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任務是，研究這些宗教，歸結它們所呈現的或曾有過的特質；因為我們能夠通過這些特質找出形成以上描述的情況的原因。單從表面的現象看，根據人們通常具有的印象，不免對此種差異做出這樣的解釋：相對於新教，天主教更注重來世，它最高理想中的禁慾色彩更是顯著，因而信徒們會毫不為現世的利益所動。這種解釋正符合評價這兩個教派時的普遍傾向。對新教而言，這正好可以作為抨擊天主教生活方式中（無論是現實的還是想像的）禁慾思想的基礎；而對於天主教一方，這種解釋正好說明是新教將理想世俗化才使得世風日下。一位作家試圖用下述歸納來總結兩者對經濟生活的態度上的差異：「天主教徒更為平和，極少物慾；寧願過一輩子收入不高而簡樸寧靜的生活，也不願為獲得名利而整天尋求冒險與刺激，即使他們有這樣發財的機會。俗話說：『吃好睡好，二者不可兼得。』化用在這兩者身上，也就是新教徒樂於享受美食，而天主教徒則情願美美地睡上一覺。」
事實上，這種吃好睡好的慾望，並不能完全恰當地概括近代德國社會中的新教徒各種行為動機的特徵。但在過去，這種情形卻完全不同：荷蘭、英國、美國的清教徒的形象完全與聲色犬馬毫不沾邊。在後面地論述中我們將會認識到這點，這對我們的研究也極為重要。更加使人感到吃驚的是，法國地區的新教徒（其他地方的新教徒也一樣）在一定程度上長期甚至有些至今還保留著過去加爾文教派的典型特徵——尤其是那些被多次宗教鬥爭所磨礪出來的特質。但是（難道正是出於這種緣故？後面我們還將提到這一問題），眾所周知，這些特質也是促進當時法國的工業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並在宗教迫害時期也一直既往地發揮著影響。
假使我們能夠將這種宗教熱情以及宗教利益在教徒生活中所具有的支配地位稱來世精神，那麼如今的法國地區的加爾文教徒，仍然同過去一樣，其所具有的來世信仰與北日爾曼的天主教徒（就像宗教是所有民族都是至關緊要的事情一般，毫無疑問，天主教對後者也具有同樣的影響）比起來毫不遜色；兩者都在各自的領域內，以同樣的表現游離於主流宗教之外。在法國的天主教中，地位低下的教徒非常熱衷於世俗的享樂，而地位高的教徒則對宗教採取敵視的態度。而如今德國的新教徒也同樣專注於世俗的經濟生活，而本國的上層人物則對宗教極為冷淡。這一鮮明的對比十分清楚地表明：所謂的天主教的來世觀念，新教看重現世享樂，以及除此之外的諸多含混的說法都不足以對本書的任何問題作出完滿的解釋。採用如此含糊其辭的說法，根本無法解釋現實的情況，更無法對過去的真實情形作出一個合理的交代。假使有人想用這種說辭來解釋問題，那麼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種種見解之外，將會出現另外的綜合以上種種看法的推測：來世觀念、禁慾主義、宗教虔誠與講求實際利益的資本主義之間並沒有直接的衝突，兩者之間反而存在著一種極其密切的關係。
實際上，只要稍微留心觀察，基督教的許多靈魂人物都出自工商界，特別是那些最狂熱的虔信派信徒大多也是出身於此，這的確令人很吃驚。或許這可以解釋為不能適應商業生活的敏感本性對拜金主義的一種反動。就像阿西西人弗蘭西斯那樣，很多虔信派教徒也是用這樣的話來解釋他們的皈依過程的。與此相同，大資本家中，也有很多人（其中也包括西塞·羅茲這樣的人物）都出身於牧師家庭，這一引人注目的事實或許也能夠對他們所表現出的禁慾教養的反動作出解釋。但是，這種解釋卻不能說明一種非凡的資本主義商業意識為何會以各種形式滲入到同一個群體或集團中，與支配他們全部生活的最強烈的信仰共存。這一情況並非個案，在新教的漫漫歷史征程中，這些特質都為許多最重要的教會和教派所共有。尤其是加爾文教派，不管它身處何地，這種結合都是它最明顯的特徵。
