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固定的市場良好協調的工業組織才是合理的，而不是那些與政治掛鉤、或盲目的投資贏利目的相適應；除此之外，西方資本主義還具備其他的特點。企業合理的現代組織形式如果沒有其它兩個重要條件的協作，將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兩個條件就是：將事務與家庭分離；建立與事務密切相關的合理的記賬方式；前一個條件支配著現代的經濟生活。實現工作地點與居住地點的分離，這種形式也同樣存在於其它地區，像東方社會的巴扎（即集市）和此種文化下產生的奴隸工場；而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的發展和賬本的使用在古代、遠東及近東都存在著。但較之現代企業的獨立，這只是一個小小的開端。這源於這種獨立性存在的前提：即我們合理的商業記賬式和法律上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的界定分離——這是他們完全不曾經歷過的，或者只是剛剛開始出現。在其他地方，曾存在使贏利企業成為皇室或具有家政性質的采邑業的一部分的趨勢，正像羅德布特所觀察到的那樣，這種形式表面上與西方的資本主義極其相似，實際上卻存在著本質的不同，甚至全然相反的發展歷程。
西方資本主義所具有的這些特點的重要意義在於其與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方式之間的緊密聯繫。即便是那些商業化、證券業的發展、投機的合理化、商品交換一類的活動都與之存在一定的聯繫。倘若沒有這種合理的資本主義的勞動形式，所有這一切特點都不可能具有如此重大的意義，特別是不會有與之結合而產生的現代西方社會結構。而精準的核算與謀劃也只有在自由勞動的基礎上才能實現。
要不是現代西方的存在，人們根本無從不知道合理的勞動組織形式，因而他們也根本無從知道合理的社會主義。儘管我們也不可否認，城市經濟、食物供給制度，君王的重商政策和福利制度，定額配給、經濟生活管制、保護主義，以及自由貿易理論在諸如中國這樣的國家中也同樣存在著；各種面目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試驗也很少進入人們的視野——無論是宗教的、家庭的還是軍事的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壟斷卡特爾或是消費者組織。
雖然各個地方都保有著市民的商業特權、行會、公司，以及用各種形式的城鄉法律差異來保護他們的利益，但除西方以外，「公民」這一概念仍未出現在其他國家，「資產階級」這一概念也同樣如此。與此種情況相同，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也同樣不存在，因為這一階級存在的前提是有固定紀律約束的合理的勞動組織形式。可以這樣說，在世界各地，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地主與農奴或佃農之間，貿易組織與消費者或貴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時無刻不在以各種方式存在著；然而西方早在中世紀就已存在的僱傭者與其工人之間的階級鬥爭，如今在其它地方卻只是剛開了個頭；而大資本家同自由勞動者之間的階級衝突在這些地方全然不曾出現過，因此也就根本談不上諸如社會主義這樣的現代問題。
從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使只從純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資本主義活動發展的本身（在不同文化領域這種發展只有形式上的差別）也不是我們要注意的關鍵問題；而問題的關鍵在於：以自由合理的勞動組織形式為特徵的理性的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或者單純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即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興起與其特點的問題。毫無疑問，資本主義勞動組織形式的起源與此問題密切相關，可兩者並不是一回事。這是因為，作為一個階級，早在近代資本主義的形態出現之前，資產階級就已經存在了——儘管只存在於西半球。
