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浸淫於歐洲近代文明的人，在研究那些現代歷史的問題時，都不免會撫躬自問：那些僅在西方文明中顯現出來的典型的文化現象——就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產生於具有普遍意義和價值的發展中的現象，究竟是哪些事件的合力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呢？
科學也只有在西方才能經歷這樣一個發展時期，使得當代的人們一致公認它的合法性與有效性。而知識經驗的總結、對無限宇宙和生命存在的思索，以及對高深的哲學和神秘的神學敏銳的洞見，都未包括在科學的範疇之內。（一項成熟神學的發展總要歸功於希臘文化下的基督教的影響，而伊斯蘭教與幾個印度教派中都不存在這樣成熟的神學）。簡而言之，堪稱精髓的知識和觀察在別的地區也都存在，特別是印度、中國、巴比倫和埃及這幾個國家；然而，埃及或別的什麼地方的天文學並不具有古希臘人所獲得的那種數學基礎（這也令這些地區的天文學更為發達）；印度的幾何學甚至根本沒有推理的證明，而這正是希臘文明的另一種產物，現代力學與物理學的發展也源於此：雖然印度的自然科學長於實物觀察，卻缺乏實證的的方法——若避開遠古時代的源頭不談，這種實證論就如同近代的實驗室一般，差不多都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產品；因此醫學（特別是印度的）雖然在實踐經驗豐富，可並沒有形成系統的生物學特別是生化學。一種理性的化學，除了西方，其他任何地區都未見其蹤影。
有著高度發達的史學的中國，卻並不具備修昔底德的方法；即便像印度這樣有著馬基雅維裡這位先驅者的國家，其政治思想都不缺乏可與亞里士多德的方法論相提並論的系統方法，而且也未形成較為客觀的概念。無論是印度（彌曼差派）的預言，還是在近東最大規模的法典整理中，或是印度以及別的國家的法律著作中，都沒有嚴謹的已成系統地思想形式，而對於羅馬法以及衍生出的西方法律來說，這種形式卻是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東西。而諸如教會法規這類具有系統結構的法規也只存在於西方。
藝術領域也同樣如此。別的民族對於音樂的感受能力或許比我們更為敏銳，絕非比我們略遜一籌。在地球的各個角落裡都存在著復調音樂；樂器的合奏和多聲部的唱法也不僅僅為西方所有；我們現在那些所謂的合理音節，早已是世人皆知的；然而合理又和諧的音樂（多聲部與和聲也包括其中）；半音與等音（這裡指的並不是五線譜上的符號，而是自文藝復興以來根據和聲解釋的那種）、以絃樂四重奏為核心的管絃樂、低音伴奏、記譜系統（它實現了現代音樂的譜寫與演奏，並能夠流傳後世）、奏鳴曲、交響樂和歌劇，以及作為基本表現手段的風琴、鋼琴、小提琴……，這一切的一切，都只為西方所特有，雖然標題音樂、音樂文學、全音和半音的結合早在傳統音樂中就已經存在了。
在建築領域，古代和亞洲的各地都一直沿用尖頂作為拱門的裝飾；尖頂與橫圓拱頂的組合，在東方也有所耳聞。不過，採用哥特式拱頂分散壓力，覆蓋所有空間的手段，並將其強化為建構雄渾建築物的基本原則、並使之成為中世紀繪畫與創造雕塑的一種風格，這在其他地方都是不多見的。但西方建築學的技術也確實源於東方。
不過東方的建築技術並未解決圓頂的問題，同時也沒有那種合乎一切藝術要求的經典意義的的合理化類型（在繪畫藝術中即是指合理利用線條與空間透視）——直至文藝復興的出現。印刷術在中國古已有之；可單純通過付印而成為一種印刷品（報紙與期刊即是）卻是在西方出現的。在中國和伊斯蘭世界，早已存在著各種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而其中一些機構上的職能甚至可與現代的大學或學院相比；但是一種合理化、系統化、專門化的科學探索，以及對專業人員的培養職能，也只有在西方的教育中出現，正因為如此，才使得西方文化成為當今世界的主流文化。這首先表現在那些高素質的公務員身上，他們已成為西方國家的經濟與生活的雙重支柱。公務員已成為一種獨特的類型——或許以前的人曾經暢想過這種情形，然而遠未料到這類人會在社會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當然了，即便是高素質的公務員，也是多彩社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然而，西方國家比其他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更深刻的認識到這一點：一個國家的存在，其政治、經濟的狀況與發展完全依托於一個經過特殊訓練與篩選的嚴密的系統組織；社會的運轉與社會成員的生活步調，已為那些在商業上、技術上以及法律上受過嚴格訓練的政府公務員所掌握。
在封建社會的各個階級中，政治集團與社會集團的組織都是同樣的系統。但西方意義上的「朕即國家」式的封建社會形式只為我們西方所特有。而由定期選舉的議員組成的議會、而由向議會負責的民眾領袖、政黨主席擔任的部長所組成的政府尤其是我們獨有的政體。但從把持政治權力、統治國家這種意義上看，全世界都是同樣的情形。事實上，倘若「國家」指的是一個擁有系統憲法與成文法律、並由一個受法律限制和約束、由高素質的公務員所管理的政治聯合體，那麼具備這些特製的國家也只存在於西方，當然，其他形式的政治體系也同樣能夠組成國家。
這也使「資本主義」——決定當代人生活命運的力量得以產生和發展。追逐金錢利益——這本身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產物。這種物慾只會存在於人類自身，侍從、車伕、藝術家、妓女、貪官、士兵、貴族、十字軍、賭徒、乞丐……一切時代、一切國家的所有的成員，無論有無實現這種慾望的可能性，這種慾望都存在。在文化史的學習過程中，人們從一開始就應該丟棄這種對資本主義的看法。對物質的慾望並不是資本主義，更勿論資本主義的精神。還不如說，資本主義在緩解甚至是抑制這種非理性慾望的作用上表現得更為突出些。但資本主義確實是通過持續的、合理的商業活動來產生利潤並使利潤再生——這是資本主義存在的基礎：在一個具備成熟資本主義秩序的社會中，如果有哪一家企業不是積極利用各種機會賺取利潤，那麼它是注定會垮掉的。
