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有財產方面，欺詐行為與衝動性貪婪受到禁慾主義的譴責，並被斥為貪婪、拜金主義，儘管財富本身即是一種誘惑。然而在這方面，禁慾主義是一種「總在追求善卻創造出惡來的力量」，所以它的邪惡即體現在誘惑人們出於私慾佔有它的方面。為了與《聖經·舊約》的思想保持一致，符合善行的評價標準，禁慾主義對出於私利追求財富的行為擺出一副嚴厲譴責的態度；然而，如果從事一項正當的職業並獲得勞動果實即是財富，那麼財富也符合受到上帝祝福的標準了。但最為重要的一點是：禁慾主義常常將有條不紊、堅持不懈地堅守一種職業這一宗教觀念作為最高的手段，同時也以此證明人們重生與真誠這兩項信念。而且這一宗旨已對我們之前提到的體現資本主義精神的生活態度的提倡發揮過巨大的槓桿作用。
當這種獲利的自由與消費的限制結合到一起時，禁慾主義的節儉必然會產生資本積累的結果；而強加在消費上的種種限制則促成資本被用於生產性質的投資，進而增加財富的總量。這種影響之大，竟無以用精確的統計數字來證實。然而在英格蘭，這兩者間的聯繫從未逃出過歷史學家杜爾那雙智慧的眼睛；而在荷蘭——這一真正在嚴格的加爾文主義統治七年的國家裡，在更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圈中，通過最為簡樸的生活方式和財富的有機結合，最終積累了巨大的財富。
更深層意義的說，貴族吞沒中產階級財產的現狀（這一情況無時無處不在，在今日的德國更甚），必然招致清教主義對待封建生活方式那樣的反感。十六世紀，英國的重商主義作家曾將荷蘭資本主義優於英國資本歸結於荷蘭人積累財富多於使用財富。而這不僅僅是購買土地的問題，還因為荷蘭資本主義沒有把自己變為封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所以同時也失去了進行理性投資的可能性。將農業看成是極其重要的生產活動的並非是（比如巴克斯特就是這樣看的）貴族，而是自耕農和牧民；在十八世紀也並非是地主，而是土地耕種者。這種態度正好與清教徒的虔誠相吻合。作為「快活的老英格蘭」的代表，地主階級同清教徒之間的利益衝突自十七世紀以來就從沒有在英國這片土地上停止過。前者是尚未受到損害的生活享樂，後者是恪守傳統倫理與戒律的自製行為，甚至在今天的英國社會，這兩種情況依然是其國民性重要組成部分。相同的情況發生在北美殖民地，投機商人試圖用約束奴隸勞動的契約來保有種植園以過上封建貴族般的生活，這一願望同清教徒們明確的中產階級世界觀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並貫穿於早期北美殖民地的歷史。
在清教的勢力範圍內，理性的資本主義濟生活的發展（這比僅僅鼓勵資本積累更有意義）都受到清教世界觀的影響，而且是始終唯一一致的影響，並孕育了近代經濟人。
值得肯定的是，在過於強大的財富誘惑下，清教所堅守的觀念不免會發生動搖——清教徒們自身也非常清楚這一點。我們看到，最虔誠的清教徒的社會地位正處於上升階段——這似乎是一條規律，而在受到上帝恩寵的佔有者中（甚至是貴格會教徒中）卻有著拋棄舊觀念的傾向。中世紀的隱修禁慾主義——世俗禁慾主義的前身也一再遭到同樣的命運。但在後者的情況下，在恪守嚴格的行為戒律與消費限制後最終取得良好效果時，合理的經濟活動所積累的財富不是直接為貴族提供服務——就像宗教改革之前那樣，就是供陷於崩潰邊緣的隱修使用，而教會的改革也就再說難免了。
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修道院的全部歷史即是一部與財富的世俗化敵對的鬥爭史。從廣義上來說，清教禁慾主義在世俗中的表現也是如此。十八世紀末期、英國工業擴張之前出現的衛斯理宗的復興即可與之做一番比較。所以在此我們要引述約翰·衛斯理本人的一段話，或許它能概括前面所討論到的一切內容。在他的這段話中，我們會發現，那些禁慾主義運動的先驅人物早在當時就已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似乎自相矛盾的關係，並做出了完滿的解釋。他寫道：