從表面上看，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形態從始至終都受到科技發展可能性的影響。而其合理性實質上也依托於技術因素的質量，這也意味著其也依賴於數學和精準的物理實驗為基礎的現代自然科學。而從另一面來看，這些科學技術的發展又從實際的經濟應用中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而獲益匪淺，但這些實惠並不是西方科學起源的重要促成因素。發明十進位制計算的印度沿用著這種計算方法和代數知識，然而這種古老的算術只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得到了發展與應用，成為現代算術與簿記法，而其發明國卻並沒有將它發揚光大。雖然資本主義的利益驅動並不是數學與機械學產生的根本動因，但實際與人民生活緊密相關的科學技術的應用，則的確需要通過經濟方面的考慮，而這種觀念也確實促進了西方科技的發展與應用，並且是從西方所特有的社會結構中衍生出來的。那麼，人們或許要發出這樣的疑問：在這種西方特有的社會結構中，並非所有的因素都同等重要，那麼這一促進作用又源於哪些因素呢？
毫無疑問，法律與行政機關的合理建構是這些發揮促進作用的因素中至關重要的兩點。發展近代理性資本主義不僅需要先進的科學技術的支持，完善的法律體系與高效率的照章辦事的行政機構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沒有這項因素的管理與調節，雖然也會存在投機性質的資本主義及各種受到政治因素制約的資本主義，然而卻絕不可能產生私人創辦的、具有固定資產和財務審核制度的合理企業。這種法律制體與高效能的行政機關只在西方社會才處於一種相對完善的狀態，而一直促進著國家經濟的發展。那麼，基於什麼樣的條件才可能產生這樣一種合理的法律體系呢？和其他情況一樣，資本主義的利益與那些受過專業訓練的司法階級的利益並不衝突，後者可以借助前者的力量在法律與行政機關中取得統治地位，但並非是促成的主要因素。因為法律並不是源於這些利益本身，來自各個方向力量的合力促成了這一體系的發展與完善。但在印度和中國，資本主義的利益為何沒有起到同樣的作用呢？這兩國的科學、藝術、政治、經濟方面的發展也沒有朝向近代西方所特有的合理化發展方向呢？
以上論述的情況與提出的問題，事實上是有關西方文明特有的理性主義的問題。當今社會，許多截然相反的現象都可通過這一術語得到合理的解釋。以下的內容將會詳細地表明這兩個方面。舉個例子來說，對於其他生活範圍而言，神秘的觀照是一種非理性的心態，但從我們這方面來看卻是理性化的，一如理性化的技術、理性化的生活、理性化的科學研究、理性化的軍事訓練、理性化的法律與行政機關。不僅如此，這些領域都可被量化，按照不同的終極價值和目標加以變化調整，所以一樣事物可能會呈現不同的面，關鍵是以什麼樣的觀點來看它。因而社會生活的各個部門與各個領域早已存在諸多形式的理性化了；如果想從文化歷史的觀點來解釋其中的差異性，那麼首先要瞭解哪些部門已實現理性化以及今後的發展方向。
當務之急，便是要發現並從發生學的角度闡釋西方理性主義特有的性質，再從這一點出發，解釋說明近代西方形態的特性。不過還應該考慮到經濟方面的因素，前面我們已經說明了經濟因素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反作用力。儘管經濟理性主義的發展並不完全依托於理性的技術與法律，但當要實施一些實際的理性行動時卻要借助於人為的力量。倘若這些理性的行動受到精神因素的阻礙，那麼理性經濟行動的發展必然會受到嚴重的來自內部的阻力。各種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基於這些力量所形成的有關責任的倫理道德觀念，一直都對行動發生著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在本作中也收錄了兩篇與此有關的論文。
從一般的情況來看，某種宗教觀念對於一種經濟精神發展所起到的作用，或者所形成的一種經濟制度的精神氣質都是難以把握的問題。本著開篇的兩篇舊文，即力求抓住一項重點探究問題的一個方面。在文中，我們要解決的是近代經濟生活的精神同懲忿禁慾的新教倫理觀念之間的聯繫。而我們在此所論述的還僅僅只是因果關係鏈條中的一個小小的環節。隨後幾篇是有關世界幾大宗教的經濟倫理觀方面的論文，在對這些宗教與經濟生活之間的聯繫，以及與它們的受眾階層間的聯繫進行一番概述後，圈定必要的範圍進行這兩種因果聯繫的詳細研究，從中找出可與西方發展相較的要點。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通過西方宗教的經濟倫理觀念，在對西方與東方宗教差異做出比較與評價時，使之達到一個大致相符的程度。這些研究論文簡明扼要，也並不想標榜自己對各種文化作了全面的分析。而在每一種文化的研究中，我們都著重於該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互異的因素。所有論文都被限定於從這一觀點來分析理解西方文化有研究價值的問題。從我們的這一主旨出發，似乎並不需要任何其它的步驟。但為了避免產生歧義，在此我們必須著重強調目的的限制。
