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禁慾在固定職業中的重要作用，為近代的專業化分工提供了道德上的依據；而且以神的旨意來作為追逐利潤的動機也使商人們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了正當的理由。在禁慾主義者看來，暴發戶的大肆揮霍同豪門的放蕩生活同樣令人不齒。而他們對新興的中產階級的勤儉有度與自強自立卻懷有崇高的道德敬意。「天主賜福於個人的事業」這句話是那些遵崇上帝意旨而得到收穫的人習慣用的讚美之辭。《舊約》中的上帝因為其虔誠的信徒們對他旨意的服從而賜福於他們，他的全部偉力必然對清教徒們產生了類似的影響，而人們也聽從了巴克斯特的箴言，用自己獲得的恩寵同《聖經》中聖雄們所領受的恩典相提並論，且在這一過程中將《聖經》中的主張都理解成一本神聖法典的條規。
當然了，《舊約》的內容並非都是至理名言。我們已經發現，在路德翻譯的Ｊ·西拉的著作中，有一個段落首次使用了世俗意義上的「職業」一詞。雖然希臘文化對這本書的影響不小，但從書中內容所反映出的基調來看，與其他擴充版本的《舊約》一樣，都具有明顯的傳統主義傾向。直到今天，這本書仍然受到信奉路德教的德國農夫們的喜愛，就像大部分虔信教的成員都十分推崇這本書一樣，路德教對他們的影響可見一斑。
偽教為清教徒所不容，被斥為缺乏神性的東西，這正和他們一貫堅持的區分神性之物與世俗之物的傾向相吻合。而在正統經典中，影響最大的還是《約伯記》一書。一方面，它涵蓋了有關上帝絕對至上、有著不可置疑的權威性的所有觀念（加爾文教對上帝權威的理解與之一脈相承）；另一個方面，它從這些觀念中引出了這樣一種結論：上帝一定會賜福於他在世間的所有產業（這只是《約伯記》中的結論）。這一「產業」概念也包括物質財富；而加爾文則不以為然，可這一點對清教徒卻有著深刻的意義。《詩篇》以及《箴言》中的幾首體現東方寂靜主義的優美詩句，在人們的理解中已經沒有了這樣的詩意，就像巴克斯特本人對哥多林書中所體現的傳統主義色彩一樣毫無知覺，儘管討論職業的經典思想就包含其中。
但《舊約》中對行為規範化和律法化的讚美才是清教徒最為關注的內容，書上將之譽為一種能博得上帝歡心的行為象徵。清教徒得出這樣一種認識：因為摩西法典僅包含適用於猶太民族的禮儀或者純粹的歷史性戒律，所以它才會在基督出現時喪失了效力；但除此之外，作為一種成文的自然法規，它仍然是有效的，所以必須予以保留。正因為存在這樣一種認識，才使得他們可能將其中與現代生活格格不入的內容刪減掉。然而因為《舊約》存在種種與此相關的道德特點，所以它能夠很好地促進潔身自好、嚴肅莊重的律己精神，而這也正體現了新教形式的世俗禁慾主義的本質特點。
正因為存在這樣的特點，作家們（不管是當時的還是後來的作家）才會把清教徒——尤其是英格蘭清教徒刻畫成英國的希伯萊主義者——倘若不被人們曲解的話。然而我們萬萬不能將希伯萊主義理解為《聖經》成書時期存在的巴勒斯坦猶太教，而應該是歷經了幾個世紀的規範化和律法化，受到了長期的猶太化法典教育的影響之後形成的猶太教。崇尚簡樸平凡的人生是早期猶太教的普遍思想，而這一觀點同清教徒的本質特徵完全不符。但需要考慮的一個因素是，其距離中世紀的時間同近代猶太教的經濟道德觀的產生時間一樣久遠，而後者的特點，決定了它將在資本主義精神氣質的發展中發揮巨大的影響力。猶太人在政治舞台上銳意進取，而敢於冒險的資本主義則表現出賤民資本主義一類的精神氣質。而清教徒的性格特質是合乎理性地組織資本和分工勞動，他們只從猶太倫理中選取適合這一目的的內容。
《舊約》中的戒律滲入大眾生活之後對民族特性的影響，這是一個令人興味盎然但從未得出過滿意結論的課題，在對猶太教的研究上也是同樣的情形。因為本書篇幅有限，對此我不再多加討論。
除了以上所總結出的兩者的關係外，猶太教徒普遍存在的自己是上帝優選子民的優越感，清教徒們同樣也有，而且對他們的精神傾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甚至像巴克斯特這樣一向謙恭的人，也會因為自己是英格蘭人得以進入真正的教會而對上帝充滿感恩之情。這種感恩戴德之情深深地根植於中產階級清教徒的人生態度中，大大促進了資本主義英雄時代所需的那種嚴肅刻板、嚴於律己、艱苦耐勞的典型人格的形成。
