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慧家體」、「定家用」、「光家體」、「燈家用」，以及《華嚴五教章》的「法界家實德」，「法性家實德」，此六例的「家」字，我至今還覺得都可用「的」字代替，都可以看作「的」字最早出現的形式。此說似較先生的說法為更簡易罷？請先生再斟酌斟酌。
先生提到明末的文人有推重神會和尚者，我想請先生看看錢牧齋《杜詩箋》卷十五《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中
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
兩句的長箋。牧齋讀書多，故他曾讀宗密的記錄，指出「貞元十二年楷定禪門宗旨，敕立荷澤為七祖」的記載，又引劉禹錫《送宗密上人歸草堂》詩云：「自從七祖傳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門。」他在此條箋注裡，依據《宋高僧傳》的《慧能傳》及王維《能大師碑》等，明定神會，直入東都，面抗北祖，致普寂之門盈而復虛的大功。他也承認《宋僧傳》說的「會自敘六祖宗脈，房琯作《六葉圖序》，」他說：「而後震旦六祖之傳始定。」這是他在300年前的結論，竟和我在300年後依據宗密及敦煌出土的新材料所得的結果差不多完全相同！錢氏說：
公【杜甫】與右丞【王維】房相【房官】皆歸心於曹溪，不許北宗門人躋秀而祧能者也。故其詩曰，「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
故他此條箋注很大膽的指出「七祖」是荷澤神會，而不是如李華諸人所說的普寂。
這一條長箋是牧齋最得意的一條，故他作朱長孺《杜詩輯注》序，即舉「天西采玉」及「七祖禪」兩條為注杜詩最難之例。他自作《草堂詩箋》序，又舉此二例。【皆見《有學集》卷十五】
牧齋的見解遠非袁宗道弟兄所能及，但後來注杜詩的人，如仇兆鰲，完全不能懂「七祖禪」的「錢箋」的創見了。
「錢箋」於「雙峰寺」一句下，曾引《寶林傳》一條，此條應是《寶林傳》第十卷中的文字，可見牧齋尚及見《寶林傳》十卷【祖庭事苑卷一，「曹溪註：《寶林傳》，唐儀鳳中居人曹叔良施地六祖大師居之，地有雙峰大溪，因曹侯之姓曰曹溪，天下參祖道者，枝分派別，皆其流裔】全本。金藏刻《寶林傳》時，已缺卷二及卷十。絳雲一火之後，我們只能盼望先生們努力「大索」一千多年前「請來」貴國的幾部《寶林傳》十卷全本的成功了。
匆匆敬問
起居
胡適敬上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崎嶇的，便不好。【《語類》九，10】
寫朱晦翁語兩條，寄贈入矢義高先生
胡適
我所以不贊成先生的「家」字說，只是因為尊說有是「說出來崎嶇」，不如「的」字說較為「平易」，較為自然。
之四
入矢先生：
幾個月沒有得著先生的信了，我盼望先生一切平安健好。
三月中，我因小病，在醫院小住十多日，現已完全能工作了。
在入醫院之前，我校寫了倫敦的S．6551，寫作《神會和尚語錄的第三個敦煌寫本：南陽和尚問答雜征義，劉澄集》，我在引言裡，特別向先生致謝意，並引了先生去年4月8日的來信的一段，及我答先生的4月22日信的一段。
此文後幅我附錄了《荷澤和尚五更轉》的各種敦煌本子，共有九本【北京、倫敦、巴黎三處】。其中最有趣的是先生去年5月6日信裡指出的S．6103，原題《荷澤和尚五更轉》的，我把S．2679與S．6103拼合照相，斷定這兩紙是同一個人寫的一紙，筆跡完全相同，內容正相銜接。於是我們不但確定了《南宗定邪正五更轉》是神會作的，並且確定了《荷澤和尚五更轉》原來是兩首。
