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更好地認識禁慾主義新教的基本教義同它約束人們的經濟活動所制定的規則之間的聯繫，我們需要以嚴謹認真的態度對那些脫胎於教會實踐活動的著作進行一番考察。這是因為，在一個崇尚來世精神，基督徒的社會地位完全取決於其在教會中的地位的年代，神職人員的教職、教規與宗教布道具備現代人根本無法想像的力量（稍稍瀏覽一下《勸世》、良心問題彙編等資料便可明瞭）。在這一時代，通過以上提到的渠道發揮出的宗教力量，是形成民族性格的決定性因素。
出於討論本章問題的需要（而不是全書的需要），我們可以從整體來看待禁慾主義新教。因為源於加爾文教的英國清教為職業觀提供了最一致的宗教基礎，所以我們將依照前面的方法，從清教徒中選出一位代表性人物加以討論。Ｒ·巴克斯特抱持現實主義態度，注重實踐，而他的著作也被翻譯成多國文字，不斷地再版，享譽海內外。這一切使許多自詡清教倫理學家的人感到汗顏，他隸屬於長老會派，同時還擔任威斯特敏斯特會議的辯護人。然而如同那個時代的其它優秀人物一樣，此後他也逐漸從正統的加爾文教的教條束縛中解脫出來。事實上，和他一貫反對所有形式的革命一樣，他也不認同克倫威爾的篡位。
同樣反對宗教異端，並對聖徒們那種瘋狂的宗教熱情態度冷淡；不過，對於那些標新立異、別出心裁的形式卻採取相當開明的態度——只要不觸及原則問題，對待反對派也能做到客觀公正。他花費大量的精力通過教會的力量來實際提升人的道德生活。作為有史以來最傑出的牧師，為了實現上述目標，他先後在國會時期、克倫威爾時期以及王政復辟時期的各屆政府中擔任職務，直到聖·巴多買羅節前從復辟王朝的政府中引退下來。他所著述的《基督教指南》堪稱清教倫理學的完美概述；這是他在多年的牧師工作中所獲得的實踐基礎上不斷修正、完善得來的。為了方便比較，我們將選出代表德國虔信派的斯本納的《神學思想錄》，代表貴格派的巴克萊的《辯護辭》，此外還有其他一些禁慾倫理學方面的代表作。但因為篇幅所限，我們將這種比較盡量圈定在適宜的範疇內。
在人們閱讀巴克斯特所作的《聖徒永恆的安息》或《基督教指南》，以及類似的著作時，會非常吃驚地發現，著述中在討論財富與獲取財富的渠道時，著重於強調《新約》中伊便尼派的因素。按照這種觀點來看，擁有財富本身是一種巨大的災禍，人們為它膨脹的慾望無休無止；而天國的絕對重要性與對財富的渴求比起來，後者毫無意義，並且還具有不道德的成分。這一禁慾思想與同樣反對追逐世俗財富的加爾文的禁慾主張比起來，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加爾文認為，積累財富對教會來說，並不是一個阻礙教會發展的因素，反而會使教會的威望得到更大的體高，這是非常有益的；因而加爾文的教職人員被允許出於謀取利潤的目的動用資產。相比之下，譴責追逐世俗財富的詞句在清教徒的著作中卻比比皆是，無窮無盡。較之中世紀後期的倫理文獻，前者在聚斂財富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實在過於苛刻。
不僅如此，清教徒們是以非常嚴正的態度來考慮追逐財富的所謂種種不良後果。要想探究出這些疑慮中所包含的真正倫理意義和內涵，我們有必要深入這一問題的談論。之所以極端反對，源於他們嚴守著這樣一條真實的道德依據：佔有財富將使人不思進取，懈怠生活；享受財富只會使人變得游手好閒，屈從於肉體的誘惑，更為重要的是，人將因為財富而放棄對人生要義的追求。實際上，歸根結底，使人放縱懈怠即是反對財富的真正原由。清教徒們認為，只有到達彼岸的世界，自己才能得到永恆的安息；在現世生活中，為了確保自己能夠獲得神的垂青，必須「將主所賜予的工作圓滿完成，直至白晝隱退」。完全依照主的意旨生活，惟有辛勤勞作而非閒適享樂才不失為一名上帝真正的信徒。