讓我們為「資本主義」做一個更為精煉的界定吧。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即是一種依賴於交換機制以謀取利潤的行為，或者說是一種依賴於形式上的公平交易的行為。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實際中通過暴力牟取利潤，自有其法則，雖然人們會不自覺地將它與上述定義的行為放到一起做比較，實際上這樣做並沒有意義。只要資本主義形式下的獲利行為是合理的，那麼與之相關的行為總要根據成本來行事。也就是說交易要適合於這種方式，利用商品或勞務關係作為獲利手段：當一個商業週期結束的時候，企業實際收穫的貨幣資產，或是門下所有正在營業的企業資產的定期估算貨幣價值一定要超過資本，也就是交換中盈利的物質生產資料的估算價值。無論它是交付給旅行商人的定量成品，還是以廠房、機械、現金、原料，和用於抵償的製成品或半成品構成的製造業企業，在這一點上都毫無差別。
在任何時候都具有重要意義的事實是，以貨幣形式進行資本核算，在任何時代都體現著重要意義——不管是用現代的記帳方法，還是用其它原始或粗野的方法。總而言之，收支問題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考慮的：事業的起步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決斷之前要細細衡量一番，以確保「有利可圖」；在任務完成時，要討論收支估價以確定利潤的數額。舉個例子：一項克門達（Commenda）交易的資產商定貨幣價值（在資產未以貨幣形式存在時）將由起始收支所決定，而最終的收支將形成一種估價，這也是進行利潤與虧損分配估價基礎。為確保交易的合理性，交易的合作者將仔細核算每一個細節，儘管並不存在絕對精確的核算或者估價。以純粹的方式進行，或者是沿襲原有便捷的方式進行交易——即便是在當代的社會，這種原則也仍然適用於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企業。然而，這只對資本主義獲利方式合理的程度產生影響而已。
之所以要界定這一定義，主要是為了強調經濟行為要符合收入與支出的比較，至於比較的方式，則沒有什麼限制。因而從這樣一種意義上來說，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企業——即便已具備相當完善的資本主義核算制度——在現存的經濟文獻裡，在我們已知的文明國家中都是存在著的，在四大文明古國、古代的地中海一帶、中世紀以及近代都一直延續著。這種冒險事業並非是孤立的，而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斷完善自身。但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計較其他的因素，貿易並沒有像現代這樣的方式持續進行，而是表現為一連串獨立的事業。大筆的商貿活動只是由某種特定的組織形成，像通過部門組織的形式。總而言之，資本主義企業與資本家古已有之，並且是全世界範圍的。
但只有西方社會使之發揚光大。不僅數量可觀，而且隨著數量的增長，還產生了許多種形式和方向——這是在其他地區都未曾出現的。不可否認，世界各地一直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商人，像批發商和零售商，地域性商人和跨國商人；也一直存在著各種借貸形式，為商業提供服務的銀行同時存在著；航海借貸、克門達、交易以及與有限公司和無限公司（Kommanditgesellschaft）相類似的聯合體，甚至也成為了一項常見的商業形式；不管是什麼時代，只要一直存在著公眾團體的財源，貸款人就不會消亡。
比如在巴比倫、希臘、印度、中國、羅馬等國家，這些貸款人總在投資戰爭與海盜事業，並為各種合同與創新活動提供贊助；也正是這些人充任著殖民企業家。通過各種手段強迫奴隸勞動的種植園主的利益同樣影響著對外政策的制訂、佔有土地租用權、行政機構，同時也是當地政府的稅收大戶；他們投資政黨競選，獲取政治資本；為僱傭軍隊提供資金，從中牟利。總而言之，他們從來不會放過任何攫取金錢的投機活動，從不放過任何一次盈利機會。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存在著這種具有冒險精神的企業家。除了投資、信貸、銀行交易之外，他們的活動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一種投機倒把，或者趨向於憑借暴力以獲取資本，特別體現在劫掠貨品上——不管這種戰利品是直接通過戰爭還是長期劫掠附屬國的財政收入的形式以獲取的。
無論是商業發家者、大型的投機商，還是特許經營權的獵取者，他們賴以積累財富的手段都是資本主義以及近代的、甚至是和平時期的金融資本主義（特別是熱衷於發戰爭財的資本主義）。即便是現代西方社會，這種非理性的作為仍然存在；直到今天，大型的跨國貿易在一些方面仍像往時那樣存在非理性的成分。
與此同時，近代的西方社會也發展出了一種不同於以往的資本主義形式，即自由勞動的前提下，理性的資本主義組織形式——儘管只是形式上的。在其他地方很少能夠看到這種形式。雖然不自由的勞動組織形式也曾達到過相當合理的程度，但只是存在於單獨的種植園內以及在古代奴隸社會的作坊中有著極其有限的表現。無論是封建貴族的采邑工場，還是強迫農奴勞作的家庭農場，這種合理性幾乎沒有得到任何發展。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除了西方，存在自由勞動力的家庭工業在其他地方是極個別的現象。通常在國家的壟斷企業（這並不等同於現代的工業組織）中，大量的使用日間勞動者才會催生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可也沒有產生我們中世紀就已存在的合理的學徒組織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