再者，我們必須對那些尚未入門的讀者提出告誡：不要隨意誇大這些考察的重要性。毫無疑問，那些印度學家、漢學家、閃米特學家以及埃及學家們都已經掌握了這些事實，而我們力求在核心的問題上不出現常識性的錯誤。因為我本人並不是這方面的行家，只是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靠近這一理想，至於結果如何，我就無從知曉了。很顯然，倘若一名學者不得不依賴於各種譯文、碑銘、文獻資料和文學作品，那麼對自己所依賴的一部並不權威的專著也無法做出客觀的評判。這樣一個著述者應對自己的著作採取謙遜的態度，而且目前能夠找到的第一手資料（即各種碑銘和文件）的譯文數量，特別是研究中國的資料更是少得可憐，所以就更應當以謙遜的態度看待自己著作的價值。
綜合以上的種種原因，使得我們的研究——特別是論述亞洲的部分具有暫時性，有待專家做出最終的評判。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有人抱定這一目的，從這一觀點進行專門的文化比較研究，因而我們才集結了這方面的專論。但即便沒有上述種種因由，這些研究成果也將注定被更替——因為這是科學進步的階梯。但不論這種比較研究將會招致怎樣的非議，對其他專門領域的冒犯都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們也必須以負責的態度對待由此產生的種種後果。不管我們的努力有無收穫，都只好任由他人評說了。
知識界的風尚與熱忱或許會讓我們認可專家無用論，或者認為專家的存在只是預言家炫耀能力的附庸品。幾乎所有科學都有某些成就需要歸功於一些外行的突發奇想。然而一味地把淺薄的涉獵當作促進科學發展的第一要素則會將科學引上絕路。電影院更適合這些渴望直觀的人，儘管在現實的研究領域，也可以通過各類著述的文學形式滿足他這一要求。抱持這樣一種態度的人，與那些嚴謹的研究目的相去甚遠。此外我還想補充一點，宗教集會更適合那些想聽布道的人。在此比較了各種文化的相對價值，但我在正文中不予論述。人類的命運，的確會讓一個初窺其面目的人感到驚奇不已，但將自己那些微不足道的意見隱藏起來才是明智之舉，如同一個人在看到浩瀚大海或雄偉山峰時所表現出的那樣，除非他覺得自己用藝術或預言的方式來抒發感情是件責無旁貸的事。更多的時候，長篇大論地討論直覺感知意味著對自己無知的一種掩飾，這同樣也體現了對人本身的認識。
在本著中，一直未充分利用人種學的相關資料。毫無疑問，要想進行真正徹底的考察，這種資料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對亞洲宗教的考察研究中。對於這點，需要在此作些解釋。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局限，除了作者的能力有限外，本著作中所收錄的論文，還肩負著研究代表各自國家文化的各階層的宗教倫理的使命。我們最為關注的是它們的行動持續發生的作用，所以必然會存在這方面的缺陷。只有當此種行動需要與人種學和民俗學所提供的客觀事實進行比較時，後者所發揮的作用才會完全顯露出來。所以，我們不僅承認而且還要明確強調：人種學家們完全有理由和責任提出不同的意見。我希望能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對這一領域作系統的調查和研究。但這一工作的考察範圍也將會大大超出原有的嚴格的界定。所以我們只能盡力闡釋那些與西方宗教進行比較的重點。
在最後，與此相關的人類學方面的問題也需要說明一下。現實世界的變化已經多次證明：在西方，甚至是更大的範圍，某些形式的理性化已經在迥然不同的文化領域中得到了發展。所以將遺傳差異的因素考慮在內也是必然的事。生物遺傳因素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我承認自己比較傾向於這種看法。雖然在人類學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這些成果對本著作所研究的主題到底有多大的幫助，目前我仍沒有發現一個精準甚或是近似的測度。社會學研究和歷史學研究的首要任務，必然是依照它們對環境的反應做出的滿意解釋，來分析其中所有的影響與因果關係。只有當人種神經病學與心理學的發展大大超越了目前的起始階段的水平，我們才可能對這一問題做出圓滿的解釋。不過就目前的狀況來看，這一目標的定立尚有些好高騖遠的意味。因而在此侈談遺傳問題就等於自覺地放棄了提高現有認識的機會，將問題的討論轉移到了一些毫無疑義地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