所以，萬惡之首便是虛度人生，並且在本質上是最不能被寬恕的罪惡。人生苦短，生命無限寶貴，因而要以正確的態度選擇人生。那些人緣交際，無聊閒談，享樂誘惑，以及嗜睡（睡眠至多六到八小時）戀床……所有這一切都是應該列入道德譴責的範疇。當然了，同富蘭克林申言時間即金錢的言論比起來了，清教的倫理觀還略遜一籌，但這條箴言從某種精神意義上來看，確實算得上是真理。時間無價，因虛度一秒即意味著喪失一分為上帝增添榮耀的寶貴時間。因而，靜居默想同樣也是毫無價值的，如果這樣做是以人的日常勞作為代價換來的，那麼這種行為本身也是應當受到譴責的。這是因為，上帝更樂於看到他的信徒從事某種職業來貫徹他的意志，何況禮拜日即是人們的沉思專門預留的時間。對於巴斯克特而言，在必要時不能擠出時間同上帝交流的人總是那些不思進取、虛度人生的懶漢閒人。
因而巴克斯特才會反覆強調並常常慷慨陳言：人必須堅持不懈地實踐艱苦的體力與腦力勞動，這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工作。而這兩種實踐活動也是出於各自不同的目的。其一，在西方教會中，勞動歷來就是備受推崇的禁慾方法，並一直發揮著這樣的作用，這也是西方教會區別於東正教以及除此之外的所有修行戒律之處。勞動尤其能抵禦清教徒們歸結到不潔生活名下的一切誘惑，它的作用不可小覷。與修道院那種禁慾生活相比，清教徒棄絕性慾的禁慾主義只是在程度上與前者有所不同，原則上兩者是保持一致的；特別是清教的婚姻觀念對世人生活的影響也遠非前者能比。在他們的婚姻觀念中，性交也不只是為上帝增添榮耀的一種手段，因為上帝有言人類應該「孳生繁育」，而正是基於此目的，這種行為才被恩准的。除簡單飯食與冷水浴之外，「盡忠職守」即是抵禦一切性誘惑的良方，這同抵禦宗教懷疑論所需的道德上的寡廉鮮恥一樣有效。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勞動。將勞動本身定義為人生的要義，即是上帝的聖訓。每一個人都應銘記聖·保羅「不勞者不得食」這句名言，脫離勞動本身即象徵著墮落。
於此，即充分暴露了同中世紀思想觀念之間的分歧。雖然聖·保羅這句名言的深意也曾被托馬斯·阿奎闡釋過，然而在他看來，勞動只是為了維持個人生存與社會的存在。除此之外，這句名言再無別的意義。不僅如此，它也只對人類的整體特徵有效，而非個人，而且對於那些無需靠勞動養活自己的人來說，也是無意義的。於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這就把作為與天國溝通的精神方式之一的冥想沉思提升到比這一戒令更高一層的地位。而且風行於那一時代的神學還主張：用祈禱與聖歌來充實聖庫才是修行生活的最高境界。
巴克斯特不再容忍在履行勞動義務的借口下，發生諸如此類的特例。他特別強調指出，財富不會使任何人避免「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條戒律的約束。即便是富人也不例外。雖然他們無需靠親自勞動來滿足生存的需要，可他們也必須同窮人保持一致，服從上帝的聖訓，上帝已經為所有人都安排了一項個人必須付出勞動的職業。這裡的「職業」並不是像路德教徒曾經認為的那樣，是個人必須領受並充分利用的命運，而是上帝要每一位信徒為之神聖的榮耀辛勤勞作的需要。表象看來並不明顯的差別卻帶來了具有深遠影響的心理後果；與此同時用神意解釋經濟秩序雖始於經院哲學，但它此後的發展過程卻與這種細小的差別有了緊密的聯繫。
托馬斯·阿奎將社會中的勞動分工與職業分工看成是神的旨意，許多人也都提出過類似的觀點，但在此引述他的看法則更為直接一些。他認為，自然法則決定了個人在宇宙中的具體位置，因而人的命運是隨機的（用經院哲學的術語來表達即是「偶然的」）。我們已經瞭解到，路德的觀點認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階級與職業分工都是神的直接授意，因而恪守上帝為自己安排的命運，不違背上帝的旨意即是人的宗教義務。基於他的一些學說，我們推導出了這一結論，而且從一開始，路德教派與世界的關係便是含混不清的，現在也是這樣。在那種改造世界的倫理原則根本不存在於路德的思想領域內；而且事實上，保羅那種與世無涉的態度對他的影響從來就沒有消失過。因而人們應該逆來順受，隨遇而安——這也是履行宗教義務所需的人生態度。
