如此，下面提出的意見——我個人認為已經十分清楚了——並沒有發生變化，我曾多次地、反覆地因此受到指責。
在此，我們不會就茨溫利主義進行單獨的討論，因為它僅僅風行了一時，便很快失去了重要性。對於阿明尼烏主義來說，它在教義上的獨特處表現已經在其嚴格的形式上棄絕了預定論，甚至棄絕了世俗禁慾主義。這一主義只存在於荷蘭的一宗派之中。這裡我們對這一主意沒有什麼興趣，或者說，只是由於其是荷蘭的商人、貴族的宗教而具有某些否定性的興趣。
對於清教概念的演變，最主要的參看文獻是桑福德創作的《偉大的反叛的研究》，第65頁以後。我們在使用這一說法時，通常都是取其在17世紀大眾語言中的意義，意指在荷蘭和英國有禁慾主義傾向的宗教運動，當然不包括區別於教會組織或教義方面的運動，所以主要指獨立派、公理宗、浸禮派、門諾派和貴格派。
在這些問題的討論中，這一點一直嚴重地被人們誤解，尤其是索姆巴特，還有布倫塔諾，經常援引這些倫理作者，作為對行為規則的理性化的例子，而不顧他們之中有誰得到了心理上有效的宗教稱義的支持。
我幾乎沒有必要強調這一提綱如果全部從教義領域來講，到處都是以有關教會史及教義的文獻的敘述為基礎的。並不自認為有什麼獨創性。當然，我已經盡力去瞭解和熟悉關於宗教改革歷史的種種材料。然而，倘若在這一過程中，忽略了在神學方面這麼多年來的細緻入微而又富有獨創性的研究，而不是從這一研究開始深入進材料的來源，這一轉折是絕對不能夠缺乏的，那麼就真的可以算作是臆斷了。在這裡我必須要指出的是，這個提綱的必然的簡約結構並不是導致非正確公式的原因。對於熟悉神學文獻的人而言，這些討論僅僅是從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的視角來看待整體這一點上有些創新。神學作者們出於此原因，自然而然地沒有對許多極為重要的問題再三強調，這裡所說的重要問題包括這種禁慾主義理智的性質及其對現代生活所具有的現實意義。
對於加爾文和加爾文主義而言，除了坎普斯舒特的著作以外，埃裡克·馬爾克斯著作的《Coligny》一書中所探討的內容也能夠提供最佳信息。卡普貝爾在著作《荷蘭、英國、美國之清教徒》(兩卷)一書中，並不是一直保持批評的態度，而且也並無偏見。皮爾遜所著的《論約翰·加爾文》一書中，具有強烈的反加爾文主義的傾向。有關在荷蘭的發展，除了莫得利，還可以與荷蘭的經典之作相比較，尤其是普林斯泰勒的《祖國的分裂》；《荷蘭與加爾文之影響》(1864)；《P．B時期英國反激進反懺悔派》(1860)(有關現代荷蘭)；最為突出的是內伯所著的《自由加爾文主義者》；庫勒的《尼德蘭歸正教會》(1856)，與19世紀息息相關。對於法國，除了波萊恩茲，還有貝爾德的《胡格諾派之崛起》。對於英國，除了卡萊爾、穆考萊、梅森之外，首要推崇的就是伽丁納爾與弗斯的作品。
此外還有泰勒的《英格蘭宗教生活回顧》(1854)，同時還有衛恩格頓的精彩著作《英國的宗教革命》；以及特羅爾齊發表於《新教神學與教會的真正百科全書》第三版的有關英國道德家們的篇章；當然還包括他所著的《社會教育》。另外，伯恩斯坦在《社會主義史》(1895年，第一期，五十頁以後)也發表了十分精彩的文章。最為突出的書目(超過七千本)是得克斯特撰寫的《近三百年的教派自治主義》(談論的是有關於教會組織的問題)，此書的價值遠遠超過了布萊斯的《新教歷史》、斯濟茲，以及其他優秀的作家。有關蘇格蘭，可參考賽克所著的《蘇格蘭教會》(1844)，以及約翰·努克斯所著的文學作品。有關北美殖民地，最為出色的作品是多葉勒的《美洲的英國人》。此外還有丹尼爾·衛特·豪的《清教共和國》，以及布朗的《新英格蘭朝香者先驅與他們的清教徒後裔》(第三版，雷衛爾)。其他參考書目請見下文。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並不是對禁慾運動的淵源、先驅以及歷史感興趣，而是想要充分探討發展之後的教義。
在下面的討論中，我敢肯定地說，我們所研究的並不是加爾文的個人觀點，而是加爾文主義，並僅研究於16世紀末到17世紀，有著決定性影響地區的發展形式，這些地區同時還是資本主義文化的生長地。對於目前的現狀而言，我們會完全忽視德國，因為在德國市場，純粹的加爾文主義並沒有多大市場。顯然，改革與加爾文主義是完全不同的。
《威斯特敏斯特信綱》，正式第五版，1717，倫敦。可以比較薩烏的(美國)漢塞爾德·諾利的《宣言》。有關預定說，以及胡格諾派教徒，主要參見於波萊恩茲，第一卷，545頁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