今寄上照片一張，乞留作紀念。請先生看看S．6103與S．2679的筆跡相同到什麼程度！【看1行「涅槃」與23行「涅槃」。看1行「一更初」與14行「一更初」。2行與15行的「空虛」。3行與16行的「二更催」。1行、14行、15行的「真如」，8行與21行的「四更闌」。……】
這篇文字已交與《史語所集刊》31本發表，將來定寄抽印本乞正。【印成約在明年了。】
大谷大學的朋友們去年為鈴木大拙先生90歲大壽徵文，今年我寫了一文，題為《呼籲系統地調查多年散失在日本的唐代早期禪宗資料》，即是我在今年1月15【日】夜信上向先生說的意思，——促進「大索」的意思。
此文有一點關於《寶林傳》，我想貴友柳田先生也許感覺興趣。我指出趙城本《寶林傳》八卷第41品有房琯撰的《三祖璨大師碑文》，文中有云：
……自迦葉至大師，西國有七，中土三矣。至今號[大師]為三祖焉。
又銘辭有雲
……迦葉至我兮，聖者十人。
貌殊心一兮，相續一心。
這幾句話都可以證明此碑文是真的，確是神會請房琯作的。因為此碑文與銘文都根據神會最早提出的「西國以菩提達摩為第八代」的法統說。此說久已經過修改，久已被「西天二十八祖」的說法取而代之了，直到我的《神會和尚遺集》及《新校定的神會遺著兩種》出世，人們才知道神會最早主張的「西國八代」說，有兩個敦煌文件為證【巴黎的P．3485及P．2045】。《寶林傳》裡的法統說已完全是「二十八代」說；故第41品的題目是「第三十祖僧璨大師」章，卻歸示化品第四十一。《寶林傳》的編造者完全不懂得房琯碑文裡的法統是神會最早捏造的「西國以菩提達摩為第八代」的法統！故我們可以推知此碑文確是房官受神會之請而作的，決非《寶林傳》的編造者所能偽作。
此碑及銘皆可作神會的「西國八代」說的旁證，甚可寶貴。此意請轉告柳田先生，又可以助證「大索」之真不可緩了。
我的英文原稿，如先生要看看，當打一抄本寄上。原文已寄大谷大學的山口益先生了。
前承先生允為代覓《續藏經》一部，並承托朋友打聽，承托京都的匯文堂書店主人幫忙，我十分感謝。但不知現時已有好消息否？上次我在1月15[日]夜信上說：《續藏經》我願意出日金50萬圓左右的價錢。如匯文堂能尋得此書，我願意出日金60萬圓。此事千萬請先生促成。我7月初又須出國一次，故甚盼先生能給我一個回信。
我住在台北郊外的南港，故甚盼望有一部《續藏經》在身邊。書價稍高亦可勉力，要在得此書也。
匆匆敬祝
起居百福
胡適敬上
之五
入矢先生：
謝謝先生4月26日的信，謝謝先生贈我的照片。
《續藏經》事，蒙先生留意，我特別感謝。
我為大谷大學寫的英文論稿，正在複製幾份副本，日內即可寄二份請教。
肯尼迪教授也是我的朋友，見面時請先生致意問好，問他何時來台北。
柳田先生的文字尚未寄來，我也很想拜讀。至於「西國二十八祖」傳說的演變，我曾發表過文章——如《神會傳》的第三章之類，——大概我的看法是，「神會的西國八代說是造作最早的法統偽史」。「二十四代說，二十五代說，二十八代說，二十九代說，以至五十一代說，都是根據於同一錯誤：即是誤認達摩多羅與菩提達摩為同一個人。」二十八代說的師子比丘以下各代有兩種大不同的名單，忽滑谷快天早已指出了。我從前頗疑《景德傳燈錄》的二十八祖是契嵩追改的。但近年我細讀《寶林傳》，我才相信《傳燈錄》的二十八祖說完全是《寶林傳》、《聖胄集》等等偽書裡早已形成，早已決定的了。
所以，我很想看看貴友柳田先生對於這個問題如何看法。
【以上是5月初寫的。信沒有寫完，我的右手中指傷了筋，十多天不能寫字，所以擱下了。乞恕。但在此時期，英文拙稿已有抄本了，今寄上一份，乞指正。胡適5月26日】
先生說了，斷定《荷澤和尚五更轉》是神會作的，此事還待「仔細的斟酌」。先生又說，「我不知神會時代的歌曲是否已發達到這樣複雜的『定格聯章』形式。」
先生懷疑之點，我從前也曾懷疑過。我在1925年寫《詞的起源》，曾有結論，大致說：
長短句的詞調起於中唐。……
