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稍稍瀏覽一下那些混雜著多種宗教成分的國家的就業情況統計表，就會很容易發現這樣一種狀況：在工商業界的經營者、資本所有者以及高級技工中，特別是在技術和經營方面受過良好訓練的人中，新教徒都佔了絕大一部分。在天主教的出版物和文獻中以及在德國天主教的會議上都對這一情況作過多次的討論。這與宗教、民族以及文化發展的差異狀況相一致（比如東部德意志人與波蘭人之間的狀況）。在別的地方，如果夠依照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切實改變社會中人口的分佈並優化就業結構，那麼，這一國的宗教派別的統計數據所反映的情況也會大致如此。越放手發展資本主義，這一改變的效果越顯著。
當然，在工商業界的經營者、資本所有者以及現代大型工商企業的高級技工中，新教徒佔絕大部分的事實，也有一部分歷史方面的因素。這些因素可以追溯到古代，那時宗教派別並不是經濟狀況的影響因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倒是經濟狀況的結果。要想獲得上述職業，通常都需要具備一定的資金，接受有償的教育與培訓，這兩者大多時候都需要同時具備。而這種情況按現在的狀況來說，只有掌握豐厚的遺產的人才具備，最起碼也要有充足的物質保障。在十六世紀，帝國某些經濟發達、資源豐富、環境優越的地區（尤其是富庶的城鎮）都成為新教的領域。時至今日，這一轉變的結果還使新教徒在現實的競爭中處於有利的位置。那麼這裡就出現了一個歷史性問題：那些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為何也是教會改革最初的擁護者？這個問題遠非我們想像得那麼容易做出解答。
從傳統經濟中解放出來，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增強了這一趨勢——以懷疑一切傳統統治的權威性的精神來質疑傳統宗教的尊嚴。但有一個重要的特點易於被人們所忽視：宗教改革並不意味著教會失去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的控制力，與此相反，另一種新型的控制力取代以前的手法。這表明廢棄一種鬆散而行之無效的傳統控制，進而樹立一種從私人空間到公共領域的全方位的行之有效的控制管理，這種方式既是使人無法忍受的、又是不得不被強制執行的。懲罰異教，寬恕罪人——天主教的這一教規一如先前那樣在今日的生活中得到切實的貫徹，現在也已受到了享受現代經濟利益的諸多民族的寬容；早在十五世紀之初，地球上最發達與富足的民族已然接受了這一教條。
而與之相反的另一種情形是，加爾文教派的教規，一如它在十六世紀的日內瓦與蘇格蘭、十六十七世紀之交的荷蘭大部分地區、十七世紀的新英格蘭以及英格蘭本土一段時間內所遭遇的那樣，成為一種在我們看來讓人難以容忍的對於個體的宗教控制——這同樣也是當時荷蘭、英格蘭、日內瓦等國的絕大多數的舊貴族的想法。在這些富足的地區，宗教改革者最不滿意的是教會對這裡的生活監督得太少，而不是太多。在當時那些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中的新興資產階級，不僅沒有對這種清教的專制統治產生任何的不滿情緒，而且從保衛這種專制的情緒中生發出一種英雄主義。而這種情況又該如何解釋呢？不可否認，在此之前，資產階級從未有過這種英雄主義的表現，此後也未有過。卡萊爾一語道破此中的深意：這是「我們唯一的具有英雄主義色彩的行動」。
然而更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在近代生活中，新教徒擁有較多的所有權與管理位置，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或許可以部分地歸咎於他們繼承了更多的財產。但這並不能解釋所有的問題。在此舉出幾個現實的例子：在巴登、巴伐利亞、匈牙利等地，可以看出天主教徒父母與新教徒父母之間，兩者為其子女提供高等教育種類的巨大差異。高等學校中，在校生與畢業生中的天主教徒所佔的比例，通常都低於他們在總人口數中所佔的比例；當然，他們繼承財產數額的差異也是造成這一狀況的一個重要的因素。然而在信天主教的畢業生中，畢業於專門培訓技術與工商業人才學校的人數，和畢業於一般職業學校的人數比例，都要低於新教徒。文科學校提供的人文教育是天主教徒最樂於接受的教育。但這並不能歸咎於繼承財產的差異，與此恰恰相反，這一狀況卻造成了很少有天主教徒從事資本主義商業活動的局面。
近代工業中，天主教徒在熟練工人中只佔少數，這一現象或許可以部分的歸咎於這樣一個令人注目的事實：毫無疑問，工廠中的大部分熟練工人都來自青年手工業者；而這種情況吸引了多數的新教徒而非天主教徒。在手工行業中，天主教徒更趨於採取一種保守的姿態，一直固守在本行業中，這也就意味著最終成為師傅；而被吸引到工廠充當工人的新教徒，則更多地處於熟練技工與管理人員的位置上。針對此種情況，只能歸結為這樣的原因：因受環境影響所形成的心理與精神特徵（在此是指整個家族和父母雙方家庭的宗教氣氛所認同的教育類型）決定了本人對職業的選擇，這也就決定了一生的職業方向。
天主教徒很少參與近代德國的經濟生活。此種表現與任何時代所呈現出的社會發展趨勢都背道而馳，因而更令人感到萬分驚訝。一般來說，那些少數民族或者少數派教徒被迫屈從於一個統治集團，因為他們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游離於政治影響之外，所以總會將自己異乎尋常的力量投入到經濟領域中。這一群體中最具有能力的成員都試圖在這一領域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以獲得認同，因為在政治領域，他們無法得到這樣的機會。顯而易見，俄國境內的波蘭人和東普魯士人就明確的證明了這點，他們在那裡擴張經濟勢力的速度遠比在本國發展的快。
在法國路易十四統治下的胡格諾教派，英國的非國教派與教友派，以及兩千年來一直如此的猶太人，都是這方面的典型。但是，德國的天主教徒顯然並未因社會地位與他們相同而具有同樣的想法。在以前，無論是在荷蘭還是在英格蘭，無論是遭受迫害還是放寬宗教政策時，在經濟領域，他們從未像新教徒那樣取得驚人的成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無論是作為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無論是作為多數派還是少數派，新教徒們（尤其是此後還將詳盡討論的宗教改革運動中的某些支系）都本能地呈現出一種對經濟理性主義的敏銳洞見；而在天主教徒身上，無論他們是處於以上描述的哪一種情形，都從未有過這種表現。因此，如果只從特定時期的外在政治歷史的大環境下來尋求造成兩者差異的原因，顯然是徒勞的，而宗教信仰永恆的內在特質才是解答這一問題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