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那些終身沉淪的人來說，他們抱怨自己的命運就像動物抱怨自己沒有降生為人一樣，因為任何肉體都與上帝之間都被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隔開了，如果上帝還沒有為他那崇高權威的榮耀做出什麼判決的話，那麼他將賜予這樣的人永恆的死亡。我們所瞭解的是：一部分人被拯救了，但是剩下的人則被打入了地獄。如果人類的善行或者罪惡能夠為自己決定命運時發揮作用，那麼毫無疑問，上帝的那種絕對自由的決定將受人類支配；但是上帝的決定卻是永恆不變的，所以，這種說法是自相矛盾的。《新約》中描述了一個天界裡的聖父，他是一個富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的人，而且他會因為一個罪人的幡然悔悟而像一個婦女找到遺失的銀幣那樣欣喜。但是這位聖父已經不存在了，他的地位已經被一個不為人類所理解的存在者佔據了，這個人通過自己那份不可思議的聖喻決定了所有人的命運，甚至將宇宙中的所有瑣碎的細節都掌控在自己的手裡。既然聖喻是不能改變的，那麼那些得到上帝恩寵的人將永遠享受這份恩寵，而那些被上帝拒絕賜予恩寵的人則永遠與這份恩寵無緣。
因為這種教義的極端無人性，必然給那些篤信它是完美輝煌的一代人的生活帶來重要的後果，那就是所有人心中感受到的一種孤獨感。對宗教改革時代的人來講，能到得到永久的拯救必然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這一時代的人只能獨自走下去，勇敢地面對自己那個早已被決定、永恆不變的命運，而且得不到任何人的幫助。
教士不能幫助他，因為作為上帝的選民，他只能用自己的心靈來詮釋上帝的旨喻；聖事無法給他幫助，因為儘管聖事是上帝為了增添自己的榮耀所規定的，且人們必須嚴格地執行的，但是它們卻並非是獲得上帝恩寵的手段，而僅僅是信仰的主觀的「外在支柱」；教會也不能幫助他，因為即使人們相信「離群者則為不健康之人」，也就是說，不屬於真正教會的人將永遠不能成為上帝的選民，即便如此，那些取得外在性的教會成員的資格也仍然要擺脫不了接受末日的審判。他們理應屬於教會，應當遵守教規，但是他們並沒有因此而得到拯救的機會，因為這是不可能的，而且他們為了表示上帝的榮耀，不得不遵守上帝的戒規；最終，甚至上帝都無法幫助他了，因為即使是耶穌也只是為了上帝的選民才捨棄生命的。出於對選民利益的維護，上帝在冥冥永恆中便安排了耶穌的殉教精神。總而言之，通過教會、聖事而獲得拯救的可能性已經全部被排除——但是在路德派中，這種排除並沒有達到最終的結論——掉了，這也就是加爾文教與天主教的決定性的區別所在。
宗教發展中有一段偉大的歷史過程，即自古希伯來預言家們開始，徹底消除世界上的魔力，獲得這種過程的邏輯結局，然後與希臘人的科學思想相融，將一切通過用魔法的手段來追求拯救的做法，都看作是迷信和罪惡。真正的清教徒甚至反對在墳墓前舉行所有宗教儀式，為了杜絕迷信、魔法的力量以及靠行聖事的力量來贏得拯救，人們甚至在埋葬至愛親朋時都免去輓歌和其它儀式。
對於那些沒有得到上帝恩寵的人來說，他們既沒能通過魔力獲得恩寵，又沒獲得其它的手段。上帝將絕對超然性同「一切與肉體有關的都是墮落」方面的嚴酷教義與個人內心的孤獨感相融合，一方面說明了清教徒對文化、宗教中提到的一切訴諸感官和情感的成分都採取否定態度的原因，這是因為那些要不僅對獲得拯救沒有一點幫助，反而還是人平添感傷的幻想和對偶像崇拜式的迷信。因此，這種孤獨感便成為了對所有形式的感官文化敵對的基礎；但是另一方面，這種孤獨感卻也成為了具有幻滅感和悲觀傾向的個人主義的一個重要來源。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從具有清教歷史的民族性格或習俗中發現這種個人主義，它與後來在啟蒙運動中看待世人的眼光形成了反差。
