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語裡，Beruf（職業、天職）一詞和英語中的calling（職業、神召），或多或少地暗示著一種宗教概念——上帝安排下來的任務。這並不會使人誤解，因為我們在具體情況下越強調這個詞的用法，它的概念就越明確。而且我們如果將這個詞放在文明語言的歷史中進行推敲的話，那麼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在以信仰天主教為主的民族的語言中，還是在古代民族的語言中，都沒有哪個詞語的含義與我們所知的「職業」——一種終生的任務，一種確定的工作領域——相似，但是在所有信奉新教的民族中，這個詞卻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進一步說，這個詞其實並不是源於有關語言的倫理特點，例如，這個詞就不是什麼德意志精神的產物，相反的是，它現在的常用意卻是來自《聖經》的譯文，並且它所體現的並不是《聖經》的原文，而是譯者自己的精神情感。在路德翻譯的《聖經》裡，這個詞的普遍含義最先出現在西拉著的《智慧書》（第十一章、第二十和二十一節）中。從那以後，這個詞便迅速地在所有新教民族的日常語言中形成了今天的含義。但是在此之前，所有世俗作品，甚至宗教著作中，沒有一處提到過這個詞的含義，據我瞭解，這個詞的含義僅僅出自德國一位神秘主義者的著作中，而這個人對路德的影響也是眾所周知的。
不僅這個詞的含義是新的，這種觀念也是新的，它們都是宗教改革的結果。這大概是一般常識。職業概念中有一些是對人們日常活動的肯定評價，而早在中世紀，甚至在古希臘晚期，關於這種肯定評價的一些暗示就已經出現了，當然這是一種無法改變的事實。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還會具體談到。可是，有一點無疑是新穎的，即個人道德活動所採取的最高形式，應該算是對自己履行世俗事務的義務進行的評價。正是由於這一點，日常的世俗活動也具備了宗教意義，而且在此基礎上人們第一次提出職業的思想。從而這種職業思想便形成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所允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並不是要人們經過苦修禁慾主義來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們完成自己在現世中所處的地位所賦予的責任和義務。這可以算是他的天職。
作為改革家而活動的路德在最初十年中將這一思想發展起來了。剛開始，路德的思想同中世紀流行的那些傳統，如以托馬斯·阿奎那為代表的思想基本相同，他也認為世俗的所有活動僅僅是肉體的事，雖然它們體現的是上帝的意志。儘管世俗的活動在信徒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可是世俗活動本身卻和吃飯、喝水一樣，在道德上只能算作是中性。但是隨著「唯一的信仰」（solafide）思想的日益發展，其結果必然演變成激烈地強調，那些反對獻身於魔鬼的天主教修道士對「福音書的曲解」，從而職業概念的重要性也就漸漸增強了。
路德認為，那些修道士的生活不僅是毫無價值，不能成為在上帝面前為自己辯護的理由，而且他們放棄現世的義務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責任的。在他看來，履行職業的勞動是胞愛的外在表現。他利用以勞動分工迫使每一個人為他人工作這一事實對其做出了證明，可是，他的這種觀點過於天真了，就同一問題，他的這種理論與亞當·斯密的著名論述形成了一種奇特的對照。然而，這種在本質上顯然是經院式的主張卻迅速消失了，而那種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認為履行世俗義務是上帝允許的唯一生存方式的論述卻被人們保留了下來，並且受到了高度重視。這種生存方式——唯有這種方式——是上帝的意願，因此，任何一種正統的職業在上帝那裡都獲得了完全同等的價值。
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後果之一就是對世俗活動的道德辯護，而其中路德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都是毫無疑義的，甚至可以說是老生常談。這種觀點已經隱含了世俗與宗教兩方面內容。它並不像巴斯噶沉思中那種對所有世俗活動的刻骨仇恨。巴斯噶認為，一切世俗活動只能簡單地被理解為無價值的或狡詐的低級表現，並且，這種態度與耶穌會士那種為了功利而與世俗妥協的自由態度相差甚遠。那麼新教的這一成就具體有什麼樣的意義，對此人們理解得並不清楚，而只是存在一種模糊的感覺。