「我擔心，凡是在財富增加的地方，那裡的宗教精髓便會以同樣的比例遞減，因此，就事情的本質而論，任何真正的宗教復興都不能長久的持續。因為勤儉必然會由宗教產生，而它又必然會帶來財富。然而同時隨著財富的增長，傲慢、憤怒以及一切世俗之愛都將隨之增加。現在正像青翠的月桂樹一樣枝繁葉茂的循道宗（即衛斯理宗），雖然它是一種心靈的宗教，然而又怎能在那樣的情況下繼續保持興盛的狀態呢？在各個地方的循道宗的信徒們都一直虔誠地朝著勤奮節儉的方向生活著，他們的生活也隨之富裕起來。與此同時，他們身上潛藏的傲慢、憤怒，肉慾……對生活的一切渴望也正在成比增長。所以實際上他們只是保有宗教的形式，而宗教的精神早已消失殆盡。對這種純宗教的衰落，難道我們真的就束手無策了嗎？人們的勤儉行為不應該受到阻止，我們必須勉勵所有的基督徒獲得一切他們所能獲得得東西，節省下一切能夠節省的東西，實際上這是一種勉勵他們致富的態度。」
接下來就是這樣的忠告：那些竭盡全力去獲取、去節儉的人，大多是願意奉獻一切的人，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上帝才能更多施恩，使這樣的人在天國儲備一筆資財。衛斯理所表述的問題正巧也是我們一直想試圖指出的。
就像衛斯理說的那樣，那些偉大的宗教運動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對其禁慾主義的教育的影響。一般來說，這種經濟效果只有在純粹的宗教熱情過去後，才會顯現出來。而到了這個時候，對上帝的天國的狂熱追逐也就漸漸轉變成冷靜的經濟德性；宗教的根會一點一點的枯死，取而代之的將會是世俗的功利主義。道登的說法也如此，就像《魯濱遜飄流記》中描寫的這個在一定立場上繼續從事傳教活動、與世隔絕的人一樣，他將班揚筆下的那個匆忙穿過名利場，在精神上尋求上帝天國的孤獨朝聖者徹底打敗了。
也正如道登所指出的觀點一樣，當「盡最大可能地利用現世和來世」的原則獲得主導地位時，平日裡提到的行善的良知僅僅成了享受舒適的資產階級生活的手段罷了，這一觀點也與德國那個關於軟枕頭的諺語的含義相同。然而，十七世紀這個偉大的宗教時代，為後人留下的講求實利的東西，竟然是一種善得驚人的，甚至善得有些虛偽的良知，這卻成為後人獲取金錢的唯一因素，只要獲取金錢仍然是合法的行為。在這裡，那種令上帝滿意的教義已經蕩然無存了，甚至連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
而這時，一種特殊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出現了。資產階級商人漸漸意識到自己已經充分地享受到上帝的恩寵，而且實實在在地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他們認為，只要他們的外表得體，道德行為沒有什麼污點，而且在使用財產方面沒有遭到非議，那麼他們便可以隨心所欲地服從自己金錢利益的支配，並且認為這樣做是一種責任。另外，宗教禁慾主義的力量為這些資產階級商人提供了有節制、態度認真、工作異常勤勉的大量勞動者，這些勞動者會用對待上帝賜予的畢生目標一樣對待自己的工作。
最後，這種禁慾主義還為了安慰資產階級而提出了信念：現世財富的不均分配完全是由神意天命決定的；在這些不均中，天意就像在每個具體的恩寵中一樣，自然能存在它想要達到而且不為人知的秘密目的。加爾文自己曾做出這樣的論述：人們，也就是從事體力勞動和技術勞動的大眾，只有當他們窮困的時候，他們才會順從於上帝的一切安排。在尼德蘭（古爾特的彼埃爾和其他人），這種說法已被世俗同化成：勞動大眾只有在需要的迫使情況下才會不情願地勞動。這種對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觀念做出的系統闡述，漸漸融入到了低工資－高生產率的流行理論裡。從我們觀察到的發展線索中，我們不難看出，功利主義的解釋正悄悄地向宗教的死根滲入。
