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刻苦地練習提琴，還是出於我自己的勉勵心的，先生的教授與忠告不過供給知識與參考而已。我在這音樂研究所中繼續練習了提琴四個多月，即便回國。我在那裡熟習了三冊提琴教則本和幾曲lightoperamelodies〔輕歌劇旋律〕。和我同室而同時開始練習提琴的，有一個出鬍鬚的醫生和一個法政學校的學生。但他們並不每天到會，因此進步都很遲，我練完第三冊教則本時，他們都還只練完第一冊。他們每嫌先生的教授短簡而不詳，不能使他們充分理解，常常來問我彈奏的方法。我盡我所知的告訴他們。我回國以後，這些同學和先生都成了夢中的人物。後來我的提琴練習廢止了。但我時時念及那位醫生和法政學生，不知他們的提琴練習後來進境如何。現在回想起來，他們當時進步雖慢，但炎夏的練習室中的苦況，到底比我少消受一些。他們每星期不過到練習室三四次，每次不過一二小時。而且在練習室中揮扇比拉琴更勤。我呢，猶似在那年的炎夏中和提琴作了一場劇烈的奮鬥，而終於退守。那個醫生和法政學生現在已由漸漸的進步而成為日本的violinist〔小提琴家〕也未可知；但我的提琴上已堆積灰塵，我的手指已漸僵硬，所贏得的只是對於提琴練習的一個艱辛嚴肅的印象。
我因有上述的經驗，故說起音樂演奏，總覺得是一種非常嚴肅的行為。我須得用了「如臨大敵」的態度而彈琴，用了「如見大賓」的態度而聽人演奏。彈過聽過之後，只感到興奮的疲倦，絕未因此而感到舒服。所以那個朋友拍著我的肩膀而說的話，在我覺得冤枉，不能首肯。難道是我的學習法不正，或我所習的樂曲不良嗎？但我是依據了世界通用的教則本，服從了先生的教導，而忠實地實行的。難道世間另有一種娛樂的音樂教則本與娛樂的音樂先生嗎？這疑團在我心中久不能釋。有一天我在某學校的同樂會的席上恍然地悟到了。
同樂會就是由一部分同學和教師在台上扮各種遊藝，給其餘的同學和教師欣賞。遊藝中有各種各樣的演，唱，和奏。總之全是令人發笑的花頭。座上不絕地發出哄笑的聲音。我回看後面的聽眾，但見許多血盆似的笑口。我似覺身在「大世界」「新世界」一類的遊戲場中了。我覺得這同樂會的確是「樂」！在座的人可以全不費一點心力而只管張著嘴巴嬉笑。聽他們的唱奏，也可以全不費一點心力而但覺鼓膜上的快感。這與我所學習的音樂大異，這真可說是舒服的音樂。聽這種音樂，不必用「如見大賓」的態度，而只須當作喝酒。我在座聽了一會音樂，好似喝了一頓酒，覺得陶醉而舒服。
於是我悟到了，那個朋友所讚歎而盼望學習的音樂，一定就是這種喝酒一般的音樂。他是把音樂看作喝酒一類的樂事的。他的話中的「音樂」及「彈琴」等字倘使改作「喝酒」，例如說，「你們會喝酒的人真是幸福，寂寞起來喝一杯酒多麼舒服！」那我便首肯了。
那種酒上口雖好，但過後頗感惡腥，似乎要嘔吐的樣子。我自從那回嘗過之後，不想再喝了。我覺得這種舒服的滋味，遠不及艱辛嚴肅的回味的甘美。
註釋：
「大世界」和「新世界」是當時上海兩個遊樂場的名稱。
二重生活
西洋文化用了不可抵抗的勢力而侵入中國來。同時中國文化也用了頑強的勢力而保住它的傳統。於是中國人的思想上，生活上，處處出現新舊文化同時並存的狀態。這叫做二重生活。譬如：這裡在組織小家庭，那裡在勵行九世同居。這裡在登離婚廣告，那裡在建貞節牌坊。甚至兩種狀態出現在一份人家裡，或者一個人身上，造成了種種的煩悶與苦痛。
大家只知道把年來民生的不安，歸罪於天災人禍，內亂外患等種種大原因上。殊不知除此以外，還有一種最切身地使民生不安的原因，便是這二重生活。它能使一般民眾左顧右慮，東張西望，茫然莫知所適從，始終傍徨在生活的歧途上。它能使各種言行得到成立的根據，各種罪惡找得到辯護的理由，以致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為了生活的方針而滿腹躊躇，煞費苦心；終於陷入盲從，遭逢失敗的，在近來中國的民間不知有幾千萬人呢！不說別的，但看二重生活上最小的一件事——陰曆陽曆的並存，已足夠使人麻煩殺了！