首先，我們不必強調一點，那就是路德不具備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那種意義上的，或者其它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精神。現如今，不管哪一個熱切地讚頌宗教改革這一雄偉的成就的宗教派別，都不會在因為某種意義而表示出對資本主義的支持。毫無疑問，路德本人一定堅決否認自己的觀點與富蘭克林的有絲毫關係。當然，我們不可以將他當時對福格家族之類的抱怨作為這種說法的例證。因為在十六、十七世紀，反對大專利貿易商行的特權地位——法律上的或者實際上的特權地位——的鬥爭，基本上可以和近代反對托拉斯的運動相比了，而且，這種說法已經是最正確的了，因為鬥爭本身就體現著傳統觀念。
在反對那些備受英國國教，英、法國王和國會保護的倫巴德街金融家、專利者、投機商和銀行家的過程中，清教徒和胡格諾派都進行了最艱苦的鬥爭。1650年9月，鄧巴戰役爆發後，克倫威爾給長期國會寫了封信，信中說：「懇請國會對各行業中的弊端實施改革措施：如果誰要以多數人的受窮換取少數人的富有的話，那麼這種想法必然與共和政體不符。」不管怎樣，我們發現，克倫威爾所遵循的思想路線是一條很特殊路線，即推行資本主義的思想路線；另一方面，與晚期經院主義相比，路德曾提出的對高利貸或任何形式利息的反對論述也體現出一種落後的關於資本主義獲利本質的思想，尤其是早已被佛羅倫薩的安東尼批駁過的那種金錢無意義的說法。
對此沒有必要詳細探究。因為首先，在宗教意義上，職業觀念對世俗活動所產生的影響往往被人解釋成許多不同的含義。它與天主教的態度存在差異，因為宗教改革本身就是有組織地去從事一項具有職業性質的世俗勞動，從而受到越來越高的道德重視和越來越多的教會許可。而這種變化的職業觀念的進一步發展，則取決於各個新教教會自身的發展。路德認為，他的這份天職的思想來自於《聖經》的權威，可是從總體上講，《聖經》的權威卻有利於傳統主義的解釋。尤其是《舊約》，雖然在真正的先知書裡面對超越世俗道德方面沒有任何表示，即使有也是一些零散的暗示或跡象，但是這裡面卻包含了一種在這種傳統主義意義上的宗教觀念。人人都應該安守於自己的生活，讓那些不相信神的人去無畏地追求物質利益吧，所有直接與世俗活動有關的話的核心意義這在於此。
直到猶太法典出現時，才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一些不同的觀點，可是這些觀點雖然在當時並沒有作為主要思想。「請賜給我們每天的食物」，這是典型的古代東方式的祈求。用一種古典的純粹形式將耶穌本人的態度表示出來。這種對現世的激烈拒斥的因素，已經將近代職業觀念是建立在耶穌本人同意的基礎上的可能性排除了。《新約》裡所講的使徒時期，尤其是聖·保羅時期，基督徒往往對世俗活動報有一種冷漠的態度，或者說至少是保持了傳統主義的看法；因為最初幾代的基督徒對世界末日懷有極大的盼望。如果人人都只是等待主的降臨，那麼他們除了留在原地，將上帝給他安排好的世俗職業保住，然後同平時一樣按部就班地勞動，除此之外沒有其它事可做，這樣一來，這種人就不會成為別人施捨的對象，而只會給同胞增加負擔。路德在閱讀《聖經》時有他自己的觀點，1518—1530年正是他的思想不斷發展的時期，但是他在這一點上不僅堅守傳統主義，而且對此的信念越來越強烈。
路德在從事改革活動的最初幾年裡，由於他將職業看作是肉體上的活動，從世俗活動的形式上說，他的這種思想與《新約·哥林多前書》（第七章十七節）中保羅的那種對現世漠視的末世論觀點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無論什麼行業，人們都能夠獲救。只是注重職業的表現形式，在人們短暫的朝聖旅途中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這樣一來，那些對超出個人需要的物質利益不斷追逐的人，必然是沒有得到上帝的恩典的人；很明顯，物質利益只有通過犧牲他人的利益才能獲得，因此這樣的人會遭到直接的譴責。隨著路德漸漸深入瑣碎的世俗事務後，他對世俗活動的評價卻越來越高。但是在個人從事的具體職業中，他認為按照神的意願為別人安排其特定的義務是履行上帝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