即使在以預定論作為信條的權威開始減弱的時候，我們仍舊十分清晰地在我們所關心的這個時期裡，辨認出預定論在行為及生活觀念上的影響的痕跡。實際上，我們在這裡所感興趣的只是對上帝的那種極端的信賴。例如，教會就反覆強調，我們不要輕易相信別人對你的幫助，在英國清教文獻中更是大力宣揚這一點，甚至和善的巴克斯特都奉勸人們即使是自己最親密的朋友，也要時刻保持懷疑的態度；而貝雷則直截了當地提出觀點：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對任何人讓步，唯有上帝才值得我們信賴。這種生活態度與路德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且這種態度還與在加爾文主義盛行地區的秘密懺悔的悄然消失有著最為密切的關係。加爾文對秘密懺悔一直是持懷疑態度的，他擔心它可能會使人對聖事產生誤解。這件事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首先，這是加爾文教帶來的特殊影響的跡象，同時，它還是加爾文教徒在倫理態度的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心理促進因素。所以說，他們將階段性地釋放情緒性罪孽感的手段拋棄了。
我們將在後文中具體說明它給日常生活中的倫理行為帶來的後果。就某個人的一般宗教環境而言，這種後果是非常明顯的。雖然人們為了得到上帝的拯救而不得不加入真正的教會，但是加爾文教徒和他的上帝的聯繫仍然在一種深深的精神孤獨中進行著。只需讀一下班揚所著的《天路歷程》——這本書在清教文學中可以說是一部廣為流傳的好書——我們就可以瞭解到，在這個特定的氣氛中所產生的後果。書中就基督徒的態度有這樣一段描寫，當基督徒意識到自己生活在毀滅之城的時候，當他接到神的旨意開始天路歷程的時候，他的妻兒試圖依附於他，可是這位基督徒卻用手將自己的耳朵堵住，並且高喊著：「生命啊，永恆的生命！」然後踉踉蹌蹌地向原野走去。
班揚這個補鍋匠的單純情感是任何有文采的人都無法媲美的。他在監禁室中贏得了廣大信徒的愛戴，因為他能夠將一個虔誠的清教徒的情感充分地表達出來，他唯一的念頭就是找到自救的方法。對於這一點，他在和他的同道人的廣泛交談中得到了充分表現，這種情形不禁使人想到凱勒的《正直的卡馬切爾》，只有當他確信自己已經獲救了之後，他才想會到和家人在一起是多麼的幸福。這種對死亡和彼岸的恐懼，我們也可以在多林格筆下刻畫的裡郭利的阿爾封索身上感受得到。這種恐懼與當年馬基雅維利在歷數佛羅倫薩市民的名聲時表現出來的那種高傲的現世精神相差甚遠，當那些人針對教皇以及開除別人教籍的行為鬥爭時，提出：「對他們生長的故土的愛遠遠高於對自己不得救的靈魂的恐懼。」
當然，基督徒的恐懼和瓦格納借助塞格蒙德之口所表達的感情更是南轅北轍，塞格蒙德在最後決戰前說：「代我向沃坦問候，代我向沃爾霍爾問候——可是你不要對我說沃爾霍爾的那種脆弱的幸福。」這種恐懼在班揚與裡郭利身上卻帶來的截然不同的兩個結果：它使裡郭利面臨了許多無法想像的自我羞辱，但是它卻促使班揚與生活展開了一場持久、系統的抗爭。那麼這兩種不同的結果是如何產生的呢？
從表面上看，在社會組織方面，加爾文主義無容置疑的優越性竟然與這樣一種能夠斬斷個人和塵世的千絲萬縷的聯繫的傾向有關係，這好像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不管看上去多麼奇怪，但是實際上，這種關係來自於在加爾文式信仰所導致的個人內心孤獨感的重壓下，基督教提出的兄弟之愛所採取的一種特殊形式。首先，教義就是這樣，世界的存在只不過是為了服務於上帝的榮耀，被上帝選召的基督徒的唯一任務就是竭盡全力地服從上帝的聖誡，從而使上帝的榮耀大大地增加。同這種宗旨相吻合的就是，上帝要求他的選民都能夠取得社會成就，因為上帝要根據他的聖誡組織社會，所以說塵世中的基督徒的一切社會活動，僅僅就是為了「增加上帝的榮耀」；即使是那些為社會的塵世生活服務的職業也體現著這一特徵；甚至在路德身上，我們也能夠發見他利用兄弟之愛證明職業中具體化的勞動的合法性。