「誠於中，必形於外」，豈獨個人如此？社會也是這樣的。度著二重生活的我國的民間社會裡，處處顯露著時代錯誤的不調和狀態，形成了一個奇妙的漫畫世界。漫畫在最近的我國相當地流行，二重生活正是其主因。試閒步市街中，靜觀其現狀，必可發見種種二重生活的不調和狀態，可笑或可驚。流線型的汽車旁邊有時抬過一頂官轎。電車前面有時掮過兩扇「肅靜」「迴避」的行牌。水門汀的人行道上走著一雙釘鞋，霓虹燈的鄰近掛著六隻紅紗燈。鐵路旁邊並列著一爿石造的環洞橋。兩座高層建築的中間夾著一所古廟。……走進屋內：有時你會看見洋房的drawingroom〔客廳〕裡，掛著「天官賜福」，供著香爐蠟台和兩串紙做的金元寶。抽水馬桶間的對門，貼著「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黃紙條。若是冬天，你會看見頭戴大禮帽而坐在寧式眠床上的人；腳踏銅火爐而手捧水煙筒的人。若是喜慶日子，你會看見古代的新娘與現代的新郎，和穿洋裝行跪拜禮的人；若是為了病人，你還可看見西醫和道士一同走進這份人家呢。……
但這也不是我們中國特有的狀態。日本也是如此。在形式上，也可說在美術上，日本是東洋風最盛的國家。東方古代生活的種種樣式，例如席地而坐，木屐而行，以及男女服裝，禮貌等，在中國早已廢棄，在日本至今還奉行著。當明治維新，西方文化傳入日本的時候，他們社會裡的二重生活狀態，恐怕比我們現在的更加可笑又可驚呢。著名的浮世繪大家芳年的作品，就有譏諷當時的不調和狀態的繪畫。他畫明治初年的國會議員，身穿「羽織」（haori，日本的外套），腰束圍裙（hakama），而頭戴西洋的大禮帽，腳登西洋的皮鞋，成個滑稽的樣子。近代日本的美術論者，也有詛咒東京的二重生活的。例如：穿了木屐乘電車，古裝新娘與燕尾服新郎，洋風大建築與日本風古屋，鳥居（torii，木造的牌坊）並列，穿洋裝的人相見時跪下來行日本禮……他們說這東西洋風的並存，使街景不調和，使環境醜惡化，是「非美術的」。他們努力要求改進，要求調和，要求市街的美術化。住在現在中國社會裡的美術家，美術愛好者，和關心「市容」者，對於他們這種詛咒與要求，大約都有同感吧？
這種詛咒與要求固有正常的理由，但那種不調和相也是必然的產物。西洋文化用了不可抵抗的勢而衝進東洋來，不接受是不可能的。
然而誰能一掃東洋舊習，使它立刻全部西洋化呢？推美術家的心，似乎希望立刻全部西洋化，使人立在東京或上海的街上，感覺得如同立在巴黎或倫敦的街上一樣。否則，索性全部東洋風，使人住在現代社會裡，感覺得如同住在古代社會裡一樣。然而兩者都是不可能的。回復古代當然做不到；全部西洋化「談何容易」？即使「容易」，（註：憶某古人說，此容易二字不相連，乃何容二字相連，今強用之。）我們的鼻頭天生成不高，眼睛天生成不藍，皮膚天生成不白，這西洋化也是不徹底的，那麼生在現代中國的我們，對於這事應取甚樣的態度呢？我們將始終度送這種可笑的不調和的二重生活嗎？
不，我們的前途，自有新的道路正待開闢。這是東西洋文化的「化合」路，也可說是世界文化的「大同」路。物質文明發跡於西洋，但不是西洋所專有的，應是現世一切民族所不得不接受的「時代」的贈物了。現今我國所有各種物質文明的建設，大半是硬子子地從西洋搬運進來的，生吞活剝地插在本國土內。一切可笑的，不調和的二重生活，即由此產生。換言之，目前我們的生活中，東西洋文化「混合」著，所以有二重。須得教他們「化合」起來，產生第三種新生活，然後方可免除上述的種種醜惡與苦痛。進言之，西洋不永遠是先進民族。今後的世界，定將互相影響，互相移化，漸漸趨於「大同」之路。
我們對於各種舊習應該不惜放棄，對於各種新潮應該不怕接受。只要以「合理」為本，努力創造新的生活，便合於世界大同之旨了。聽說日本人曾有廢除其原有的文字而改用羅馬字橫排的提議。又有廢除美術學校裡的「日本畫系」與「西洋畫系」的分立而僅設一「繪畫系」的企圖。然而還沒有成功。記得中國也曾有少數人試用橫寫的、注音字母拼成的國音，然而沒有人顧問。這當然不是容易辦到的事。但我卻在這裡愚癡地夢想：置軍備，事戰爭，無非為了謀人類生活的幸福。誠能教世界各國大家把軍備和戰爭所用的經費如數省下來，移作未來的「大同世界」的建設費，這一定不難實現，全人類的生活一定幸福得多！世間的美術家一定歡慶尤深！可惜這只是我的夢想。
註釋：
硬子子，方言，意即生硬。
無常之慟
