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上一註釋中的數字。這些數字表明，天主教徒讀中學的人數通常小於本教信徒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注重培養神學人才的語法學校的人數也僅僅以百分之幾的比例略超出這一數字。這一點同後面的討論有關。進一步注意的典型事例是：在匈牙利，改革派教會教民的中學入學率遠遠超過了新教徒的平均值。(見奧芬巴赫，第19頁注)
證明可參見奧芬巴赫，第54頁及其論著後面的圖表。
對於這一點，威廉·佩蒂勳爵在其著作中有十分出色地說明，我們後面還會提到。
新教徒僅僅以不在地主的身份出現，這一事實正好解釋了佩蒂提及愛爾蘭情況的原因。假如他要提出下一步主張，那麼他的這些主張必將是錯誤的；這一點會被蘇格蘭和愛爾蘭混血者的狀況證實。在愛爾蘭和在其他地區，新教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這種典型關係同樣存在。
這其實並不否認末了的事實具有異常重要的意義。就像我將要在後面證明的，儘管他們掌握著政治權力。這一事實對於其所有特徵的發展，包括它參與經濟生活的方式，同樣至關重要，也就是說，眾多新教派別的規模還十分小，因此是極為一致的少數，當然除了日內瓦和新英格蘭以外，各地真正的加爾文教派都是這樣的。世界上所有宗教信徒遷移到別的國家(比如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國人、敘利亞人、腓尼基人、希臘人、倫巴人等)，他們無形中傳播的商業經驗和知識，可以說是一普遍現象，但與我們的問題沒有關係。
奧芬巴赫，上引一書，第58頁。
這裡指的是W.魏堤希的優秀論著《阿爾薩斯的德法文化》(「阿爾薩斯訐論畫刊」，1900，也分別發表過)中，針對德、法兩國不同宗教的典型特徵，以及區別於阿爾薩斯民族之爭中的其他文化成分的關係，提出了極其精闢的見解。
這必然只能在所提到的地區，並且出現發展資本主義可能性時才能如此。
此處可參考迪潘·德·安德烈的《歷史上的圖爾新教教會·教會的成員》(「新教歷史學會公報」，第4期，第10頁)。對於要擺脫寺院或教會的控制，在此會再次被看做是主要動機，如果從天主教的觀點出發則更是如此。但是，不利於證實這一觀點的不僅有同代人(包括拉伯雷)的看法，而卻還有胡格諾教派早期在全國宗教會議上(例如第一屆宗教會議，尤其是愛蒙第十區的宗教會議，《全國會議會刊》，第10頁)針對銀行家是否有權利做教會長老的問題表現出了一種良心不安；並且在同一大會上，由極其謹慎的成員再三挑起的關於是否允許收利息的問題進行了討論，雖然加爾文本人對此早已表現出了明朗的態度。這一點可以部分地由與這一問題有關係的人來解釋；但同時，放邪惡的高利貸而又不必懺悔的願望不能獨自起到決定性作用。荷蘭也存在這種情況，見下。但是我們必須明確指出，在這種研究中，對於利息的禁止宗教發點起步到一點作用。
哥賽因：《黑森林地區經濟史》，I，第67頁。
此處可參考索姆巴特的簡短評論(《現代資本主義》，第一版，第380頁)。後來，在F．凱勒的一部著作的影響下，索姆巴特竟然在一本論著中堅持了一個沒有立場的論點。我將在後面有所提及。
遷移是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一種最有效地強化勞動的手段。這一點已經得到了證實(見上)。就像一位波蘭姑娘，在家時，再具有誘惑力的賺錢機會也不可以使她擺脫習慣性的懶惰；但是當她一旦到國外做了移民工人，她的本性就會徹底改變，並且發揮出無盡的聰明才智。意大利籍移民工人也是這樣的。當然，這一點不能全部解釋成因為涉身於一種更高級的文化環境而受到的教育作用，即使這種作用有時還是有的。
這裡所提到的，聞名於世的大部分形式都通過略溫和的加爾文主義或茨溫利主義的真實面目表現出來。
在漢堡這個幾乎完全信奉路德教的地區，可以追溯到17世紀的財產僅僅是一個新教家族的一宗(這種情況主要是由A．瓦爾教授提供的)。