清教徒對禁慾主義的稱頌以及他們自身所形成的職業觀，必然對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產生直接的影響。對於這一點，我們需要弄清楚與之相關的幾個問題。
毫無節制地享受人生以及它所提供的一切——這是清教禁慾主義所竭力反對的人生態度。圍繞著《體育手冊》展開的鬥爭或許是體現這一態度最典型的事例。該書被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列入法律範疇，當作對付清教徒的專門手段。查理一世還頒布法令讓所有教堂都成為此書的宣講堂。國王通過法律手段來限制人們在做完禮拜後所進行的通俗娛樂項目，這當然招致了清教徒們的強烈反對。對此僅僅用該法令破壞了主日的安寧來解釋清教徒們的反應顯然是不夠的，其原因還在於這樣作為人們提供了背棄聖徒的有節制的起居生活的借口。而對於國王來說，他必須對任何敢於公然反對這條新法令的人予以嚴懲，這不僅是為了打擊清教徒反專制主義的囂張氣焰，同樣也是出於自身安全地位的考慮。封建勢力同君主勢力沆瀣一氣，採取法律手段保護尋歡作樂者，壓制打擊新興的中產階級道德和反對專制統治的禁慾主義的宗教團體，這種情況和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總是保護埋頭苦幹者而壓制打擊無產階級的道德觀與反集權專制的工會是一樣的道理。
為了反抗國王的壓迫，清教徒們制定出了禁慾行為的原則——這也是反抗壓迫最為關鍵性的一點。如果不是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下，對於清教徒對限制體育活動的責難，貴格派決不會認為是動搖原則的問題。倘若是出於理性的目的而進行體育活動，比如通過它來恢復體力，那麼這當然是被認可的；可如果只是一種無節度的衝動的發洩，那麼它的目的就值得懷疑了；而如果是單純為了娛樂目的，或者充當了一種滿足虛榮心、發洩性質的甚或賭博性質的手段，那麼就應當受到嚴厲譴責。不管是貴族的體育活動，還是平民大眾在舞池或者酒店裡的縱情聲色，所有毫無節制的生活方式都會使人背離宗教，因此必然被理性禁慾主義者視為罪大惡極。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清教徒對文化中所有不直接體現宗教價值的事物都持敵對態度。但這也並非意味著清教徒對所有宗教以外的文化都帶著蔑視的眼光來審視，至少他們對科學就採取了相反的態度，可對於經院哲學卻始終抱有本能的厭惡。而許多清教運動中的著名人物都深受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影響。長老會的牧師在布道時旁徵博引，通篇名句箴言。而激進派則對此毫不以為然，而以自己在神學辯論中的引經據典為榮。或許沒有任何國家在立國之初會像新英格蘭那樣擁有如此數量的大學畢業生。對清教持反對態度者則針對他們的迂腐與堪稱經典的詭辯技巧竭盡挖苦嘲諷（比如巴特勒所作的《赫狄布那斯》）之能事。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或許應該部分地歸於他們從宗教的角度對知識作出高度的評價，而他們對天主教宣揚的「絕對信仰」的深惡痛絕同樣也發揮了作用。
然而當我們參考那些非科學的文獻——尤其是藝術方面的資料時，就出現了截然相反的情況。從中我們看到，禁慾主義的出現就像嚴寒襲擊了「快活的老英格蘭」的生活。受到衝擊的不僅僅是世俗的享樂風。對所有沾染迷信氣息的東西，對帶有神秘獲救或者聖禮獲救色彩的事物，清教徒都痛恨已極，而像聖誕慶典、五朔節花柱遊戲等一些自然的宗教藝術都受到了這種情緒的影響。而一種偉大、且常被說成是有傷風化的現實主義藝術在荷蘭倖免遇難，這正好說明了在短暫的加爾文教神權統治被溫和的國教取代之後，禁慾主義的影響也隨之衰落，它已無力同宮廷的攝政者（一個由領取固定薪水所購成的階層）的影響力相抗衡，也無法再阻止暴發戶們窮奢極欲的生活方式。