儘管清教徒們也認同在個人的經濟活動受到神意的支配，但側重點卻不同。按照清教徒具有實用主義傾向的解釋，他們認為應該從勞動分工的果實來洞悉上帝做出此安排的目的。在這一問題上巴克斯特所使用的美話言詞常常使人想到人所共知的那段亞當·斯密對勞動分工的溢美之詞。技術的發展得益於分工的細化，這也必然帶來生產數量與質量上的大幅增長與提高，而最終使公共利益得到鞏固和發展，大部分人也將從中受益。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們所認識到的清教徒的動機完全是功利性的，並與那時的世俗文獻中所表現出的普遍觀點關係密切。
但是，巴克斯特在論述開始時就作了以下的說明，這才明確地點出了清教徒的特質：「一個人的一切業績都是體現於他所從事的職業，若非如此，他便只會把大好的光陰用在打盹閒逛而非辛勤地勞作上。」他由此得出的最後結論是：「他（從事專業勞動的人）會有條不紊地完成本職的工作，與此相反的情況是，那些非專業人士則會陷入長期的混亂狀態，他們既沒有足夠的時間也沒有適宜的工作場所。……所以，從事一項正當的職業乃是每一個人最可貴的財富。」一般的勞動者有時會接受一些臨時的工作，雖然這種情況不可避免，但並不值得提倡。無業遊民通常缺乏秩序性，系統性，而且我們也已經認識到，這是世俗禁慾主義者所必須具備的特質。
貴格派所持有的倫理觀也同樣認為，一個人從事某種正當的職業即是禁慾美德的演練，以充分體現人是因為虔誠而受到恩寵；而顯示虔誠的方法便是他對職業的認真態度與採用的方法。勞動本身並不是上帝所需要的，人們各司其職的理性勞動才是他這樣安排的最終目的。清教徒所倡導的職業觀強調的是禁慾主義這種講求條理性的性格上，這與路德教派所提出的人應毫無條件地服從上帝的安排這一觀點全然不同。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人能否同時從事多種職業這一問題，清教徒是持肯定的態度的，而前提條件就是不能損害到公共利益或者個人利益，並具有良好的責任心；對於更換職業的問題，他們也並不反對——倘若這個人是經過慎重考慮，並且是抱著從事讓上帝更為歡欣的職業這一目的才作出的決定，也就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從事更有意義的職業。
誠然，能否博取上帝的青睞即是衡量一項職業有用度的標準，但道德標準則是更為主要的衡量標準，也就是說以它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多少來作為衡量尺度。同時，所獲得的個人利益的多寡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標準。在清教徒們看來，上帝創造並設定了一切，假如他確定了哪位選民將得到更多的獲利機會，那麼他這樣做自有他的目的，因而虔誠的基督徒應服從於上帝的這種安排，並盡最大的努力去利用這天賜的良機。要是上帝肯為你指點迷津，那麼你就會順著他的指引，合法地獲得更多屬於你的利益（這樣做並不會損害你本人的靈魂或者其他的人）；可如果你拒絕了這一切並選擇了另一條坎坷的道路，那麼這就意味著你已背棄了從業的目的，拒絕成為上帝忠心的僕人，並對他的饋贈與聖訓令充耳不聞，而這一聖訓就是：「你可以為上帝勞動而致富，切不可為肉體的罪孽而如此。」
因而，從倫理上來說，只有當財富誘使人整日無所事事，沉溺於罪惡的世俗享樂時，在道義上它才是邪惡的；當它成為滿足人們日後窮奢極欲的生活慾望的手段時，它才是不正當的。然而，就其作為履行職業責任的意義來說，獲取財富不僅僅是在道德上是被允許的，並且也是實際可行的。而有關某位僕人因拒絕領受上帝賦予他的才能而被逐出教門的寓言也非常明確地說明了這點。清教徒常常為此爭辯：期待貧窮無異於希望自己身患重疾；表面上是為宏揚善行，實際上則消損了上帝的榮光。最為不可饒恕的做法就是，能夠自食其力卻乞討度日。這種行為不僅犯下了懶惰之罪，而且違背了使徒自己所說的仁愛的天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