在此強調這種關係的存在並不是獨樹一幟。因為勒佛裡、馬修·阿諾德和其他人早已經覺察到了這種關係。但是他們對此卻毫無根據地否認。在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解釋這一關係。
這並不表示虔信教派到後期像其他宗教流派那樣，從教派統治的利益出發，對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些方面進行阻撓，就像從家庭工業向工廠制過渡一樣。一種作為理想追求的宗教，以及信奉者因此而產生的生活後果，都應該明確地劃分開。
此處是針對韋伯方法論觀點的某些方面進行的扼要總結。在寫作這篇文章的時，他還致力於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徹底的批判和重新評價。最終他提出了一個新觀點，這種觀點在很多方面都與流行觀點，尤其是德國之外的那種流行觀點截然不同。這篇文章與韋伯的整個社會學研究的關係相當密切。為了通過這些聯繫而徹底地理解這篇文章的意義，我們有必要先瞭解一下他的方法論目的。對於這一問題的論述的著作，都被收錄在《科學理論論文集》一書中。《經濟與社會》和《社會經濟學大綱》的開頭幾章便對這一問題的主要論點加以了簡要說明。
最後一段出自《給願意發財致富的人們一些必要提示》(寫於1726年，全集，斯巴斯版，第二卷，80頁)。其它部分出自《給一位年輕商人的忠告》(寫於1748年，斯巴斯版，87頁及以下諸頁)。
就像大家所瞭解的那樣，《厭惡美國的人》(法蘭克福，1855)是一部對列諾的美國印象富於想像力的闡述。對於一部藝術作品，它此時已經很難為大家所瞭解和欣賞了。可是，作為一部關於德國人與美國人觀點上的差異的文獻，或者說作為一部有關德國人精神生活的類型——不管怎樣，自從神秘主義在中世紀的德國出現以來，這種類型一直為所有德國人，以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所共有。這也是區別於清教徒對行為所作的資本主義方式的估價文獻，其價值也是無法估量的。
這一引語曾被索姆巴特作為警句放在論述資本主義起源問題一節的前面。(《現代資本主義》，第一版，第一卷，193頁。另見390頁)。
很明顯，這並不表示雅各布·福格就是一個不講究賺錢或者漠視宗教的人，而且也不意味著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倫理觀念已經在上面的引語中完全囊括了。事實上，這裡並不需要用布倫塔諾的引語(《近代資本主義的開端》，自150頁始)來警告人們，不要對這位慈善家產生錯誤的判斷(布倫塔諾似乎把誤解的根源歸在我身上)。但是問題正好相反：這位慈善家是如何以一個道德家的姿態寫出這些特殊的警句呢?
這一點正是我們對這一問題陳述時與索姆巴特發生分歧的原因所在。對於它的重大的實際意義，不久的將來必然會一清二楚。但是我們仍然要預先聲明一下，事實上索姆巴特並未忽略資本主義企業家的這一倫理品質。然而，在他看來，這一倫理品質是資本主義造就的。為了我們自己的研究意圖，我們不得不做出一個相反情況的假設。而對於定論，我們只能在考察的結尾得出。此處，他的論證同齊美爾《貨幣的哲學》(末章)中的出色分析有著密切的聯繫。至於他在《資產階級》一書中同我的論辯，我會在以後提及。此刻，一切徹底的討論都必須推遲一下。
其《自傳》中寫道：「我逐漸確信起來，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忠實、誠懇和正直是生活美滿幸福的重要因素。我所寫下的誓言，一息尚存，所以我要身體力行。至今，這些誓言還保存在我的日記本中。我個人認為，啟示沒有什麼重要的，可是儘管某些行為並不會因為遭到啟示的禁止而是壞事，或者由於得到啟示的鼓勵就是好的；但是從全面來看，這些行為往往因為對我們自身沒有益處而遭到禁止，或者在其本質上由於其對我們有益便得到鼓勵。」
見《自傳》。「所以，我要盡可能地將自己隱藏在幕後，把它(這裡指創建一座圖書館的方案。)看作是幾位朋友的計劃去實施。我的這幾位朋友要我四處走訪調查，向一些他們認為喜歡讀書的人提出這個方案。這樣一來，我的工作就會進展的非常順利。最後，只要遇到這種場合，我都會這麼做。正是由於這種做法，是我獲得了不斷的成功，因此我衷心地像大家推薦這種做法。」