清教徒厭惡戲劇，而所有性感的東西與赤身裸體都嚴重超出了他們所能容忍的範圍，因而也不可能存在文學和藝術方面的激進觀點。無所事事的閒聊、奢侈品、虛榮心……所有這一切都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態度表現，完全有悖於禁慾主義的要求，特別是這一切並非是為了上帝的榮光，而完全是為了個人的私慾。這種觀念隨時都在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使之做出實用性的決定，忽視了對藝術的追求。特別是在個人的外部修飾方面更是如此。生活步調劃一的強烈傾向極大程度助長了今天資本主義對生產標準化的關注，其理想的基礎就在於拋棄了對肉體的所有崇拜。
然而我們也應該牢記這點：清教的精神世界包容著一個矛盾的集合體，毫無疑問，它的靈魂人物要比那群保皇派更加本能認識到藝術的永恆魅力。不僅如此，即使是倫勃朗這樣的天才人物，不管在清教徒們看來，他本人的行為舉止多麼違背上帝的意願，他的作品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當時所處的宗教環境的影響。但是這一狀況並不能扭轉整個歷史的發展趨向。然而清教傳統的發展確實並且已經對人格的精神化發生了效用，所以它對文學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益處很大程度上要到後代的發展上才被體現出來。
儘管我們在此的討論不能涵蓋清教所有方面的影響，但有一項事實是務必要提到的：容忍享用文化產品所帶來的好處（雖然這些產品都是為審美或體育需要而享受的）這一態度必然同一項特有的限制相矛盾——即享受這些東西的前提時不付出任何代價。受到上帝恩賜的人只是接受了他的托管之物，因而他要像寓言中所描述的忠厚僕人般，能夠說清楚每一枚便士的去處。所以如果單單是為了個人的享樂而完全忽視上帝的榮光而花費財產，哪怕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都將是非常危險的。即使是在當代，只要睜大眼睛，誰都會碰上這種觀念的代表人物？人們之於自己的那份財產，就如同一個恭順的管家，或者說就是一部充實財富的機器而已。這種對財產的責任感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負擔感多於快樂感。假如此種禁慾主義的生活狀態經得起考驗的話，那麼財產愈多，也就意味著想方設法使財富增加，以為上帝增加榮光的責任感也就愈重。如同資本主義精神所表現出的其他方面一樣，此種生活方式也可追溯到中世紀，然而它的產生是以禁慾的新教倫理觀為基礎的，顯而易見，它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綜合以上的分析，這一新教禁慾主義同自發的財產享受意識顯然處於相互對立的狀態；前者束縛著人們的消費——特別是奢侈品方面。而另一面，它又將獲取財產這一本能意識從傳統倫理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不僅使這一意識合法化，而且（在我們所討論的範疇內）還將其上升為上帝的意願。也正是在這一層面的意義上說其衝破了傳統觀念的束縛。正像教友派（或者公誼會、貴格會）辯士巴克萊（那些清教徒就更是如此了）所指出的那樣，這場拒絕一切誘惑，斥責依靠身外之物的運動，並非是一場反對合法獲取財富的鬥爭，而是一場批判不合理的使用財產的鬥爭。
然而，這種不合理使用財產的行為主要體現在各種奢侈品的消費上。不管在封建老朽者的眼裡看來，這樣做是多麼的自然，清教徒們都將其斥責為肉體崇拜；然而，對於財產的合理或出於功利目的的使用，他們都是贊同的，並被認為是上帝的旨意，也是個人與公共利益的需要。清教徒們並不希望有錢人被迫接受禁慾主義，只是要求他們從實際和實用的角度來考慮自己財產的使用問題，「舒適」這一觀念極其巧妙地將開支的界限限定在倫理所許可的範圍內。那些最堅決地代表這種生活態度的人身上最早也最清晰地體現這一財產的使用態度，當然也是絕非偶然的。那種中產階級家庭的明淨而穩定的舒適感被他們奉作理想，進而對封建主義那種沒有穩定經濟來源的華而不實、喜好污穢的優雅以及拒斥合度的簡約態度擺出一副反對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