白居易作《憶江南》的長短句，劉禹錫依此曲拍，作《春去也》詞，題云：「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這是填詞的先例。【參見胡適的《詞選》附錄的《詞的起源》；此文又見於《胡適文存》第三集，上海版及台北版。】
我現在完全承認敦煌出來的《荷澤和尚五更轉》兩首【S.6103S．Z679】是神會作的，我的理由有這些：
【1】我在《史語所集刊》29本，頁836—839，已指出，此中第二首【P．2045】的思想內容與《南陽和上壇語》的思想是「互助發明」的。我舉了兩例：一是第二更的「處山谷，住禪林，人空定，便凝心。一坐還同八萬劫，只為擔麻不重金。」此可以同《壇語》「須陀洹在定八萬劫，……住在定中劫數滿足，……發菩提心，同今日知識發菩提心不別」【《集刊》29，830】言語相比較：這是神會反對坐禪的革命思想。二例是第四更的「法身體性不勞看。看則住心便作意，作意還同妄相團」，試比勘《壇語》「以不見性，故言深遠；若了見性，即無深遠。」【《集刊》29，832】，可知這也是神會的一個特殊見解。【擔麻不重金的故事見《長阿含經》卷七《蔽宿經》】故我從思想內容上承認第二首五更轉是神會作的。
【2】第一首《五更轉》【S．6103s．2679】的思想也很像神會的見解，例如第一更的「莫作意。……何勞端坐作功夫？」又如第三更的「莫作意，勿凝心。」
【3】敦煌的S．6103S．2679原題《荷澤和尚五更轉》，這已是很【夠】重要的證據了。更可注意的是先生的「其澤」字與「和」字之間，用硃筆旁寫著「寺」字，可「五更」兩字之右旁，硃筆寫著「神會」兩字，可算作一證。【先生原信。1959．5．6】先生試依硃筆添注的狀態，重寫此標題，就成了這個樣子：
「荷澤寺神會和尚五更轉」
「寺」字與「神會」二字同是硃筆，所以須隔的如此之遠者，只是「抬頭」表示尊敬之意。如P．9045《壇語》的原題是這樣的
「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真了性壇語」
這都是「抬頭」表示敬意。這種「抬頭」示敬的寫法，其底本大概寫在本人生存的時期，至少我們可以說其底本大概寫在本人還在被人崇敬的時期。所以S．6103的墨筆標題最足以證明這兩首《五更轉》是神會的作品，似無可疑。
以上說明，敦煌出來的證件使我們不能不承認那位死在寶應元年【762】，年93歲的神會確曾做了兩首《五更轉》，每首五章，總共十章，曲拍完全相同。這就是說，盛唐時期已有依現成的曲拍「填詞」的事實了。
神會最活動的時期是開元、天寶時代【713—755】，故我們可以說，開元、天寶時代確然已有依現成的曲拍作曲的風氣了。
所以，我的新結淪是：
現在我們看敦煌出來的各種佛曲，特別看那流傳最廣的神會和尚的《五更轉》，我們不但可以相信開元、天寶時代已有依照當時最流行的曲拍作佛曲的風氣，我們並且可以相信那樣填詞作曲的風氣可能比開元天寶還更早，可能是人們歌唱的普通作風，並不限於教坊的樂工，也不限於歌妓舞女，也不限於佛教的和尚尼姑。凡是好聽的曲子，凡是許多人愛聽愛唱的調子，總有人依照那曲調編造新曲，那就是「填詞」了。【胡適《神會和尚語錄的第三個敦煌寫本》，《史語所集刊》外編第四種，頁28以下】。
我在此文裡，也提到各種敦煌本《五更調》或《五更轉》，如：
【1】五更調艷曲P．2647【劉復《綴瑣》二七】
【2】維摩五更轉S．2454
【3】《無相五更調》P．6077
【4】《太子五更轉》P．2483【劉復三六】
【5】《歎五更》【羅振玉《零拾》五】
我也提到了許國霖抄的《五更調》【周字七十】與劉復抄的《南宗贊》【P．2763】，與倫敦的【S．5527】。這一首《五更調》，我也參校寫定了。此曲題作「南宗贊」，但思想不近於神會，例如第一更有「行住坐臥常作意」即與神會的「無念」「莫作意」相反。我暫定此首是「後來的和尚套神會的《南宗定邪正五更轉》做的佛曲」。
至於這些佛曲，我的結論是：