布倫塔諾(同前書，125、127頁，註釋)就是利用這句話來批判後來出現的對「這種理性化和紀律」的討論。他認為這就是將一種非理性的生活方式變得理性化。其實布倫塔諾的這種觀點十分正確。因為對於一種事物來說，其本身無所謂合不合理性，只是通過特定的理性觀點才能說其是非理性的。
這裡，布倫塔諾認為我沒有正確理解富蘭克林的倫理品質。在回答布倫塔諾(《近代資本主義的開端》，150頁及以下諸頁)為富蘭克林作出的長篇但不甚準確的辯解時，我僅提到這段話的原因是，就我個人認為，這段話足以令他的辯解顯得多餘。
我用profession和calling兩個術語來翻譯德文Beruf一詞，因為這兩個術語都和這個特殊的上下文聯繫貼切。vocation一詞中並不包含韋伯感興趣的倫理涵義。我們尤其要記住，在這種意義上，profession與business並不是相對的，但是前一個單詞指的是一個人對其職業的特殊態度，不管職業是什麼樣的職業。韋伯的整個論點中充分顯現了這一點。
在此我要插幾句反批評的話。索姆巴特在《資產階級》一書中提出一個沒有立場的論點，他認為，富蘭克林的這種倫理觀念是對文藝復興時期偉大而又多才多藝的列昂·巴第斯塔·阿爾貝蒂的一些著作的複述，而且還是逐字逐句的複述。阿爾貝蒂除了寫過一些與數學、雕塑、繪畫、建築和情愛(但是他自己卻是個仇視婦女的人)有關的論文外，還創作了一部關於家庭管理方面的四卷本。但是很遺憾，在我寫作本書時，沒有找到這部著作的曼齊尼版，而只弄到了比較老的波努齊版。據我瞭解，與富蘭克林的那段話略微相似的話出現在《家庭管理》第一卷靠近末尾的地方。在這個地方，阿爾貝蒂只是簡單地將金錢說成是家庭的真正動力，而且認為必須要特別審慎、對待，如同卡托所講的一樣。
現在，我們要將這一切與富蘭克林，尤其是在他之前的那些前輩們的倫理觀念和生活方式作一番對比，並且還要把文藝復興時期為那些人文主義官僚集團創作的作品與富蘭克林寫給中、下層大眾的著作(他尤其強調職員)，與清教徒的那些宗教小冊子和訓誡進行比較，從而可以深刻地理解這一差異。
遺憾地說，布倫塔諾將所有為了獲利而發起的鬥爭(無論是和平方式的還是戰爭方式的)都參雜在一起，而且由此提出人們應該將獲取貨幣的慾望上升到資本主義獲利行為的真正標準(這一點與封建主義獲利行為是相對)。進一步區分後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正確的概念，但是他竟然拒絕這樣做。不但如此，他還針對我們提出的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的概念，提出了一些令人難以理解的異議，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他認為這個概念已經將有待證明的東西包含進去了。
索姆巴特在各個方面都做出了精湛的觀察報告，參照《十九世紀德國國民經濟學》第123頁。總的來說，不需要特別指出，也能看出我在的研究論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索姆巴特重要著作的影響。尤其是這一篇，雖然它所採取的途徑與索氏截然不同。是的，我論文中最重要的論點能夠追溯到年代久遠著作中。有的人在根本問題上，絲毫不同意索氏的觀點；甚至有一些人摒棄了他的很多論點，就算這些人只有徹底探究他的著作之後才有權利作出這樣的選擇。
在這裡，我們其實無法討論這些限制究竟是哪裡的問題，當然，關於高工資與高勞動生產率的關係我們也是無法評價的，但這一點人人皆知。這一理論最先是由布拉賽提出的。布倫塔諾在這一理論基礎上闡明並堅持了這一理論，舒爾茨·蓋維爾尼茨則綜合歷史和理論兩方面內容進行闡明並堅持這一理論。由於哈斯巴赫的深刻研究，這一理論再一次被提出並討論，這種討論至今仍未結束。在此，我們只要承認一個不被人懷疑，也沒有人去懷疑的事實就夠了。
此處要強調的是，這是二十五年前寫的。雖然上面的這些論述現在看上去有些老生常談，但是在當時，暫且不說商人那裡，就連經濟學家也是很新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