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通常都會認為，這些人的道德品格實際上與倫理準則一點關係也沒有；更不會與宗教觀念有聯繫；最重要的是它們之間存在著消極地基本關係。他們能夠取得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具備一種從傳統中解脫出來的本領，也就是所謂的自由啟蒙精神。但是在今天，這種情形是不存在的。宗教信仰與宗教行為之間並不存在任何關係，就算在特殊情況下會產生這種關係，也只是一種否定關係，在德國就是如此。如今，那些具有資本主義精神的人，即便對教會並不存在敵視的態度，但也是漠不關心的。他們積極向上的本性是不會被虔誠而乏味地思念天國左右。
宗教對他們而言，就好像是一種誘導他們脫離勞動的手段。他們為何會進行這種毫無意義的活動呢？為什麼他們總是不滿足於自己已經擁有的一切呢？他們為什麼總是對所有世俗的人生觀無動於衷呢？如果他們思考過這些問題的話，應該會這樣回答：「為了供養子孫後代」。但是這並不是他們所獨有的動機，傳統主義者也具有這樣的動機。所以，在大多數場合下，更簡單更正確的回答是：連續不斷的工作已經成為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也許是唯一的動機，但是，從個人幸福的觀點來看，也同時表達了這種生活是多麼的不合理。在現實生活中，事業才是他生存的動力，而不是因為生存才來經營事業的。
當然，僅僅依靠對財富的追求，從而獲得權力和聲譽的慾望也在起作用。一旦整個民族都轉變為嚮往巨額財富的時候，這種巨額數量的浪漫對那些具有詩人氣質的商人就沒有任何吸引力了，美國就是這樣。但是一般情況下，這種觀念是不會吸引那些真正的領導人的，更不會吸引那些成功的企業家們。不過，總有一部分商人喜歡倚仗世襲財產和貴族封號；他們不但會將自己的兒子送進學院、官場；還會自身的行為來掩蓋自己的出身。事實上，德國在資本主義下產生的暴發戶正是這些頹廢思想下的產物。
那些接受過文化熏陶的不斷向上攀登的人，與資本主義企業家理想的類型並沒有關係。在德國也會不時地出現一些具備這類思想的傑出代表。這類企業家總是會注意避免花費一些不必要的開銷，他們從不自吹自擂，從不會因為自己的權力而目中無人。他們反而會為了自己的名譽感到難為情。換句話說，他們的生活方式常常具有某種禁慾的傾向（這一歷史事實我們會進一步作詳細的研究），在富蘭克林的訓誡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這一點。他們具備的品質比起富蘭克林所提出的更為誠懇，更為高貴。實際上，這種情況經常見到，幾乎已經形成一種慣例了。他們的財富除了為他們帶來克盡職守這種不合理的感覺之外，再也沒有任何好處。
對資本主義前時期的人來說，他們是那樣的難以捉摸、不可理喻；那樣的面目可憎，荒誕不羈。在他們看來，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賺錢，然後帶著財富走進墳墓。而這一切只能擁「拜金欲」來解釋。
個人主義的政治、法律和經濟制度，具備經濟秩序獨有的組織形式以及總體結構形式。在這種體制下，資本主義精神就像人們說的那樣，是純粹的適應的結果。就像之前說過的那樣，資本主義制度必須對賺錢這一事業獻身。只有這種對待物質財富的態度才適應與這一制度；而且它對在經濟鬥爭中求得生存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這種謀利的生活方式與任何一種單一的世界觀已經沒有必要的聯繫了。事實上，資本主義制度已經不再求助於任何宗教力量的支持了。但是，即使到了今天，我們還是能夠感受到宗教仍然影響著經濟；只是這種不恰當的干預已經沒有任何威脅力了；反倒是國家制定的規章制度對經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面對這種情況，人們的觀點的確被商業利益和社會利益左右著。如果不能適應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就必然會失敗。然而，近代資本主義已經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已經脫離了舊有支柱時代的現象。但是，除非近代資本主義與國家的強大力量聯合起來，才能將中世紀經濟準則中那些陳舊、迂腐的形式摧毀。我們暫且可以這樣說，近代資本主義與宗教力量之間的關係大體上也就是這樣。
目前，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考察：在什麼意義上才會出現這種情形。如果把賺錢當作是每一個都必須追求的目的，或者看作是一項職業，那麼，這種觀念就會與那時的倫理道德背道而馳。這一點是不需要用事例來證明的。「你們很難使上帝滿意」（Deoplacerevixpofest）已經與教會法規合而為一，並得到認可，直接用於評判商人的法則了。聖·托馬斯就曾說過，追求財富的這種慾望是卑鄙無恥的（這種說法，還被用來指責那些不可避免的在倫理道德中完全獲利的活動）。在當時他的觀點被奉為真理。而且，這一教義就像福音書中記載利益那一章節一樣，同樣被視為真理。因此，與大多數人那種更加強烈地反對賺錢的觀點相比較，這一教義反而妥協與天主教義持有的論調。但是，在意大利這樣的城市，教會與這些財政勢力已經建立起非常密切政治關係了。然而，不論這一教義是否真正調節了實際情況，人們的倫理道德仍舊沒有被徹底征服過（例如，佛羅倫薩的安東尼就是如此）。為獲利而獲利歸根結底都是一種無恥的行為，這種行為之所以被容忍，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現世生活存在一些不可改變的需求。