可是在他看來，這種愛僅僅是一個還沒有確定、純理性的設想，但是到了加爾文宗那裡，這種愛已經成為他們倫理系統中的一個鮮明標誌特點。兄弟之愛因為上帝的榮耀而存在，它的存在並不是為了服務於肉體，那麼這種兄弟之愛首先只能表現在人們在完成自然所給予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慢慢地，在完成這些工作的同時，人們又產生一種客觀、非人格化的特性：它只服務於我們社會的理性化組織，因為根據《聖經》中的啟示和人的自然直覺，我們可以感受到自己所處的這個極富意義的組織結構，以及整個宇宙都是上帝為了人類的方便而創造的，這樣一來，就使那些非人格化的社會勞動也顯得好像在為上帝的榮耀添磚加瓦，所以說，這種社會勞動也變成了上帝的意願。對於清教徒來說，將曾經折磨過其他人的神正論問題徹底摒除，以及消除一切關於世界與人生的意義的問題，是理所當然的；而對於猶太人來說，這樣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對所有非神秘主義類型的基督教會也如此，即使他們各自的理由並不相同。
加爾文主義在這種力量在同一方向上又增添了另一種趨勢。個人與倫理之間的衝突——也就是克爾凱廓爾所說的那種衝突——對加爾文教來講已經完全消失了，儘管加爾文教要求個人對一切宗教事務負責。現在我們暫時不去分析這一事實產生的原因，以及這一事實對加爾文主義政治和經濟的理性主義所產生的重大意義。加爾文教倫理學的功利主義特徵的根源就在於此，而且加爾文教對於職業思想的特點也出自這一事實。但是現在我們必須回到我們所關心的預定論學說上。
對我們而言，最具有決定性的問題是：在一個人們將來世生活看得不僅比現世生活更重要而且更確定的時代中，如何產生這一教義的呢？自己究竟是不是上帝的選民呢？這樣的問題遲早會出現在每一位信徒的面前，從而使其他一些原本感興趣的東西推倒次要位置上；還有一個問題：我怎樣確定自己是否正處在上帝的恩寵狀態下呢？就加爾文個人而言，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因為他認為自己是上帝親自挑選的代理人，而且深信自己受到了上帝的恩賜，自己的靈魂一定可以得救。
所以，對於前面這個如何確定自己是否成為了選民這一問題，在加爾文心裡只有唯一的答案：只要我們確定上帝已經做出了選擇，那麼我們就應該滿足，下一步就是依賴真實的信仰對上帝表示絕對的信任。在原則上，加爾文反對這種假設，也就是說，他認為一個人是不能通過另一個人的行動來判定自己是選民還是被罰入地獄的人。其實這是一種不正當的企圖探求上帝秘密的行為。那些被上帝罰入地獄的人與其他人並沒有外在的差別，選民的一切主觀感受，例如那種「神聖化了的滑稽精神」，即使是被上帝罰入地獄的人也同樣可以感受得到。但是有且只有一個例外：那些被上帝罰入地獄的人缺乏一種使人們產生期待的「決定性」和對上帝的篤信不疑。因此上帝的選民是、並且永遠是上帝的無形教會。
顯然，對於加爾文的追隨者來說，例如早期的貝扎，不可能持有這種態度，更具體地說，廣大的普通民眾都不會產生這種態度。對於他們來說，「唯一的確定性」，也就是受到恩寵狀態的可確知性，一直佔據著絕對者的重要地位。所以，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預定論受到人們的推崇，那麼衡量誰是上帝的選民的標準是否存在就成為了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這一問題在虔信派的發展中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實從某種程度上說，有時這個問題竟然成為虔信派的核心問題。但是，當我們考慮教義與聖餐儀式所產生的巨大的社會和政治重要性時，我們將會看到，整個十六世紀時期，除了虔信派，確定個人恩寵狀態的可能性曾帶來了多麼大的影響。例如，一個人是否獲得了參加聖餐的許可，完全取決於這一點，而聖餐卻又決定了這個人的社會地位的首要宗教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