在宗教改革的擴張時期，雖然法國胡格諾教（也包括其它新教信仰）的成員很少與一些特定的社會階層有關聯，然而入教的修道士和商人及手藝人卻特別多（特別是在宗教迫害時期）。這是非常獨特的，從某種意義來說也是十分典型的。就連西班牙人都知道，宗教異端（即荷蘭人的加爾文教）提倡貿易開放，這一觀點同在討論荷蘭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因時，威廉·佩蒂勳爵所提出的意見剛好吻合。而哥賽因則把加爾文教派的聚居地形象地稱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溫床。然而，即便是在這種情形下，有的人還認為，這些共同體所表現出的法國與荷蘭經濟文化的優越性，以及對瓦解傳統社會結構起了重大作用的圈地運動，都看成是決定性的因素。但正像我們從科爾貝特的鬥爭中所瞭解的，法國早在十六世紀時就已經是這樣了。甚至連奧地利這樣保守的國家都直接引進了信仰新教的手藝人，其它國家就更是如此了。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新教派別都在經濟方面表現突出。加爾文教派的影響力，甚至在德國也是最強大的；與其它教派相比，歸正宗（即加爾文宗）在促進資本主義精神發展方面似乎發揮了更大的作用，無論是在烏珀塔爾還是除它之外的地方都是如此。不管是從具體的事例，還是總體實力來做比較，加爾文教都比路德教的影響力大得多，特別是在烏珀塔爾。蘇格蘭的博克以及英國的大詩人濟慈，都曾強調過這些關係。除此之外，還有一項更為驚人的結合值得一提：即在某些信奉來世而又有雄厚資金的派系中，尤其是在公誼會派與門諾派中，宗教信徒的生活方式與卓越的經商手腕在他們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結合。在德國和荷蘭，門諾派起到了公誼會派在英國和北美相同的作用。在東普魯士，對待堅決不肯服兵役的門諾教徒，弗雷德裡克·威廉一世還是網開一面，因為這些人在促進工業的發展上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這只是能夠說明問題的許多事例中的一個，而結合這位君主的作風，未必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證。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在虔信派教徒身上，我們同樣也看到了這兩種特性完美的結合，可以說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
此外，萊茵河地區和卡爾夫的情況同樣值得關注。而在這篇導言性質的討論中，完全沒有必要堆砌如此多的實例。已經列舉的實例足以說明這樣的問題：艱苦勞動與積極進取的精神（或其他的什麼稱呼）的覺醒常常被歸功於新教的努力，但並非像一般的看法那樣是源於他們崇尚世俗的生活，或者也不應該片面地將其與啟蒙運動聯繫在起來。路德、加爾文、諾克斯、弗埃特這些舊日的新教與今日的進步生活之間，似乎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繫。在今天，即便是最狂熱的宗教信徒，也不會摒棄現代生活的一切方面——這恰恰是舊日新教共同厭惡的。倘若一定要從舊日的新教精神的特徵中找出一些與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的某些內在聯繫的話，不管怎樣尋找，都不可能從多少帶有唯物主義或者至少表現反禁慾色彩的現世生活享樂中找到答案，而體會其純粹的宗教特質才是正路。在談論英國人時，孟德斯鳩表示（《法意》第二十卷，第七章）：英國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即虔誠、商業和自由」。而他們在商業上的所取得輝煌成就與對自由政治制度的適應能力，難道不會以某種必然的方式同孟德斯鳩所指出的卓著的虔敬精神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嗎？
一旦以這種方式提出這一問題，大量存在的可能的聯繫便會模模糊糊出現在我們的腦海中。但鑒於史料之間存在多種多樣、錯綜複雜的聯繫，我們首要的任務就是盡量理清充斥於我們腦海中的這些模糊的東西，以作出明晰的闡釋。然而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必須剔除我們之前已經論述過的那些含混不清而籠統的概念，並竭盡所能地深入到歷史上存在過的基督教不同派別的宗教思想的特質與差異中去。
但是，在著手進行這項研究之前，還需要對我們試圖解讀的那些現象的歷史背景的獨特性作出分析，其次再討論在本書的研討範圍之內，這樣的分析存在什麼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