當時那些道德家，尤其是唯名論派的道德家，把發達的資本主義事業是為是不可避免的東西。他們還想試圖證明這些形式，尤其是商業形式的合理性。雖然，他們的內心存在疑惑，但是，他們還是能清楚地認識到，商人之所以勤奮是因為獲得高額利潤的關係，因此，這在他們眼中也是合法的，與道德平行的。但是，統治教義卻把資本主義這種獲利的精神視為是卑鄙無恥的，至少是不被倫理道德認可的。例如，本傑明·富蘭克林在當時所認為的那種倫理道德就無法讓人們接受。最重要的一點是，資本主義集團自身的態度就是這樣的。
只要他們始終依附與教會傳統，他們的終身事業不過只是道德上毫無建樹的東西，他們的事業雖然得到了認可，但是，與教會的高利貸的教義仍然存在矛盾。就這一點而言，對於拯救還是存在某種威脅的。幾乎所有的資料都顯示，富人們在臨終之際都會將巨額財產捐給教會，以此來彌補自己心靈上的愧疚。有的時候，他們甚至還將以往奪取的高額利息退還給債務人。所有這些情況，包括人們的教義傾向，以及其它傾向都遭到了否定，只有那些已經擺脫了傳統束縛的商業貴族除外。但是，即使是懷疑主義者，或者對教會不屑的人也不得不這麼做，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他們遭遇各種不幸。因為（根據以上人們所持有的觀點）對於教會戒律的終生順從，就可以保證他們起死回生。我們在這裡已經表達的很清楚了，他們認為自己的行為要麼與道德無關，要麼就是不道德的。
那麼，這種只是在倫理上得到認可的行為，如何才能轉變為本傑明·富蘭克林那種意義上的職業呢？我們從歷史事實中加以分析吧！當時極具資本主義特徵的是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的佛羅倫薩，這是一個具有強大政治勢力的貨幣市場和資本主義市場，這種態度在倫理道德上是不被認可的，最多只能得到容忍。但是，在十八世紀賓夕法尼亞那狹小的資產階級環境中，因為缺乏貨幣，商業經常被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狀態中去了。在那裡，幾乎看不見任何大型企業，只能看見一些初露端倪的銀行。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營利卻被視為道德行動的本質，甚至被當作是一種責任。在那裡，上層建築中物質狀況的反映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問題的關鍵所在是，對於那種明顯地將獲利視為一種職業，而每一個人又都覺得自己又自己的一套理論來說，這種職業的思想觀念有什麼背景呢？因為正是這種觀念為新的企業家提供了正確的道德基礎和理由。
大多數學者，尤其是索姆巴特，在他們那些卓有成效和富於見識的考察中，經濟理念被理解為現代經濟生活的顯著特徵。如果這種觀點是用來形容勞動生產力的擴張（這種擴張通過科學指導，從而脫離了個人的自然局限），那麼它是完完全全正確的。在技巧和經濟組織領域中，這種理念進程無疑代表了近代資產階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終生勞動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合乎理性地組織勞動，以求為人類提供產品。想要理解這一點，只要閱讀一下富蘭克林記載的，有關於自己努力謀求費城繁榮就一目瞭然了。當一個人為很多很多人提供就業機會，而且為自己家鄉的經濟發展提供幫助的時候，他自然就會非常自豪和喜悅。對於近代商人而言，這顯然滿足了他們的理想主義；相同的，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是：這種經濟必須依靠嚴格核算，從而富有遠見地追求它想要達到的經濟成功。這與農民追求基本生存是截然相反的，與行會師傅以及享受特權的傳統主義也是截然相反的。
因此，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可以理解為理性主義發展的一部分；同時，還能夠從理性主義對於生活問題的立場中演繹出來。在這種過程中，新教教派原本只能在這一範圍內加以考察，也就是：新教教派形成的理性哲學的發展階段。但是，所有貫徹這一論點的研究都表明，以這種簡單的方式問題並不會有任何成效。因為，理性主義的歷史已經表明了這一發展是行不通的。例如，私法的理性化如果是指對法律內容的邏輯簡化和重新組織，那麼這種理性化在羅馬法中已經達到了目前為止的最高程度。但是，這種私法的理性化，在經濟發達的國家中仍然非常落後。在英國，這種狀況是非常明顯的。法律社團的強大力量征服了羅馬法的復興。相反，南歐天主教國家中，羅馬法的復興一直有著崇高的地位。十八世紀的世俗理性哲學並不僅僅如此，甚至也並不主要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中受到愛戴。就算是在今天，伏爾泰的理論依然在羅馬天主教國家，被視為上層社會，更重要的是中產階級的共同財富。
最後，如果將現實理性主義理解為有意識地，從個人利益方面來評判世界的態度，那麼，這種世界觀不論是在現在還是在過去，都只被那些自由自在的民族擁有。意大利人和法國人就具有這樣一種心態。但是，我們已經確定了，這絕對不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天職而得以發展的土壤。事實上，我們可以完全依照不同的觀點，並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這一論點經常被人們遺忘，我們現在應該做的，是將它放置在所有試圖探討理性主義論文的開頭。理性主義實際上是一個歷史概念，它是一個由所有事物構成的完整的世界。我們的任務就是將理性思想這一特殊形態歸於某種精神產品，因為對於任何一種職業，以及在這種職業中所具備的勞動觀念都是從這裡體現出來的。正如我們看到的一樣，從純粹的幸福主義的個人利益來看，這種觀念是非理性的。但是，它從古至今都是資本主義文化最有特徵的一個因素。在這裡，我們最感興趣的是，存在於這種觀念中的、以及存在於所有職業觀念中的那一種不合理因素的起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