中世紀的倫理觀念不僅容忍社會上出現乞討的人，而且事實上，在托缽僧團中還將乞討看作是一種榮耀。甚至連那些世俗的乞丐，僅僅因為他們為有錢人提供了行善的機會，而自認為擁有一種財富，即使是斯圖亞特王朝時期的英國國教的社會倫理，也傾向於這種態度。一直到清教的禁慾主義參與嚴格的「英國濟貧法」的確立之後，這種狀況才從根本上發生了改變。其原因是因為事實上，新教教派嚴謹的清教團體在他們內部並不知道乞討是什麼東西。
另一方面，就工人來說，虔信派的親岑道夫分支十分推崇這樣一種忠實的工人：不追求利益，按照使徒般的模式生活；因此常常被賦予一種領袖的氣質，而且這種氣質又具有信徒式的特徵。與此類似的思想剛開始在浸禮會中以一種更激烈的形式佔上風。
顯然，幾乎所有教派的禁慾主義文獻中都體現著這種觀念：為信仰而勞動，對於那些在生活中沒有別的謀生機會的人來說，雖然這種勞動得到的報酬頗低，但是能博得上帝的歡心。在這方面，新教的禁慾主義裡並沒有加入其它新東西。可是它不僅將這一思想深化了，而且還創造出了唯一一種對它的效果有決定性影響的力量，也就是一種心理上的認可——將這種勞動看作是一種天職，歸根結底，這種心理通常是獲得上帝恩寵最具確實性的唯一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使這種自願勞動在利用上具有合法化，即將僱主的商業活動看作是一種天職。尋找上帝之國的途徑就是完成神示的天職，並且教會自然會把嚴格的禁慾主義教規強加在一無所有的階層身上，所有這些必定對資本主義意義上的「勞動生產力」帶來強有力的影響。現代工人的特徵就是將自己的勞動看作是天職，與對利益不斷追逐而成為商人的特徵一樣。博學的威廉·佩蒂爵士正是因為較早的看出了這一發展情形，才將十六世紀荷蘭的強盛經濟歸因於這個事實：這個國家的那些持異端者，例如加爾文教徒和浸禮會徒，「大都是一些善於思考、頭腦清醒的人，所以他們深信，勞動和勤勉則是自己對上帝應盡的責任。」
加爾文教反對那些以財政壟斷形式出現的有機社會組織；在斯圖亞特王朝統治下的英國國教中，也就是洛德概念中提到的，那些以基督教社會倫理為基礎的教會和國家同壟斷者建立的聯盟，而有機的社會組織所採用的就是這種財政壟斷的形式。加爾文宗的領導者普遍反對這種政治上享有特權，又帶有商業性、借貸性，體現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與這種資本主義相對的，就是由加爾文宗提出的通過人的自身的能力，及其主動性去合乎理性地、合法地獲得利益，重點強調個人主義的動機。
當政治上享有特權的壟斷工業在英國大面積消失的時候，他們的這種態度竟然在工業發展中起到了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當時的工業正是在一種無視政府，甚至反對政府權力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清教徒們（普林，帕克）拒絕同那些對大資本主義鼓吹、規劃的人發生任何聯繫，而是將他們看作一個在道德上被人懷疑的階層；而同時，這些人又為自己擁有優越的中產階級道德感到自豪，這也構成了那些圈子裡的人對他們施加迫害的真正原因。笛福曾經建議用聯合抵制銀行貸款和撤回儲蓄的辦法來回擊對持異端觀念者的迫害，這兩種資本主義態度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宗教上的差異並行的。直到十八世紀，反對者們還一再嘲笑不從國教者是小店主精神的化身，指責他們毀掉了老英國的種種理想。這裡也可見出清教的經濟道德與猶太人的不同；當時的人（普林）就已清楚地知道，前者，而非後者，才是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