無常之慟，大概是宗教啟信的出發點吧。一切慷慨的，忍苦的，慈悲的，捨身的，宗教的行為，皆建築在這一點心上。故佛教的要旨，被包括在這個十六字偈內：「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這裡下二句是佛教所特有的人生觀與宇宙觀，不足為一般人道；上兩句卻是可使誰都承認的一般公理，就是宗教啟信的出發點的「無常之慟」。這種感情特強起來，會把人拉進宗教信仰中。但與宗教無緣的人，即使反宗教的人，其感情中也常有這種分子在那裡活動著，不過強弱不同耳。
在醉心名利的人，如多數的官僚，商人，大概這點感情最弱。他們彷彿被榮譽及黃金蒙住了眼，急急忙忙地拉到鬼國裡，在途中毫無認識自身的能力與餘暇了。反之，在文藝者，尤其是詩人，尤其是中國的詩人，更尤其是中國古代的詩人，大概這點感情最強，引起他們這種感情的，大概是最能暗示生滅相的自然狀態，例如春花，秋月，以及衰榮的種種變化。他們見了這些小小的變化，便會想起自然的意圖，宇宙的秘密，以及人生的根柢，因而興起無常之慟。在他們的讀者——至少在我一個讀者——往往覺到這些部分最可感動，最易共鳴。因為在人生的一切歎願——如惜別，傷逝，失戀，轗軻等——中，沒有比無常更普遍地為人人所共感的了。
《法華經》偈云：「諸法從本來，常示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這幾句包括了一切詩人的無常之歎的動機。原來春花是最雄辯地表出無常相的東西。看花而感到絕對的喜悅的，只有醉生夢死之徒，感覺遲鈍的癡人，不然，佯狂的樂天家。凡富有人性而認真的人，誰能對於這些曇花感到真心的滿足？誰能不在這些泡影裡照見自身的姿態呢？古詩十九首中有云：「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大概是借花歎惜人生無常之濫觴。後人續彈此調者甚多。最普通傳誦的，如：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李錡妾）
「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下略）」（岑參）
「一月主人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杯！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殘花昨日開！」（崔惠童）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岑參）
「越王宮裡似花人，越水溪頭采白蘋。白蘋未盡人先盡，誰見江南春復春？」（闕名）
慨惜花的易謝，妒羨花的再生，大概是此類詩中最普通的兩種情懷。像「春風欲勸座中人，一片落紅當眼墮。」「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便是用一兩句話明快地道破這種情懷的好例。
最明顯地表示春色，最力強地牽惹人心的楊柳，自來為引人感傷的名物。桓溫的話是一個很好的證例：「昔年移植，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在紙上讀了這幾句文句，已覺惻然於懷；何況親眼看見其依依與淒愴的光景呢？唐人詩中，借楊柳或類似的樹木為興感之由，而慨歎人事無常的，不乏其例，亦不乏動人之力。像：
「江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韋莊）
煬帝行官汴水濱，數株殘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劉禹錫）
「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華入漢宮？」（韓琮）
「入郭登橋出郭船，紅樓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羅隱，《煬帝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